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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
5. 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体系的差异取决于其国家角色及其卫生和社保体系。法国、德国和荷兰依赖于LTC的社保体系，因为人们认为社会必须提供统筹机制来满足功能依赖性。在国家，LTC的资金来自于税收，由公共供应商管理。如果LTC患者在综合医院的治疗成本增加，那么将LTC纳入医保体系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为此，大多数国家均制定了独立的医疗及社会护理计划。6“十二五”以来，中国推动建立了综合医疗健康和居民、家庭、社区三级养老体系，鼓励更多私营部门参与养老服务投资。然而，该方面的进展缓慢，服牫供应和利用率均有限。
6. 中国面向老年人的公共社会安全网和长期护理服务刚刚起步。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占大多数，需求也更为迫切，但由于养老金较低，有85%的老年人主要由家庭成员照料。然而，经济发展、现代生活方式和低生育率使社会经济发生变化，导致由家庭成员提供支持的机制面临诸多风险。为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不同的模型来考虑不同社会经济变量从而建立高效的LTC体系。我们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1） 强化三级养老体系，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由于缺乏老年人负担得起的养老机构，急诊医院中不必要的入院增加，造成了医疗资源浪费。改善家庭和社区长期养老护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丹麦就通过这一方法释放了30%的病床。要发展家庭帮助、家庭护理和居家护理等家庭和社区养老服牫，就需要出台更多适当的激励措施（财政、法规），还要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中心服牫支持，以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90+7+3中国式养老模式（即90%的中国老人为居家养老，7%是社区养老，3%是机构养老）。此外，还应优先考虑在社区层面为老年人提供预防保健服牫，以推迟使用LTC服牫的需求。
（2） 扩大LTC融资。在中国，发展养老服务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9%，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数据为6.5%，仅LTC就占GDP的1.7%。金融需求增加不应威胁到财政可持续性。可以推进累进税制、进一步放开能源和资源价格、引入环境税和财产税，以及将更多的国有企业红利转为公共支出，这些举措有助于增加社会支出，又不会造成公共财政压力。
（3） 扩大医保以增强财务保障。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面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自付医疗费用仍占医疗总支出的50%左右，这加剧了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建议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面，降低共同保险费率，并设置自付费用上限，包括制定满足最弱势群体需求的方案。这种做法可为在未来引入长期护理保险奠定基础，同时增加养老金福利以确保提高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4） 促进私营部门参与。面向富裕人群的养老机构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那些需要援助和支付能力有限的老人也迫切需要负担得起的机构养老服牫。在其他国家，这些设施的资金通常来自政府支持和个人养老金缴款以及私营部门参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国有设施通常由私营部门进行管理，通过税收减免或补贴等激励措施来促进私营部门参与。这种方法在中国也日益兴起，但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实现主流化。建议中国政府在提供LTC时，从供应商的角色转变为制定政策和标准的监管机构，以及为赤贫人口和难以负担私营部门设施的中产阶级提供补助的采购方。开发有效的公共—私营部门合作（PPP）模式是支持上述工作的关键。
（5） 培养专业化养老人才队伍。中国用于留住和培训长期护理提供者的人力资源、激励措施和政策不足。此外，中国还缺乏对建立完善的养老体系至关重要的其他职业，包括护士、专职健康专家（即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和营养师）、医学专家（即老年科医生、精神学家）、社会工作者、服牫提供者和管理人员。迫切需要增加员工留任激励措施、优先制定针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技能发展措施，以解决养老方面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并提高其质量。此外，为弥合该领域的技能差距，必须增加辅助医疗、医疗、社会工作和养老管理专业人员。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四、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
7. 较低的老年抚养比和巨大的人口红利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变革提供了支撑。然而，目前这两种趋势都发生了逆转。2016年人口红利消失，2019年老年抚养比率上升至16%。虽然数据还没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但仍需采取新行动，来解决人口快速老龄化及其对增长可持续性及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1） 继续推进家庭政策微调。每名女性生育1.3个孩子，上海等城市为0.7个，当前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2.1）。通过开放一孩二孩政策，可减轻独生子女照顾年迈父母和祖父母的负担，解决所谓的“4+2+1”问题，但需要辅以政策行动，可能包括提供更多可负担得起的社会服牫、增加养老金，并通过育儿补贴、生育奖励、儿童补助金、教育支持、弹性工作时间或兼职工作以及第八段中详述的其他措施为女性发展提供支持。促进家庭友好型城市和社区发展对于支持有孩子的家庭也非常重要。
（2） 加快提高退休年龄。由于人均寿命显著延长，发达国家在不断调整退休年龄，最高达到 65～67岁。因此，除了增加劳动力供应外，延长劳动力市场参与将提高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而且对形成多代劳动力结构的成功也很关键。中国自1950年设定退休年龄以来，一直未对其进行过调整，其中从事白领和蓝领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和55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和50岁。在目前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75岁，女性79岁）下，应加快制定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使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保持一致，以消除性别差异。在过渡时期，可开展老年人自愿退休计划试点，允许他们在可以或愿意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以总结经验教训，方便未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计划。
但是这些计划需要辅以关爱老年人的政策，例如提供更灵活的工作选择、促进终身学习（即再培训、技能再培训）和创建适老工作场所，包括为雇佣老年工人的雇主提供激励。
（3） 加快养老制度改革。需要针对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低覆盖率以及结构和财力上的不足，进一步开展改革。建议强化现有规划，建立包含三大支柱的体系，这些支柱相辅相成，可提供最佳资金保障。第一个支柱为有固定收益的基本统一养老费率，由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养老金储备基金提供支持。第二个支柱是由个人账户出资的强制性固定缴纳计划，该计划在中国已经存在，但仍需进一步加强，以产生足够的回报来实现预期替代率。第三个支柱为自愿性个人养老金，这一制度于2021年6月在浙江东部和重庆市首次进行试点，需要加快推进。
此外，在加快养老金改革的同时，还应考虑引入可将退休年龄和预期寿命挂钩的自动调整机制，以便随寿命的提高调整退休年龄，并应考虑放松金融管制，推动建立个人养老基金。为加强个人账户，需提供更多投资选择，并放宽监管框架。请继续关注下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