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收到了由章士钊寄来的一封信，在信中，章士钊为自己曾在国民党工作的好友，向毛主席求职。

面对章士钊在信中提出要为曾给国民党工作之人提供工作，毛主席作何反应呢？

章士钊是毛主席老师杨昌济的挚友，早在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就已听闻了章士钊的大名，并特别喜欢读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与此同时，章士钊也早在一些同乡和朋友处听闻过关于毛主席的一些事迹，心中不免对毛主席充满了佩服，但彼时他们并不认识彼此。

为了能认识毛主席，章士钊主动找到好友杨昌济，对她说：“有机会，您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对此，杨昌济表示同意，但还未等他来得及安排，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章士钊遇上了毛主席。

一天，章士钊像往常一样开始他的讲座，期间，有人告诉章士钊，他一直想要认识的毛主席就在现场，并指出了毛主席的具体位置。

在得知毛主席的座位后，章士钊并未立即去找毛主席，而是在讲课过程中，一直关注着毛主席。

在讲座结束后，章士钊便直奔杨昌济家中，还未坐下，便冲着杨昌济说道：“杨先生，您不要犹豫了，赶紧把小姐许配给毛泽东。”

由此可见，章士钊对毛主席是十分喜爱的。

彼时，毛主席与杨开慧互生情愫，杨昌济听到章士钊的话后，连连点头，就这样，杨昌济听从了好友章士钊的提议，同意了这桩亲事，也是从这时起，毛主席与章士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亦师亦友情开启了。

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共产党的成立、开展湖南革命运动以及援助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银款。

彼时，资金紧张、走投无路的毛主席，在思虑许久后，来到上海，找到章士钊，向他说出了自己的难处，并寻求他的帮助。

见毛主席有困难，章士钊当即答应了下来，并发动各界名流捐款，很快，在章士钊的影响力下，筹集到了2万元，在这些钱筹措好后，章士钊将钱全部交给了毛主席。

章士钊雪中送炭之举被毛主席始终铭记于心，1937年，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提及章士钊，无不感慨地提及了章士钊对他的帮助：

“......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拿出一些帮助我回湖南......”

哪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都从未忘记章士钊对于他的帮助。

1963年冬的一天，毛主席在与英语老师章含之散步时，突然对章含之说道：“行老（章士钊）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

听到毛主席话，章含之以为毛主席又是在说风趣幽默之言，便缓缓回答道：“主席，父亲从未提及此事，要是主席真欠了父亲的债，父亲必定也不会催还了。”

闻言，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满怀深情地说道：“也许行老忘了，我见到你，想起来了，这笔债，早该还了。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10年还完2万。”

很快，章士钊便收到了毛主席送来的2000元“还款”，这不禁让章士钊感到愧疚难当，为此，章士钊赶忙找来了女儿章含之，托她转告毛主席：“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章含之在见到毛主席时，便把父亲章士钊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闻言，笑着摇了摇头道：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债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的。”

就这样，毛主席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这天，都会让秘书按时送2000元到章家，一直送到1972年“债务”还清。

1973年，当毛主席得知这笔钱停下来后，当即找来了章含之说道：“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行老的生活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还是要还下去的。”

彼时，章士钊因病住院了，当女儿章含之把毛主席的话带给他时，他激动地热泪盈眶，拉着女儿的手说道：“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估计说是还钱，还利息。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一直以来，毛主席深知章士钊对一些民主人士的帮助。

早在1950年的一天，毛主席便收到了章士钊寄来的信，在信中，章士钊请求毛主席为自己曾在国民党工作的好友安排工作，除了章士钊的来信外，章士钊还将好友写给自己的信也寄给了毛主席。

章士钊的这一好友名叫李傥，毛主席与他也是相识的。

1884年，李傥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元甲塘，他自幼刻苦攻读，学有所成，1903年被选送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1909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深造，1913年学成归国，先后出任北京明德大学校长兼北京政府法制局参事。

1920年，李傥的好友杨昌济在北京逝世，彼时，李傥与好友章士钊、蔡元培、毛主席等29人发表启事，为杨昌济募集赙仪作遗属生活费，也是从那时起，毛主席便与李傥认识了。

1928年，李傥先后担任国民党农矿部、实业部秘书，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财政部司库司司长，1943年任关务署署长，1945年8月任国民政府财政党务部部长，1948年辞职回乡，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在湖南和平解放后，李傥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斗争历史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深深地敬佩共产党和毛主席能根据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这使得李傥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在1950年，李傥便给老友章士钊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李傥检讨了自己留学归国后，没有人情自己祖国所遭遇的种种危难，盲目地在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政府下，接连工作近30年，对人民没有多少贡献，为此，李傥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

很快，章士钊便收到了李傥寄来的信，在看完后，他十分感动，当即向毛主席写信推荐李傥，希望毛主席可以给李傥提供一份工作，并把李傥的信一并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收到章士钊和李傥的两封信后，做了认真审阅，思量再三，于1950年5月24日向周总理做了批示：“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一人，似宜用之。”

随后，毛主席又在李傥写来的信中写下了如下批语：

“李自谓已，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毛主席的这一批语很快便转给了章士钊，章士钊收到后高兴不已，立即复信李傥告之：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得知他的近况和思想表现后，已作了批示，并给予较高评价。

在收到章士钊的来信后，李傥深受鼓舞。

就这样不久后，李傥在章士钊的帮助下，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对此，他万分感激地说道：“我年已六十有七，还能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一定要鼓其余勇，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虚心学习，努力实践。”

1964年的一天，章含之在给毛主席教授英语时，毛主席突然问道：“你怎么看你父亲？”

章含之不假思索的回答道：“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闻言，毛主席不以为然的摇摇头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措施，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支支吾吾了半天，并未回答上来，这让毛主席十分不满意，随即严肃的说道：

“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你这是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

毛主席的肺腑之言，让章含之大彻大悟，而毛主席的话语中，更是展现出了自己对行老的敬重与认可。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逝世，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不已，并献上了花圈，表达自己对行老的敬重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