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杂志宋志娇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全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两弹一星”事业的科研队伍里，除了这23位科学家之外，还有着一批埋头苦干、执着顽强，默默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们同样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却甘愿做“幕后英雄”；他们同样来时风华正茂，去时华发苍苍，却始终心存梦想；他们的故事如同他们的事业一样“平凡而伟大”，他们精神如同一座丰碑“无言却永恒”。
“两弹一星”事业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伟业，也是科技强国的史诗。近日，《祖国》杂志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两弹一星”遥控遥测技术工程的奠基者葛叔平之子葛元仁，听他讲述父亲葛叔平“鲜为人知”的故事。
葛元仁（左）接受《祖国》杂志宋志娇采访
《祖国》：您的父亲葛叔平是我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出身工人家庭的他是如何走上国防科研道路的？
葛元仁：1964年党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父亲作为我军通信测控专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委员。但在他生前，从来未向家人说起过。直到他去世10年后，我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提供的资料上才知道。
葛叔平（1916-2007）
我爷爷是长江渡轮上的售票员，家里很穷。我大伯很早就离开家自谋生路去了，二伯当了“上门女婿”，我父亲排行老三，他念到初中的时候，我五叔出生，靠爷爷一点微薄工资很难养活这么多孩子，奶奶就在家里帮人洗衣服、缝补来维持生活。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年幼的父亲被送去木行当学徒。但当了三年学徒，做的都是买菜、洗马桶，伺候老板一家老少的琐事，他不但没学到本领，还经常被打骂，于是，倔强的父亲跑到上海找我大伯去了。
我大伯当时在上海的天马电影制片厂管道具和服装，就给我父亲谋了一个差事，叫场记。所谓场记，就是记录导演现场的指示，给演员提示台词，在后台帮助搬道具、摆布景的杂活。在这个过程中，父亲逐渐对录音器材产生了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电子录音设备属于“高精尖”设备，他就求教于洋人录音师学习，录音师很有耐心地给他讲，但他的文化程度太低，很多东西不理解，尤其电子设备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使父亲在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当时恰好住在大伯家的一个邻居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数理化和英语都很好，但他有个缺点，就是由于“抽大烟”搞得很穷。父亲为了请教他，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省下来作为学费，去请教他各种所需的知识。一段时间后，这个大学生建议父亲去一个法国人办的大学旁听。拍电影通常是晚上九点到凌晨四五点之间，父亲晚上干活，白天的时候就去旁听，逐渐掌握了无线电方面的知识。为了检验自己学到的知识，他开始免费帮人修收音机。后来修得越来越好，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无线电修理师，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也就开始与社会上的各种人物有了交际。
当时上海有很多商业电台，这些所谓电台，实际上就是一套收发报通信设备，父亲就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修理收发报机的技术。
有一次，父亲修好一台收发报设备之后，委托人告诉他送到一户人家门口，敲敲门放下就走，其他不用管。但他不知道那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而且已经暴露了。他敲了门，把东西放下刚要走，就被日伪特务抓了。到了警察局，日伪特务审问他、对他拳打脚踢，但他按照事先说好的，“是马路对面一个人给了我一块大洋，让我把东西放到门口，我并不认识那个人。”日伪特务关了父亲一个星期，也没发现他跟共产党有关系，就把他放了。这次事件之后，父亲才知道是给新四军修电台。也是经过了这次考验，地下党组织上认为他思想上是可靠的。
又有一次，新四军的电台送过来让他修，电台的问题是发报机用的大功率电子管烧了。当时日伪对电子元件市场控制很严，很难买到，得用黄金到香港买。正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一家商业电台也送来维修，父亲看那台设备的同类电子管没坏，就把好的电子管换到新四军的电台上，并告诉对方电子管坏了。对方不信，双方发生争执后，父亲又被警察局抓了起来。最后党组织找人疏通，赔给了对方黄金，这件事才算解决。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安排父亲进入国民党的中央航空公司工作。当时我们党的一些大宗物资需要从香港购买，国民党海关查得严，钱不方便带出去。后来党组织就想到办法，把钱换成黄金交给我父亲。因为飞机上有很多检修孔，一般人不知道，我父亲作为机组检修人员，会提前上飞机检查，他就把金条放到检修孔里，到了香港就会有人拿走。父亲说，当时的上海龙华机场就有我们的党组织，特殊情况下，龙华机场的电台能够直接跟延安联系。国民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航空公司里有共产党的电台。
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地下党组织得到了国民党企图把上海比较知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迁移到台湾去的情报，就在国民党特务找到我父亲之前，地下党组织抢先一步，派龙华机场党的负责人华斌同志把我父亲隐蔽了起来，并告知我母亲，不要被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和恐吓所蒙蔽，要千方百计地留下来。在国民党特务把飞机票和手枪都拍在我家桌子上的危急情况下，我母亲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不断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终于错过了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飞机，留在了即将解放的上海。
