“这个飞贼,
有你想象不到的狡猾,
你以为他是鼠,
到跟前才发现他是雀。”
命案1948年12月16日深夜,刚解放的济南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命案现场“庆风金店”距离济南市公安局刑警队部只有100米,敢在刑警的眼皮子底下实施抢劫杀人,可见凶手不是一般人。
接到报案,刑警队长张允贵带队火速赶到案发现场。
现场惨不忍睹,庆风金店的老掌柜身中两刀,头朝东,脚朝西,倒在血泊之中,死者的鞋被扔得远远的,身上穿的睡衣已被血浸透。尸体的不远处,室内保险柜的门大开着,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共计损失黄金4两,金耳环11副,金表1只,金戒指1包,国民党发行的现钞50万。
让张允贵感到震惊的是,在死者头颅的旁边居然放着一个痰盂,痰盂旁边有十多个烟蒂,痰盂里有令人作呕的大小便。金店伙计告诉张允贵,老掌柜平日不抽烟,室内的痰盂是用来吐痰用的,烟蒂和痰盂里的大小便肯定是凶手留下的。
听到这些信息,再看现场,张允贵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罪恶变态的画面:凶手杀死老掌柜后,故意把痰盂摆在了尸体旁边,然后对着尸体撒尿,坐在痰盂上抽烟、大便。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允贵认为有两种可能:要么与老掌柜有仇,这么做是为了泄愤;要么就是一种嚣张作恶的习惯,如果是这样,凶手就是个邪恶惯犯。
张允贵一边寻思着,一边继续朝里走。
走到写字台前,张允贵再次感到了凶手的嚣张,写字台上并排放着三个子弹壳,大方桌上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光明正大。刘吉作”几个大字。
“这是公然向公安机关挑衅!”张允贵愤怒地扫视着眼前的情景。
这个时候,外边传来了男人的哭泣声。
张允贵问:“谁在哭?”
现场刑警桂树怀说:“金店少掌柜的,他是目击证人。”
张允贵说:“这里血腥味太重,把少掌柜带到队里录口供。”
到了刑警队,张允贵给金店少掌柜倒了一杯茶,但他根本端不起茶杯。据少掌柜哭诉,深夜1时许,他在睡梦中忽然听到老掌柜惊呼一声,随之就是一声巨响。他吓坏了,连忙将洗脸盆摔到地上,想以此壮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一声枪响,他刚想躲,匪徒已经持枪闯了进来,他用毛巾包头,黑布蒙嘴,根本看不清真面目,样子非常吓人。
进屋后,匪徒拿枪顶着少掌柜脑袋,威胁说,“不准动,外面有人看着,动就打死你,金柜钥匙拿来,把头蒙上。”少掌柜不敢不从,赶忙交出金柜钥匙,把头蒙上。匪徒在老掌柜屋里待了很久,天快亮了才没动静,少掌柜壮起胆子过去看,老掌柜已经被杀死,地上的血淌了很久。
张允贵问:“凶手是几个人?”
少掌柜说:“我只看到一个,但总感觉门边还站着人,我蒙着头不敢动。”
张允贵问:“老掌柜平日有仇家没有?”
少掌柜说:“老掌柜好善乐施,不可能跟谁结下血仇。”
张允贵问:“这些天金店来没来过不寻常的人?”
少掌柜说:“没注意。”
张允贵问:“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刘吉的人?”
少掌柜说:“不知道。”
少掌柜的口供,除了悲惨与恐惧,几乎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张允贵决定从“刘吉”这个名字查起,通过仔细摸排,很快有了结果,济南全城共有十几个叫刘吉的人,经过调查取证,除了正在坐牢的一个叫刘吉的犯人有抢劫的前科,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均得到了排斥。
这个叫刘吉的犯人虽然刚关进来不久,但案发时确实在牢里,根本不具备作案条件,那留在案发现场的字条该怎么解释呢?
直觉告诉张允贵,这里一定有名堂,于是立即提审牢中的刘吉。
牢中的刘吉一听自己被牵扯进了一桩命案,并且还在现场留下了字条,便一口咬定,毫不犹豫地说:“这肯定是李圣五干的,他和我有仇,想嫁祸给我。这个人,诡计多端,坏透了。”
飞贼李圣五这个名字,张允贵并不陌生,此人江湖号称“李燕子”,济南城没解放前,关于他杀人越货的传说很多,坊间盛传他是“燕子李三”在世,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一个亵渎死人的恶贼,一个抢劫杀人后还要栽赃陷害的混蛋,怎可能是侠盗?
