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宋社会固有的“三冗”弊政，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陷入了衰败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国家重新繁荣起来，北宋朝廷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改革的意见。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这两次改革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却给北宋社会和中国古代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很多，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首的保守派成为阻碍变法的中坚力量。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在保守派中有一位大臣叫范纯仁。他是庆历新政主持者范仲淹的儿子，居然也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

众所周知，范仲淹作为宋仁宗赵祯时期的名臣而名垂青史，他甚至被誉为宋朝第一完人。史书上给了他无数的赞誉，比如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等等，其中改革家便是比较重要的一项。他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主持了庆历新政，力图通过变法改革来解决“三冗”问题带来的弊政，恢复宋朝的国力发展，解决朝廷和国家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可由于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权贵势力的破坏，这场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辞去参知政事的职位外放地方后，一两年时间內庆历新政的措施逐渐被废除，国家又恢复到疲敝的状态。

尽管庆历新政失败了，但范仲淹为国为民的奋斗依然得到了历史的认同，被认为是宋朝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力图通过变法改革来解决国家弊政，改变老百姓艰苦的生活环境，削弱权贵保守势力集团掌控的权力，让国家走向富强的努力，成为后来者奋斗的理想。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虽然措施与庆历新政有所差异，但其初衷与范仲淹无异，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继承了范仲淹的奋斗目标，继续走上了与权贵保守势力集团斗争的道路。可是作为改革家的儿子，范纯仁却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让人疑惑不解。

范纯仁的政治理念为什么与父亲范仲淹背道而驰，反而与迫害其父亲的权贵保守势力集团站在同一阵营呢？要回到这个问题，得从范纯仁和范仲淹不同的人生经历说起。范仲淹的家族在历史上非常著名，他的出身非常显赫，但童年的人生却极为悲惨。范仲淹的远祖是东汉时期江夏八俊之一的范滂，与刘表、张俭等人并称，后受到党锢之祸的牵连而被处死。他的近祖范履冰是唐睿宗李旦时期的宰相，后来被酷吏来俊臣、周兴污蔑忤逆武则天二倍处死。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复位后恢复了范履冰的名誉，并且追封为世袭上柱国。

因此在整个唐朝时期，范家都是非常显赫的，在朝廷中出了不少名臣。范仲淹的父亲早年在吴越国当官，后来跟随吴越王钱俶降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运气很不好，他出生的第二年父亲便去世了。由于他是第三子，母亲谢氏孤苦无依，不得不带着不到两岁的他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到了朱家后范仲淹改名朱说，开始了普通平民的生活。朱家不是富户，生活比较艰苦，范仲淹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学长大。后来他去南都应天府投到睢阳先生戚同文门下，开始儒家经典的学习，几年后便参加了科举考试。

当时范仲淹以“朱说”的名字参见科举，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官居九品。范仲淹当官后便把母亲接到身边，用朝廷俸禄奉养母亲，生活环境才渐渐好转。直到母亲去世后，范仲淹才认祖归宗，恢复了范家的本名。由于是在贫民家中长大的，范仲淹自小直到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所以对老百姓非常同情，从小就立志改善老百姓艰苦的生活条件。他在朝廷做官是多次为民请命，即便是面对宰相吕夷简也硬刚不退，因此多次遭到权贵保守势力集团的贬谪和迫害。

即便如此范仲淹也是初心不改，坚持为国为民的理想，多次上书宋仁宗赵祯提出改革的议案。庆历初年的时候，“三冗”问题和辽夏等边患日渐严重，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赵祯下定决心改革，便接纳了范仲淹的提案，于是这便有了庆历新政。这次改革的出发点是从吏治开始的，然后从农业经济政策一直衍生到国家和军事制度。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条改革意见，除了府兵法没有被通过外，其他都被赵祯颁布下发。

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吏治方面最为主要的便是官员选拔政策，而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夏竦等权贵保守势力官员的反对。举个例，宋朝的官员选拔不只有科举一条路，还是家族恩荫、权贵推荐、世袭继承等各种办法。范仲淹认为除了科举之外，其他的做官门路都是侥幸的，对科举是不公平的，所以必须取消。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权贵们推荐和恩荫自家子弟做官的路子，所以被朝廷上下的权贵反对。由于这些反对的权贵势力太大，再加上他们用了一些污蔑造谣的手段，搞得朝野舆论沸腾。宋仁宗赵祯扛不住压力，庆历新政只能无疾而终。