《祖国》：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先后在第华东军区空军第23厂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在这期间，他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
葛元仁：1949年5月，上海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地下党组织安排进入了华东军区空军第23厂担任了技术工作，开始了光明正大地为我党我军进行的军事科研工作。在这期间，父亲有两个重大任务。
第一个是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父亲负责解决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兵团、各军的通信联络问题，他被安排在设计组。因为顺利完成了任务，父亲立功受奖，被第一批调往正在组建的解放军通信兵总部研究所工作。
志愿军通信兵
第二个是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前夕。因为父亲被调到总参通信兵总部工作，我们一家人都坐上了赴京的专车，可是车上只有带着身孕的母亲和我与大弟弟，却没有见到父亲。半年后，父亲来到北京后，我们才得知，原来当时他被调去解决一江山岛战役的陆海空通信制式问题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立体协同作战，为此，华东军区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作为华东军区参谋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主要是通过通信系统进行，而当时我军这三个军种的通信制式（波长、频率）是不一样的，为了保证陆、海、空三军在战斗中的通信联络畅通，在华东军区23兵工厂负责通信设备研制工作的父亲接受指令，承担起了三军通信设备的制式协调设备的研制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父亲说，为了解决解放一江山岛的三军通信设备的制式协调问题，一直到全部设备经张爱萍亲自验收，移交完成后才离开华东军区，所以晚了半年才到北京。
一江山岛战役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随着我军大规模战役的展开，为了解决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问题，在父亲的主持参与下，研制出了我军自己的新一代短波步话机和坦克通信电台。那时我上小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父亲课题组的叔叔、阿姨分成两组，开着吉普车在公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并且在车内不停地呼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测试电台的通信距离和性能。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们中间不少人到家里看望父亲，说起自己研制的电台在朝鲜战场的使用情况时，都是眉飞色舞，一脸的兴奋。父亲因此立了三等功。这也是他在通信兵部完成的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党凭借空军优势，经常派飞机对大陆进行侦查和骚扰。由于我们的侦查、监听设备落后，往往是敌机临近了才能发现，非常被动，为此我国请求苏联帮助。可苏联的设备运来后，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只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干体力活，根本不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参加操作和检修工作。鉴于这种情况，总参下决心自己研制，当时在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作为课题组长接受了这个任务。父亲主持并参与了为沿海边防空军研制的高频及超高频多路通信和侦察电台设备，最终他们研制的设备技术性能明显优于苏联同类设备，使我国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军事监听设备。父亲为此立了二等功，进而创建了我军第一个侦察干扰研究室，他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负责电子对抗、信息战的“通信侦察干扰”研究室主任。
《祖国》：1964年我国首次核试验时，父亲负责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工作。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怎样的？父亲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
葛元仁：1956年10月，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父亲被调到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对火箭的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1960年，为了加速国防科研工作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兵部开始筹建为国防尖端电子通信工程服务的第十研究院，调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担任院长、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的孙俊人兼任副院长。第十研究院既负责常规军用的通信，又负责原子弹、导弹等特定武器的控制系统研究开发。
1962年，国防科委下达了无人驾驶爆破艇遥控系统研制任务，这是一项为准备解放台湾的国防急需工程。当时我军还没有进行遥控设备研制的专业人员和单位，我父亲是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承担的是防范美制蒋机袭扰大陆的侦察干扰工作。根据国防科委的指令，由父亲带领八名技术人员承担此项研制任务。而后，在父亲带领下，同志们克服了专业新、任务急的困难，全部使用电子管器件制作了超短波调幅电台，实现了控制距离20公里、七指令分频多路传输的遥控爆破装备的研制，圆满完成了这项工程代号为“308-1”的遥控系统工程。“308-1”的遥控系统设备在浙江平湖沿海进行了现场试验时，张爱萍等国防科委和海军有关领导亲临现场，并出席了鉴定会。他认真听取了父亲的汇报后，对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套无线电遥控系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64年，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委员、刘西尧为副主任委员、各参试单位负责人和专家等68人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专门负责原子弹的控制系统的研发和执行工作。