通过查阅日伪时期留下的有关李圣五的许多材料,尤其是他作案的特点,不止一次地杀人后在犯罪现场抽烟、大小便,张允贵认为牢中的刘吉没有乱说,“庆风金店”命案多半就是李圣五犯下的。鉴于命案刚刚发生,李圣五又自诩为江洋大盗,所以他很有可能就藏匿在济南城里,并没有逃离。
张允贵虽然刚从作战部队调到济南市公安局不久,但他的脑子灵活,见山知道寻梯,遇水知道架桥。当时,济南市公安局有不少留用的敌伪人员,其中有一些可能还见过李圣五的真容,有同志建议使用这些人去追踪、盯梢、蹲守,张允贵却认为这些人有胆怯的毛病,很怕过去的恶人,在这件事上并不可靠,弄不好还会暗中通风报信,打草惊蛇。
那侦察怎么搞下去呢?
张允贵想到了一个高招,发动济南市面上的三教九流,唱戏的、说书的、算命的、耍猴的、摆摊卖货的、走街串巷的,去充当特殊侦察员,这些人多数是穷苦出身,在旧社会受人欺凌,对新社会感情真挚,只要相信他们,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帮忙。
张允贵的这一招十分奏效,1949年元月15日,一个说书的赶来报告:“李圣五窝藏在南关舜井街14号。”
得到这个重要线索,张允贵带着陈凯、张元光、端木几位刑警化妆成青岛来的“阔商”,走大街,串小巷,拐了很多弯子,悄悄地摸到了舜井街14号。
这是一座单门独户的小楼,只有前门,没有后门。
摸清楚现场情况后,张允贵、张元光在门两边警戒,陈凯、端木上前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大门“吱”地一声开了一条缝,里面伸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脑袋。
陈凯有备而来地问:“请问陈先生住在这里吧?”
门缝里的中年男人冷冷地回答:“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
陈凯更进一步地说:“我们是做生意的,和李先生是把兄弟,劳驾开门说话。”
门缝中的中年男人试探性地问:“你们从哪里来?”
陈凯回答:“青岛来的。”
门这时打开了一些,中年男人一双贼眼警惕地上下打量着,见陈凯、端木穿着讲究,像个“阔商”,态度便缓和了一些,但随后他并没有领陈凯、端木进门,而是横在门口盘问了许多,从青岛过来坐的什么车?几点上的车?中途都经过了哪些站?在哪一站下的车?多少钱的车票?
陈凯对答如流。
中年男人没有看出破绽,终于开了门,然后说了一声:“你们等一等。”
说完,中年男人转身上了阁楼,陈凯朝端木使了一个眼色,两人悄悄地跟了上去。
中年男人转脸看了一下,没说什么,又上两步楼梯,嘴里说道:“李先生,有朋友找······”
话音还未落下,陈凯、端木已持枪站到了李圣五面前。
李圣五显得十分沉着,笑着说:“兄弟,不要和我过不去吧!”
陈凯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李圣五说:“好,好,好,走一趟。”
说着,即大步下楼。
陈凯端着枪大喝一声:“站住!”
端木连忙上去搜身,然后捆住了他的双手。
这个时候,李圣五显得很沮丧,摆出一副束手就擒的顺从样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陈凯和端木。
两人押着李圣五出了门,张允贵将李圣五上下打量了一番,见李圣五如同一只过街老鼠,也放松了警惕。
四个人押着李圣五走到普利门大街时,迎面突然开来一辆洋车,就在四人的注意力被洋车吸引的一刹那,李圣五突然挣脱束缚,迅速从裤裆里掏出一只小手枪,朝他左边的端木连开三枪。
普利门大街是当时济南最繁华的街道,店门密集,车水马龙,李圣五的枪声一响,市面上顿时乱了套,许多小摊子被恐慌的人流撞翻在地,张允贵等人怕伤及无辜,不敢开枪,就这样,李圣五趁乱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脱了。
陈凯责备端木:“你是怎么捆的?身上藏着枪,怎么没搜出来?”
端木懊恼地说:“这家伙太贼了,装怂骗了我,他把枪藏在裤裆里,就那里我没搜。”
告密李圣五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裤裆里掏枪的方式制造混乱成功逃脱之后,张允贵总觉得这个飞贼像戏台上猥琐的小丑,他穿着一身邪恶的黑衣,身上有无数的口袋,你不知道下一秒,他的贼手会伸进哪个口袋,掏出什么东西。
这个感觉不由地让张允贵绷紧了神经。
一天晚上,张允贵在刑警队值班,屋里的电灯突然断电,几个接收过来的旧人员以为是李圣五杀上门来了,竟吓得惊叫不已,这一幕让张允贵既感到震惊,又感到愤怒。
张允贵痛斥旧人员:“一个恶贼,把你们吓成这样,像什么话!”
