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风徐来（江苏宝应：徐汝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期，手表还是很稀奇的物件，尤其是在农村，不用说手表了，谁家能有个挂钟，哪怕有个小闹钟，都为邻舍们所羡慕，这家的主人肯定当干部，起码是单位的职工。

记得我在宝应县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戴手表的。1961年高中毕业时到扬州考大学，为掌握时间，班主任动员每人向亲友借一只手表，我也借到一只手表，但轮船刚过高邮时，手表就停了，任凭老师、同学怎么帮我修，就是修不好，真是又气又急又好笑。

高中毕业后到公社机关工作，前十几年，曾先后跟随过公社一把手沈洁、赵长年、李光明三位老书记到乡下工作，记得三任老书记随身携带的都是一只挂表。

有一次，一位朋友兴冲冲地到我家来找我聊天，他感慨地说：“人啦，看来都是以貌取人的。我这次到扬州市政府去，手上带着手表，脚上穿着皮鞋，门卫看到我，问都未问一声，我大摇大摆往前走，顺利地把事情办成了。”朋友的话丝毫没有打动我的心。

那个时期，二老多病，三个孩子幼小，工资低微，家庭生活大部分靠妻成日成夜地做缝纫、搞副业。能把工作搞好，把家庭生活维持好，把孩子培养好，就是我的最大心愿，头脑里从未有过戴上手表摆摆阔气的奢望。在毛主席的大办广播的号召声中，1970年8月水泗公社广播站也应运而生。为了保证每天早、中、晚三次广播及时准点播出，站上买了个小闹钟，因为没有手表，轮到我值班，下班时，我总是拎着小闹钟往家走。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高兴极了，我三个孩子都很聪明，这下孩子们有希望了。为了激励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我悄悄地寄信给上海亲戚，试探着能为他们买手表，可盼来的回信是：“上海的手表也很紧张，难买！”“我们家虽然当干部，但是，每次分配的表票太少，我们也很为难。”

七十年代后期，南京手表厂研制生产出钟山牌手表，每块只有30元，在当

时来说，真是价廉物美的手表啊，我对三个孩子说：“你们谁能考取中专或者高中的，就奖励谁一只钟山手表！”孩子们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爸爸，您说话可要算数啊！”“你们好好学习，爸爸保证和你们兑现！”可是，那个年代钟山手表也属紧张的分配物资，每次分到乡镇供销社的只有十只，需要买的人太多，要想买一只钟山表，必须想办法找到供销社主任批条子。有时候，供销社还要把手表分配计划向公社请示汇报呢。

1978年，女儿红梅以优秀成绩考取了高邮师范，我找到供销社主任，买了一只钟山表。1979年，大男孩红华考取宝应县中学----江苏省重点中学，供销社领导主动安排我一只钟山表，以示祝贺。

80年秋，我到建湖县堂妹家去出人情，邻舍们都说：“你家大舅舅真不洋气，当干部二十多年了，一只手表都没有！”我笑着对他们说：“两年内，我会戴上手表的。”1981年，二男孩红年又以出色的成绩考取高中，我照例开后门帮他买了一只钟山表。1982年春，我到安丰镇请姨侄女邓银和帮我买了一只钟山表，但是买回来放在箱子里未戴，妻问我：“孩子们都有手表了，你好不容易买了手表，买回来怎么不戴呢？”我笑着对她说：“我俩结婚二十年来，你为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家庭日夜操劳，为培养三个孩子你也费尽了心，应该先奖励你一只手表才是呢！”不久，我又请人买了一只，夫妻俩一起兴高采烈地戴上了钟山表。

孩子们陆续工作以后，先后都买了高档手表，把钟山表都退还给我。这几年我们也懒得戴手表，广播里、电视里经常报时间，邮电大楼的大钟准点报时间，家里又买了个闹钟，对于我们也确实无需戴手表了。走进县城几个大商场，钟表柜台各种款式新颖的手表琳琅满目，有国产的，有进口的，现如今都任凭人们自由挑选。回到家中看到箱子里存放着的五只钟山表，真是感慨万千！从手表的变化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