在试验现场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
据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有个别技术人员在私底下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认为我父亲既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又没有“留洋”经历，让一个工人出身的“国产”工程师主持这样一项当时最为重要的国家重大项目而感到不解。1993年我调回北京，陪父亲去看望孙俊人将军，当时我也提出了这个疑问。孙俊人将军说，当年院党委是根据“政治可靠，业务突出”的原则进行了认真研究后，由他向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推荐了我父亲负责遥控遥测任务，并获得张爱萍将军的批准，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控工程技术团队——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第十二研究室，并任命我父亲为首任研究室主任。
控制团队与基地司令员张蕴玉的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葛叔平。
后来父亲曾对我说，张爱萍将军不仅是核试验的一线指挥员，而且是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战略武器研制专门委员会的委员、秘书长，他考虑到我们遥控系统是国内首创，作为整体核试验工作中的中枢神经的重要性和绝密性，以及在美苏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封锁下，工作中必定会遇到很多极其困难问题需要全国范围内协调解决，所以要求父亲每周向他汇报工作，以便及时掌握和调整。在张爱萍将军的直接关怀指导下，父亲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建立核试验主控系统的关键性工程。从而，我父亲和他的助手们成为我国遥控遥测工程的开创者、奠基者、技术的带头人。
【1964年5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遥控设备进场前参加工程研制的12室部分人员与21所部分人员合影留念。第三排右起第六人为葛叔平。】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人民日报》的号外一刊登，举国沸腾。后来从父亲当时的助手樊子麟的文章中我才知道：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曾和基地的“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讨，试验成功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其他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会上，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提议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第十二研究室记集体一等功。委员们都知道，遥控遥测系统是整个试验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它联系、协调、指挥了整个试验，也只有它能够将党中央的指令发送出去、试验数据收集回来，为今后的试验打下基础。后来父亲回忆说，他没有想到委员们会那么一致地要求给他记一等功。他说，自己只是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也兑现了自己向毛主席、周总理立的军令状。
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
第一次核试验后，父亲就收到了国防科委以“机密”件发来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专门说明，要求在新华社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要传播。我当时问父亲，一张照片为什么还要保密？父亲告诉我，从照片上，可以测量出蘑菇云的直径和高度，就能推测出原子弹的当量。我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首颗原子弹地面遥控主控制台
1964年10月17日，周总理在听取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后，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指令的发出和实验数据的回收，这证明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材料、燃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周总理表扬的自动控制系统，就是父亲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带领他的团队完成的。
《祖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父亲又参与了国家的哪些重要科研项目，获得了哪些成就和荣誉？
葛元仁：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不久，父亲就被国防部长直接任命为研究所总工程师，并当选为石家庄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父亲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20世纪90年代父亲离休后，我在家里看到了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给父亲颁发的、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3月评定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且指明我父亲是“自动控制系统的第一主要完成人”。这使我想起了1976年春节，我刚被从农村插队抽调到太原铁路工作后，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看到父亲的书架上放着三四百毫米高的胶卷。当时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这要用多大的照相机才能装下那么大的胶卷啊！我问父亲，他什么也不说。倒是我小弟弟悄悄告诉我，那是侦察卫星上用的，是从回收回来的卫星上拿下来的废胶卷。父亲听到了小弟弟对我说的话，立即大声呵斥、制止他，并且警告他，今后不许偷听大人谈话！不许乱说！平时我父亲是最宠爱小弟弟的，从来没有见他那么严厉地批评小弟弟。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安全返回地面。图为回收现场。
