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李提出“退出联合国”法案时，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这份看似荒诞的提案，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深层焦虑——昔日的“世界警察”正因掌控力下滑而进退失据。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凭借战后超强实力将其视为战略工具。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海湾战争时的安理会决议，皆成为华盛顿的“合法化外衣”。然而时移世易，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2023年联合国大会上的182:1投票结果，彻底暴露美国“一呼百应”时代的终结。如今的安理会舞台上，中俄否决权形成制衡，欧洲盟友态度暧昧，美国提案屡屡碰壁，这种落差催生了极端情绪。
法案背后藏着一本经济账。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28亿美元，却企图以“退群”逃避债务。这种逻辑如同房客欠租不还，反威胁要拆楼抵债。更讽刺的是，提案同时要求“禁止参与联合国和平谈判”，无异于自断外交臂膀。若真退出，美国将失去制裁伊朗、调解巴以冲突的平台，五常席位空缺引发的权力真空，更可能被巴西、印度等新兴力量填补。
退群威胁在国内遭遇现实阻力。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每年为当地创造数十亿美元经济收益，地产商和餐饮业者已组成游说团体反对法案。国际上，盟友反应冷淡——德国总理朔尔茨直言“多边主义不可替代”，日本外务省私下担忧失去美国背书后入常希望渺茫。即便在共和党内部，建制派也批评此举“等于放弃全球领导权”。
1930年代美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教训历历在目，孤立主义间接导致其在二战初期陷入被动。如今某些政客重蹈覆辙，恰逢世界多极化加速：金砖国家扩容至35个成员，上合组织覆盖欧亚大陆60%面积，“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万亿美元投资。这些机制虽不完美，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去美国化”的选择。正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所说：“全球南方已不愿做任何大国的附庸。”
尽管美国退群法案通过概率不足5%，但其释放的信号值得警惕。联合国改革确有必要，但方向应是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而非沦为某国“私人俱乐部”。中国近期推动安理会审议巴勒斯坦入联申请、俄罗斯倡议重构国际支付体系，均在探索更公平的治理模式。若美国坚持零和思维，终将发现自己才是被时代孤立的那个“退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