与范仲淹坚决反对侥幸做官之路，坚持科举做官不同，范纯仁却是侥幸做官的受益者。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他出生时范仲淹正在应天府宁陵县为母亲守丧，被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看重，执掌应天书院教席。第二年范仲淹守丧结束，上书朝廷提出改革意见，宰相王曾对此极为赞赏。当时晏殊调任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他联名王曾向朝廷推荐了范仲淹。于是范仲淹调入朝廷，出任秘阁校理。范纯仁就是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中长大，是典型的官宦子弟。他与范仲淹的弟子们关系极好，与朝廷各家官员的子弟也有密切的往来和私交。

因为生活环境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父子俩对于劳苦大众的看法就不一样。范仲淹来自于平民之中，对劳苦大众非常同情，对于权贵对老百姓的盘剥感同身受，可以说是切肤之痛。范纯仁在父亲的庇佑下长大，不会有这种深刻的体会。从他出生后范仲淹的官路平步青云，到了范纯仁八岁时已经是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也就是在这一年，范纯仁因为范仲淹的高官待遇得到了第一个官职，太常寺太祝。这个官职其实就是吃空饷，是宋朝朝廷给重臣的优厚待遇之一。而这种待遇却是范仲淹一生反对，并且多次上书想要改变的。

范纯仁得到太常寺太祝的制度叫做恩荫，是侥幸做官的一种方式。有了这个官职保驾，他就算考不上进士也能吃一辈子空饷，不至于饿死街头。如果他参加科举，走的是官宦子弟的别投试。这种考试是官宦子弟的特殊待遇，题目比普通科举简单，录取名额更多，而授官还占有优势。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太多，宋朝才出现了“冗官”和“冗费”两大弊政。范仲淹在改革中提出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想逐步解决弊政的问题。但是范纯仁却是这种弊政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从心里就不愿意取消这种特权待遇，所以与范仲淹的政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自请辞相，对朝廷和皇帝感到非常失望，离开了东京汴梁城，辗转各地做官。而这一时期范纯仁则考中了进士，却拒绝做官，理由是留在父母身边照顾。朝廷先委派他为武进县知县，然后又调任为距离范仲淹较近的长葛县知县，但范纯仁都拒绝前往。直到范仲淹去世后，他才出来做官，先后出任许州观察判官、襄邑知县。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当时范纯仁是同知谏院，他上书反对变法，成为保守派的核心之一。可以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政治立场已经公开站在了父亲范仲淹的对立面。

在王安石被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中，范纯仁一直是旧党的核心力量。有意思的，范纯仁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却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双标判定。对于与他没有利益关联的差役法和青苗法，他是表示支持的。但关于王安石变法中，与他利益有关的商业政策内容、吏治政策内容，他却强烈反对。从他在新旧党争中的表现看出，他并不是父亲那样的为民请命者，而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对政策的判断非常双标，而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对他的个人利益有利。他是旧吏治政策和商业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就反对这方面的变法。

范纯仁的这种政治理念显然是受到了自小生活环境的影响，因而与父亲范仲淹走在不同的路上。他实在官宦子弟和士大夫阶层中长大的，所以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基本盘，任何政策都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甚至面对自己的父亲，他都非常的虚伪，将士大夫阶层的伪善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考中进士后拒绝做官，对外宣称照顾父母，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政治立场被暴露。当时庆历新政失败，朝廷中保守派掌权，范仲淹及其弟子都是保守派的打压对象。如果范纯仁此时出来做官，自然要和保守派交往，自己的真面目就保不住了。

如果他延续范仲淹的政治立场，和保守派奋起抗争，却不符合他的利益，也对他未来的官路不利。如果他和保守派沆瀣一气，则有伤范仲淹的政治名声，也会对自己的官声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范纯仁是靠着范仲淹的政治名声让皇帝信任的，他怎么敢让这个基本盘有所损伤？所以他干脆不出来做官，不与保守派勾连，也避免与范仲淹发生冲突。范仲淹去世后，他就可以彻底甩开这个政治包袱，毫无顾忌的加入到保守派的阵营。到时候即便有人非议他的政治太对与范仲淹不同，因为范仲淹已经去世，对他的伤害也不大。

范仲淹作为中国古代数一数二的名臣，受到了历朝历代的赞誉，是君子中的君子，宋朝的第一完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儿子范纯仁却没有继承父亲的优点，反而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让人不齿的伪君子。范纯仁靠着这种政治投机的手段最后坐到了宰相的高位，官场地位比父亲范仲淹还高一级。但从历史功德来看，他是远不如范仲淹的。他对官位、政治利益的追求早已失去了道德的限制，成为了唯利是图的小人。尽管范仲淹的官职不如他，但范仲淹的能力、功绩、品德却为世人所称道，最终也名垂青史，成为后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