这次，我又问起此事。他告诉我，那些胶卷确实是侦察卫星上用的，而且已经能够将苏联军队布置在我边境上的坦克拍得像火柴盒那么大了，分辨率很好。当时给卫星起的名字叫“尖兵一号”，用“长征”火箭发射升空的，目的是回收照相舱。并且说，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卫星回收，如果成功，我国将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那时，他最担心的是怕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也就是控制密码。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的不断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而这部分控制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弟弟在一旁说，卫星回收那天，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在我们家客厅里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父亲还告诉我，第一次卫星回收时，由于回收的照相舱晚打开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回收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降落场地降落，偏移了几百公里，飘落到了中越边境，幸好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100 米。对于6400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父亲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在一次闲谈中，父亲告诉我，1966年初在科学会堂开会，就是讨论、确定对运载卫星的导弹和卫星的无线电测控系统方案。这套系统保证了对1970年4月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控，后来的“尖兵一号”回收式卫星也用了这套系统。而西安测控中心和远洋测量船上用的这套系统，都是他亲自带人去安装、调试的。
“文革”初期，父亲在所难免地受到了冲击，被“隔离审查”、批斗，扫马路。当周总理知道一批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受到冲击和迫害时，便以学习的名义点名要他们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进行保护，父亲也在其中。
后来，父亲就去了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我问他在干校的情况怎么样？父亲说“挺好的”。他们到干校后，那里的领导依然称他们是“首长”，除了政治学习外，让他们自己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父亲先是主动要求去磨豆腐，每天晚上把黄豆泡上，第二天早上放到机器磨上磨豆浆。磨完豆浆，就没事了，于是他又要求用豆渣去喂鸡。他还说：“过去，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压力很大，而干校的两年多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父亲从不认为干校生活是对自己的“迫害”，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我非常佩服。
“九一三”事件后，聂荣臻元帅复出，主抓国防科研工作，父亲也从干校回到了研究所。1972年初，父亲刚一“解放”，就又满腔热情地投入“高弹道导弹”试验和“尖兵一号”卫星回收的测控工作中。
《祖国》：离休后的父亲是否对您谈起自己的工作和感悟？其中让您印象深刻的、最打动您的是哪几件事？
葛元仁：其实从我记事开始，到参加工作，一直不知道父亲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只知道他在搞国防科研。对他工作情况的有限了解，也都是在他离休后断断续续地聊天中逐步知晓的。
父亲一生主持参与多项国防军事通信重点攻关项目的课题技术开发和设备研制工作，并且进行了多项常规武器遥控系统设备的研制。原电子部五十四研究所的所史上称他是我军遥控遥测、电子通信工程的学术带头人。父亲作为工程实践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军事通信和遥控专业领域享有较高声望。
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主动给自己降了两级工资，他有高干特供证，离休时已经是技术三级。他虽然是专家和高级干部，但他的助手们说，他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即便他带队执行任务，也反对别人叫他“领导”，只说自己是技术负责人。在他的心目中，责任比官位更重要。
对于名利，父亲很不在意，他认为，“实实在在地为国家的强大做出贡献就行了”，他还告诫我们，要多做实事，少图虚名。
1991年，70岁的父亲正式告别工作岗位。离休后，他仍然挂念着我国的国防科研工作。
1996年夏天我回上海看望父母，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像高考试卷一样很长的计算机打印稿，上面全都是各种类型的导弹型号。我问父亲：“怎么这么多导弹型号？”父亲告诉我说：“那是全世界各国的各类导弹，是总装备部给我发来的，让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军使用，而且能够自行研发、生产的型号。”我说：“您都离休了，怎么还管这些事情？”他说：“世界各国的导弹技术发展很快，‘总装’认为我对我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实力比较了解，所以来征求我的意见。上级这么信任我，我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啊！”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了好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地写出了自己的意见，让研究所按照“机要”件给“总装”发了出去。父亲写的什么意见，我当然不知道，他也不让我知道。
自1999年神舟一号载人航天试验飞船上天后，每次航天飞船上天，他都特别关注，特别是神舟五号、六号上天时，他已经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并经过了几次抢救，即便如此，他也要让护工推着轮椅去看飞船上天的电视新闻。
