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的洞房
1908年，上海的张府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宅邸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一场民国初年的豪华婚礼正隆重举行。
然而，这场备受瞩目的婚礼，却在新婚之夜揭开了一段冷漠与疏离的序幕。
新娘张润娥身着凤冠霞帔，端庄秀丽，新郎顾维钧一身长袍马褂，仪表堂堂。但熟悉顾维钧的人却发现，他的眉宇间透着一丝冷意。洞房之夜，本该满怀甜蜜的新房，却空无新郎的身影。
顾维钧借口事务繁忙，在父母房中躲过一晚，又用类似理由度过了第二晚。新婚第三天，张润娥主动替他拉开椅子，试图化解这段冷淡的关系。然而，顾维钧却径直走向沙发，甩掉鞋子，冷冷地说道：“房间够大，床也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床归你，沙发归我。”
外交巨星顾维钧
在中国近代史上，顾维钧是不可忽视的传奇人物。
他是清末民初第一批留美的精英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后，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他以卓越的语言能力、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从容的谈判风格，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国际地位。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慷慨陈词，拒绝签署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这不仅让顾维钧名扬四海，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一生服务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见证了民国外交的起伏，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代表性人物。
然而，这样一位在外交场上呼风唤雨的巨星，在婚姻中却显得极为冷酷。
两个世界的婚姻
张润娥，出身于上海名医世家，自幼深受礼教熏陶，端庄娴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张衡山是上海名医，以家业资助顾维钧完成学业，并期待借这段婚姻为家族带来荣耀。而顾维钧则是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式青年，崇尚自由与独立，对于旧式的包办婚姻充满抗拒。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两种观念的碰撞。
张润娥努力扮演一位贤妻，悉心打理家务，照顾公婆，试图融化顾维钧的冷漠。然而，顾维钧的心早已远离。除了每日的例行问候，他几乎不与张润娥交谈。他痴迷于学术和外交事务，认为妻子的世界狭隘且无趣。
异国他乡的孤独
婚后不久，顾维钧决定赴美继续深造。他试图以此摆脱家庭束缚，但顾父坚持要求他将张润娥一同带去。无奈之下，顾维钧只得让妻子随行。然而到了美国，他将张润娥安置在费城，自己则去了纽约，极少探望。
初到美国的张润娥几乎寸步难行。她不会英语，裹着小脚，出行困难。为了不成为丈夫的“累赘”，她主动学习语言，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她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缩短与丈夫的差距。然而，无论她怎样努力，顾维钧始终冷漠以对。
在孤独与失望中，张润娥渐渐明白，丈夫从未真正接纳过自己。终于，顾维钧以“性格不合”为由提出离婚。面对这一请求，张润娥并未哭闹，只是默默地抄写离婚协议，保持着最后的体面。
离婚后的两种人生
离婚后的张润娥选择了出家为尼，割断与世俗的联系。从大家闺秀到佛门弟子，她的一生充满了苦涩与无奈。而顾维钧则迅速从这段失败的婚姻中抽离，专注于自己的外交事业，逐渐成为民国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张润娥的父亲张衡山在得知女儿婚姻的真相后，终日郁郁寡欢，认为自己当初促成了女儿的悲剧，最终抱憾而逝。张润娥则在佛门中静守余生，再未涉足红尘。
顾维钧的后半生娶了几位新式女性，每一段婚姻都以自由恋爱为前提。他的事业与爱情似乎终于步入正轨，但在回忆录中，他对第一任妻子却只字未提。
一个时代的缩影
这场婚姻既是顾维钧与张润娥个人的不幸，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新旧观念的冲突。在传统礼教中，女性如张润娥一般，只能以妥协与忍耐面对命运的安排。而像顾维钧这样的新式精英，则试图挣脱旧时代的束缚，但在追求自由时，是否也忽视了另一方的牺牲？
这段婚姻的终结，既是一个旧式家庭的解体，也是一段个人情感的伤痕。顾维钧的外交才能无人能否认，但他对待婚姻的态度，却注定在后人的评价中留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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