旧人员战栗着说:“李燕子想捅刀子,你怎么转身都没用!他比鬼难捉,比鬼吓人!”
从幽黑的办公室走出来,张允贵抬头望向阴沉的夜空,他倒希望断电是李圣五的挑衅,这样至少证明他还在济南城,纵使他再狡猾,但邪不压正,他越是叫嚣,越是自取灭亡。
然而,随着日夜侦察,走街串巷,张允贵逐渐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济南城几乎翻了个遍,还是一点线索没有,恐怕这个恶贼已经从济南逃走了,老鼠好捉,雀鸟难捕。真要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一连几天,张允贵辗转反侧,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预兆出现了。
这天夜里,刑警队侦察组组长端木兴冲冲地跑进来报告:“队长,李圣五有下落了。”
张允贵听了,腾的从床上弹起来,迫不及待地问:“在哪里?”
端木说:“藏在徐州的一个女戏子家里。”
张允贵问:“怎么查到的,快说说。”
端木说:“有个原国民党师长,徐州解放后和李圣五狼狈为奸,合伙做生意,搞盗窃,前几天在济南被抓了,为了立功赎罪,他主动交代了和李圣五的关系,接头地点,还有李圣五的藏身地点。”
张允贵认真地听完,严肃地问:“你认为敌师长说的可信吗?”
端木说:“是他主动交代的,我觉得可信。”
张允贵认为端木的分析有道理,于是连夜把二次抓捕李圣五的方案上报局领导。
局领导看了报告,立即召开会议。
会上,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同志认为敌师长的口供不可信,理由是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逃到已经解放的徐州,不去还没解放的南京。南京和徐州很近,逃到南京,显然对他更有利。
张允贵解释说:“敌师长说他藏在一个女戏子家中,这可能是他逃去徐州的原因,那里有他相好的。”
有的同志又提到了敌师长能不能信任的问题,万一他与李圣五暗中勾结,蓄意欺骗,我们的损失就大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解放前,李圣五就跟一个叫杨同光的国民党军官合伙在舜井街开了一家粮油店,每次李圣五杀人越货,国民党的警察局为什么总是抓不到人,就是有人暗中在帮他,不仅通风报信,而且还找些说书的专门吹嘘,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本事。
李圣五与国民党军官过去暗中有勾结,这些情况张允贵是知道的,但这个敌师长的情况不一样。
张允贵进一步解释说:“据我们了解,这个敌师长欠李圣五一笔巨款,而且是有期限的,他深知李圣五心狠手辣,到期不还很可能对他不利,这种情况下,他与李圣五几乎没有勾结的可能,他希望李圣五早日被抓,那样他的欠债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另外,一个没有南逃的国民党师长,想用告密的方式给自己留一条活路,这也是可以理解,说得通的,况且他还愿意以妻儿为人质。”
张允贵的分析判断,得到了局领导的支持,二次抓捕方案很快获批。
因为有上一次抓捕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一次,张允贵显得特别谨慎,他向参与抓捕行动的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总要求,就是稳。
这次抓捕行动,最关键的就是一同前往徐州诱使李圣五现身的敌师长。敌师长告诉张允贵,每次他与李圣五见面,都是在徐州天桥,李圣五相好的戏子,平常就在那里唱戏,他只知道李圣五藏在那个戏子家中,但那个戏子家住何处,他并不清楚。现在要诱李圣五现身,只有一个办法,到天桥去找那个戏子。
张允贵说:“为免打草惊蛇,你一个人去见女戏子,就说有笔生意要找李圣五谈,地点不要换,还在天桥。”
敌师长问:“你们准备在天桥抓人?”
张允贵简单地点点头。
他的这个简单点头内涵很深,为防敌师长临阵反水,他没有告诉敌师长真正的抓捕方案并不是在天桥,而是在女戏子的家中。也就是说,在敌师长与女戏子见面的时候,抓捕小组将埋伏在附近,认清女戏子后,再跟踪尾随,直到锁定李圣五的藏身地。
按照张允贵的方案,抓捕小组顺利抵达徐州后,敌师长刻意装扮了一番,叫人一看就是刚发了横财的样子,然后去了天桥。
在天桥,女戏子在人群中很快发现了敌师长。她先是一惊,继而平静如常,和敌师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敌师长心领神会,便从人群中挤出来,跟着去了一家茶馆。
两人一落座,女戏子将敌师长上下打量了一番,没有主动说话。
敌师长说:“最近有笔好生意,一个人干不下来,要找李圣五一块干。”
女戏子说:“你来的不巧,他几天前刚走。”
敌师长问:“去哪里了?”