2004年春节期间，88岁的父亲因为肺部感染严重，身体越来越差。2007年开始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小弟弟讲述了一件事。因为高干病房紧张，在我父亲的单人病房内临时安排了一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文汇报》编辑。有时这个编辑的老伴和朋友来看望他的时候，这些人人一直在谩骂毛主席，赌咒共产党。那天正当我小弟弟刚刚来到病房看望父亲时，突然听到父亲声嘶力竭地怒吼道：“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你们都昏了头了”，把当时在场的小弟弟和护士都吓了一跳，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身体极度虚弱、长久不说话，以为丧失了语言功能的老人嘴里发出的声音，认为那是父亲拼了命喊出来的。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直到去世。
“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这是父亲用一生的经历，凭借着仅存的生命之火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他去世后，研究所的悼词中说，据不完全统计，葛叔平同志一生先后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有：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和“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由国家科委1985年评定的“卫星运载工具无线电测控系统”等全国科学大会奖3个；个人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父亲一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在科研工作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处处为国家着想、不图名利的思想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祖国》：请介绍一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怎样的？他们身上的哪些品质对你们的成长影响深刻？
葛元仁：母亲出身贫苦家庭，14岁时姥姥去世，16岁时姥爷去世。她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兄弟姊妹几个都是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长大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母亲勤劳朴实、热心助人的性格，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亲主动帮助周围有困难的人。
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绝不许占公家的便宜，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总参通信兵部大院正在搞基建，基建结束后，我和小朋友们就到搬走了的木工房里捡大一点的料头，准备刻木头手枪、钉小板凳。母亲下班回来看到后问，木头哪里来的？我们照实说了。母亲立刻让我和大弟弟送回营房科。我们辩解说，其他小朋友都捡了。母亲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不许往家拿，逼着我和大弟弟送回了营房科。
我上初中时，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部队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年轻战士作公务员。母亲几次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去，组织上都没有同意。于是，每当这个战士要帮家里干活时，母亲就让我和大弟弟去做。她对我们说：“你们年龄和这个战士差不多，凡是他能够干的活，你们都应该能干”，不让我们有任何特权思想。这个战士在我们家待了三四个月，实在无事可干，就回了部队。
我去农村插队，母亲怕我思想不通，就对我说，社会上每项工作都要有人去做，要你去农村，就是工作需要。后勤那么多农村来的小战士，和你岁数差不多，你到农村去就是壮劳力，农村孩子能干的活，你都要能干，不要叫苦叫累。我在农村插队7年间，积极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担任了民办教师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使小麦产量显著提高。
1968年12月，葛元仁从北京到山西省夏县禹王公社西其里大队插队。
母亲最爱看鲁迅的书，这可能和她与鲁迅是同乡有关。受鲁迅思想的熏陶，母亲疾恶如仇，主持公道，热心帮助别人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负责生产计划调度，不少煤矿急等设计图纸施工。一天中午，我一进家，来看我的母亲就对我说，刚才一个什么煤矿的同志给你送来了一个大蛋糕、两条烟和一兜水果，说把他们的图纸往前排排，我当时就让他拿走，说：“我儿子就值这几个钱？”他放下东西就跑了。“你把蛋糕和水果送给育儿园，把烟交给办公室，留着招待客人。”下午一上班，我就把这些东西送走了。
有一次我过年回上海探家，看到澡缸里有两条一米多长的大青鱼，地上还有鸡鸭等农产品。我问哪里来的？早就退休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当“星期六工程师”的乡镇企业送的。让他们拿走，硬是不拿走。紧接着问我：“你小弟弟会不会犯错误？毛主席早就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估计是小弟弟给人家帮忙，从不拿钱，过年了，人家过意不去送的。等小弟弟回来一问果然如此。母亲要求小弟弟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钱，给了人家。
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各方面的知识。我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复述课文，父亲看到我总是记住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就教我在记后一段的时候将前一段再默念一遍的“循环记忆法”；北京天文馆刚落成，他就带我们去参观，给我们讲天文知识；在一个冬季的晚上，父亲带我们去洗澡，走到被大雪覆盖的大操场时，他让我走斜线，他和大弟弟走操场的直角边，用事实告诉我们“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从部队图书馆借回《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让我了解革命历史，牢记革命先辈。