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只是试一试，没想到后来根本停不下来。”这是台湾某职校学生小林（化名）在接受心理辅导时的忏悔。最初，他以为朋友递过来的“药丸”只是帮助缓解考试压力的“神奇药物”，然而几个月后，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家庭矛盾激化，甚至萌生过轻生的念头。这并非个例。

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台湾高中及职校学生的毒品滥用通报案例同比增加14%。尤其是新型毒品依托咪酯的泛滥，以其隐蔽性和低廉价格悄然侵入校园。面对毒品带来的身心摧残，青少年群体无疑成为社会最脆弱的一环。

青春的本质是选择，而毒品却剥夺了青少年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否应有边界？责任应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挑战，更是哲学层面的命题。

自由是人类最珍视的权利之一。但它是否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个人的自由应以不伤害他人为边界。从这个角度看，毒品滥用行为是否伤害了他人，可能见仁见智。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滥用毒品的“自由”是否真正出自理性？

毒品以其成瘾性和对意志的侵蚀性，使所谓的“自由选择”成为一场骗局。吸毒者选择的自由看似源于自身意志，实际上却是社会压力、同伴影响以及成瘾性机制的综合产物。这种伪自由，不仅让青少年付出惨痛代价，也动摇了社会对自由的信任。

密尔提醒我们，自由的真正价值在于理性支撑下的自主选择。而当毒品以麻痹心智为代价“偷走”了青少年的理性时，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重新掌握选择的权利。这种责任，既属于个体，也属于家庭与社会。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说：“人类注定要自由。”自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伴随着责任。但在毒品问题上，青少年的责任承担能力是否足够？家庭、学校与社会是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家庭的缺位：许多青少年选择毒品的背后，常常是家庭的冷漠或支持系统的缺失。他们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关怀，也没有一个安全的情感出口。当家庭失职时，青少年更容易被外部的诱惑所吸引。

学校的忽视：学校教育往往更关注考试成绩，忽略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怀。一些职校和高中甚至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心理辅导机制，导致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无从求助。

社会的失守：新型毒品以隐蔽性和多样化的形式悄然渗透校园，而执法体系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管。社交平台成为毒品信息传播的温床，也让学生暴露在危险之中。

萨特的责任哲学提醒我们，虽然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但社会有责任为个体创造良好的选择环境。只有多方协力，才能为青少年筑起抵御毒品的保护屏障。

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实现最大化的幸福。毒品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是对社会幸福的重大威胁：

对个体：毒品的成瘾性让青少年在短暂的快感后付出长久的身心代价，摧毁了他们的未来。

对家庭：毒品滥用往往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经济负担加重，甚至引发暴力冲突。

对社会：教育资源的浪费、治安问题的恶化、公共健康危机，都是毒品滥用对社会带来的长期损害。

彼得·辛格的“痛苦优先”原则指出，减少痛苦是道德行动的重要依据。毒品对青少年的危害无疑是严重而深远的，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采取干预措施，即便这意味着对某些个体自由的限制。例如，实施更严格的校园禁毒政策，或开展强制性戒毒项目。

以台湾为例，新型毒品依托咪酯被伪装成糖果或普通药片，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学生购买。一些毒品还通过社交平台传播，通过隐晦的“暗语”交易，逃避监管。

国际上，一些国家在应对青少年毒品问题上积累了经验：

荷兰通过分级管理，将部分软性毒品合法化，同时对青少年禁毒教育极为严格，成功减少了毒品滥用的危害。

美国在大麻合法化后，重点打击针对青少年的毒品广告，并加强校园戒毒项目。

台湾和其他地区可以从中借鉴经验，尤其是在加强法律监管和完善教育体系方面，为青少年构建一个更安全的成长环境。

毒品问题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命题。对于青少年而言，毒品的诱惑不仅仅是逃避压力的选择，更是一种无声的求助。通过毒品，他们试图找到心理上的慰藉，然而最终却付出了自由和健康的代价。

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行为的许多动机隐藏在潜意识之中。毒品滥用折射出的，是青少年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恐惧。社会的责任不仅在于打击毒品，更在于为青少年提供更温暖、更有支持性的成长环境。

毒品问题是一场自由与责任、个体与社会的博弈。它提醒我们，自由的真正意义并非任性选择，而是理性引导下的权利。青少年毒品滥用不仅是个体的困局，更是社会教育、法律和文化的综合挑战。

教育：推动心理健康与伦理教育，将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渗透到校园文化中。

立法：加强对新型毒品的监管，完善法律，提升执法效率。

社会行动：家庭、学校和社区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

哲学家康德说过：“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守护青少年的自由与责任，不只是保护他们的未来，也是保护整个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