女戏子说:“不知道。”
敌师长又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女戏子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敌师长见女戏子一问三不知,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喝了一口茶之后,便失落地走掉了。
回来之后,敌师长将会面的情况向张允贵做了如实汇报,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引起女戏子的怀疑,李圣五可能真的不在徐州。
听到这个情况,张允贵问敌师长:“以前你有没有主动找过李圣五?”
敌师长说:“有过。在徐州,都是通过这个戏子。”
张允贵说:“那就好。”
通过观察,张允贵认为敌师长没有说谎,女戏子一问三不知,这里面带着警惕性,这种警惕性恰恰说明李圣五很可能就藏在她的家里,否则的话,她应该松弛很多。
得出这个结论,张允贵对埋伏在天桥,由端木带队的跟踪小组充满了期待。
与张允贵预判的不一样,端木很晚才回来。
张允贵问:“遇到情况了吗?”
端木说:“一切顺利,摸到地方了。”
张允贵追问:“你认为李圣五藏在那里吗?”
端木说:“不好说。”
这时候,张允贵将敌师长与女戏子见面的情况向端木做了介绍,端木听后有些失望地说,这么说的话,李圣五可能真不在徐州,否则的话,女戏子应该早点回去报信才对。
张允贵没有说话。
他的沉默中充满了怀疑。
女戏子的一问三不知,真的正常吗?
交锋当对手诱导你向东边走的时候,你要更加注意西边。
这是一位老前辈告诉张允贵的。
因为觉得女戏子有问题,张允贵没有草率地从徐州撤离,而是亲自带队埋伏在了女戏子家附近。通过仔细观察,张允贵明确了一点,女戏子的家中没有藏人,李圣五可能真的已经逃离了徐州。
但张允贵并没有因此而撤走,他觉得一切还没有见底。
就这样一直埋伏蹲守了三天,就在大家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情况出现了。
1949年6月的一天,夜幕降临后,张允贵突然看见一个黑影一闪,接着女戏子家的门就被轻轻敲开了。
端木问:“黑影子很像李圣五,抓不抓?”
张允贵说:“不要慌。错了就晚了。”
端木虽然觉得黑影子像,但还是不能肯定,于是死死地盯着,没有轻举妄动。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黑影子突然从女戏子家出来了,只见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很难看清脸。
黑影子出门后,向四周打量了一番,跟着向西边去了。
张允贵在原地留了一个人,带着端木,跟了过去。
凭直觉,张允贵觉得走在前面的黑影子缺乏警惕性,并不像李圣五,但端木却觉得背影非常像李圣五。
难道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了,开始出来活动了?
带着种种疑问,张允贵一路跟踪到一家旅馆。
这时候,夜更加深了,张允贵觉得到了决断的时刻。
等黑影子上楼后,张允贵走进旅馆,亮明身份,要求查看旅客登记信息,并向旅馆老板仔细询问了刚才上楼旅客的详细情况。
旅馆老板指着旅客登记簿对张允贵说:“这人是从济南过来的,说是做生意的,我看不像,倒像是躲仇家的,平常不怎么出屋。”
端木听到这些,有些兴奋。
张允贵也认为,此人就是李圣五的可能性很大。
这时候,端木又问:“抓不抓?”
张允贵说:“抓。”
因为知道李圣五手里有枪,身上还有功夫,张允贵不敢贸然行事,他在现场制定了一个抓捕方案,让旅馆门房去送水,他和端木跟在后面,门开之后,发动突击。
一切比张允贵预料的顺利,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黑影子听声开门后,毫无防备,张允贵持枪冲进去后,一把就将他撂倒,但抓起头来一看,却根本不是李圣五。
在现场,张允贵突击审问这个神秘的黑影子:“刚才去那女人家干什么?”
黑影子一口咬定,他是女戏子的老主顾,去她家是干那事。
张允贵不相信有这样的巧合,随后将黑影子押到了徐州市公安局。
在审讯室里,起初黑影子很顽固,后来突然变得嚣张起来。
他叫嚣说:“李燕子是我大哥,我就是个探路的,我去了没事,他才会去。你们全都上当了,就在你们抓我的时候,李燕子就在隔壁房间。你们是斗不过他的,你们等着瞧,他会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带着他的女人,还有金银珠宝,远走高飞。”
反噬黑影子的口供,不是坦白,而是羞辱。
张允贵认为,黑影子的有些话可以相信,比如说他给李圣五探路,但是另有一些话,黑影子没有说的必要,比如他一再说李圣五会带着那个女人,远走高飞。
这会不会又是李圣五的另一个把戏?