上初中后，父亲还专门为我们订阅了苏联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学》，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他在我们耳边说得最多的是：“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高三时看到外国有资源卫星，我就问父亲：“卫星在那么高的高空，怎么就能够探测到地底下的资源呢？”父亲告诉我：“卫星在高空发射电磁波对地球进行扫描，由于各种矿产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信号不同，卫星接收到不同的反射信号后，再将其发回地球接收站，地面上的接收站根据已经获得的各种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情况绘制出图谱，就能判断出各种资源的面积和位置了。”“为什么不同矿产资源会对电磁波的反射不一样呢？”我接着问。“各种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不一样，运动频率、轨道也不一样，所以反射的电磁波也不一样。你在高中化学、物理里都学到了这些知识，这点你应该能够想到。”父亲有点不高兴了。他还说：“你的各科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一定要学会综合利用各种已经学过的知识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否则考试成绩再好也没有用。”父亲的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益。他实际上告诉了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
1972年，周总理针对各大学反映的前两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水平太差，提出了“考试加推荐”的高校录取方针。这年秋天，父亲在解决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问题后，专程驱车来到了我插队的农村。进村后，他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真实表现。父亲怕队干部看到我在，不讲真话，就把我赶了出去。那次他还带了部队对他的最新的政治结论和部队党委给县委的信，并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公社党委和县革委会。那年，尽管我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一，但是因为不正之风，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我的名字被勾掉由别人顶替了。我气得好几天没吃饭，将这一情况在信中对父亲诉说。父亲勉励我不要灰心，告诉我，国家的建设、发展不能没有知识，有机会还是要念大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当时我已经是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的团委书记了，组织部门征求我个人意见，是转干，当团委书记，担任党委委员，还是上大学。在父亲的支持下，我选择了上学。由于当时插队不算工龄，我的工龄不够三年，学费需要自己负担。又是父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使我完成了大学学业。
1981年，葛元仁（前排右二）大学毕业前夕学生会全体委员与院领导合影。
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爱做书摘卡片。很多次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让我到部队资料室去找父亲。每次我都看到父亲在资料室看书，查资料，做资料卡片。父亲经常在书房里整理和查阅他的几大盒的书摘卡片。一次我问父亲，与其这么辛苦地做书摘卡片，不如把书买回来看。他告诉我：“每本书里其实只有部分内容是有用的，做摘录卡片，不仅加深记忆，也知道了这些东西在哪本书里。以后要用的时候，一查卡片就知道了。”
在父母的支持和影响下，我们三个兄弟都先后被大学录取，脱产学习，接受了高等教育。现在，两个是高级工程师，一个是经济师。我小弟弟还因为对国家科研工作的重大贡献获得很多奖：国家发明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以及建国70周年时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70周年国家贡献奖等。
1994年的全家福
我女儿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今后要踏入工程师的队伍了，30岁之前是“充电”阶段，不要分心。可以到国外看看人家怎么搞科研的。并且用毛笔给她写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女儿按照爷爷的要求，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工程师资格后，回国参加了工作。
《祖国》：您对生活在新时代的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葛元仁：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葛元仁在“两弹一星”精神专题报告会上授课
毛主席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的代宣传部长，可谓位高权重，但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宁肯放弃高官厚禄，投入一个为了人民的解放还不知道能否成功的事业里，甚至曾经在党内受到各种打击，但他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经历千难万险，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革命导师都是这样的，马克思如此、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他们选择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事业，所以没有被任何困难吓倒。
我认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努力学习、追求真理、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在困难面前要坚定自信、勇往直前。正如毛主席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里所说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就是要青年人牢记使命，把自己的利益与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联系在一起，只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自己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