把你往东引,他却往西去。
二次抓捕再次失败后,小组内部讨论,端木主张死盯那个女戏子,如果李圣五真的像黑影子说的那样,会带着这个女人远走高飞,他一定会去找她,这是抓捕的最好机会。
抓捕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敌师长,都认为端木的判断很对。
但张允贵总觉得这里有陷阱,但是陷阱在哪里,他不知道。
思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张允贵对端木等人说:“接下来我们分成两组行动,端木带一组盯死女戏子,我带一组继续蹲守女戏子的家。”
对于这个决定,大家都感到意外,理由是二次抓捕已经打草惊蛇,李圣五不可能再去女戏子家里。
张允贵认为大家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越是这样,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东边的时候,他越是觉得在西边留人更加的重要。
很快,女戏子出现了异动。
一天清晨,女戏子提着一个大号的行李箱,行色匆匆地出了门,看样子像要潜逃。
端木认为,李圣五一定是通过在天桥活动的某个人跟女戏子联系上了,看来他们要出逃了。
张允贵分析说:”以李圣五的狡猾程度,他不可能在徐州跟女戏子会面,两人一定是约好了,分头前往某个地方。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任务,就是紧紧盯着女戏子,争取通过她抓到李圣五。现在我们分派任务,端木你这一组,负责紧盯女戏子,我带另一组留守。“”
听到这个安排,端木很惊讶地问:“他们都准备逃了,还有什么蹲守的价值?”
张允贵说:“对付狡猾的人,不能只顾一头。”
端木问:“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抓人?”
张允贵说:“跟到地方,一周之内李圣五没出现,可以抓人。还有一种情况不要犹豫,如果女戏子把你们引到闹市,不要犹豫,直接抓人。”
对于张允贵的这个安排,端木大概明白其中的用意。
女戏子此行的目的地是青岛,到了地方,极端的情况随即就出现了,女戏子下午下了火车,直接去了青岛闹市。
端木知道如果两人在闹市寻机会面,李圣五故技重施,开枪制造混乱,两人很可能会趁机溜走,所以端木当机立断,在青岛闹市对女戏子实施了抓捕。
女戏子被抓后,态度跟黑影子如出一辙,一开始装作无辜,随后嚣张异常。
女戏子对端木叫嚣说:“你们真是蠢!该等我给李燕子留下平安到达的记号后,你们再动手啊!看不到我的记号,李燕子是不会现身的。”
端木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允贵,张允贵觉得女戏子的表现有些反常。
她究竟是真的沉不住气?
还是另有所图?
想到这里,张允贵指示端木,看看能不能撬开女戏子的嘴,说出怎么留记号之类的关键线索。
在审讯室,女戏子的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说李燕子一定会来救她,一会儿说李燕子死也不会抛下她,但说着说着,女戏子突然又哭起来,哭到最后,她居然把什么都说了。
得到这些关键线索,端木极为兴奋,立即向张允贵报告说,女戏子已经交代怎么留记号,他们已经把记号做好,三天之后,李圣五就会出现,到时候叫他插翅难飞。
奇怪的是,听到这些,张允贵却兴奋不起来,相反,他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这是一个喜欢故弄玄虚的恶贼!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女戏子的表现太反常了。
难道,她千里迢迢地跑到青岛,就这么轻易地把李圣五给卖了?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女戏子也是李圣五的一枚棋子?
这时候,张允贵突然想到了敌师长提供的一条线索,李圣五盗窃抢劫的金银珠宝,很多都藏在这个女戏子家里,但是端木搜查女戏子的大号行李箱,并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调虎离山!
当张允贵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仿佛突然间推开了一道门,而门里站着的那个人正是李圣五。
随后的三天,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李圣五将如何跟女戏子面见的时候,张允贵围绕女戏子的家布下了一张大网。
第三天的凌晨,女戏子家的门锁被悄然打开了。
一个黑影闪进屋里。
就在他钻进床底收拾金银珠宝的时候,张允贵已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他······
落网后,李圣五问张允贵,怎么猜到的?
张允贵说,花招耍多了,就露馅了。你放不下的根本不是人,而是不义之财。
1949年7月7日,李圣五因罪大恶极,欠下十几条人命,被公开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