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采访了曾当过八年半县市委书记的李克军老先生。

1996年，李克军当上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县委书记。几年后，他平调到县级市阿城市任市委书记。2004年，干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的李克军被调任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当时年仅54岁。

当年的巡视专员，是个闲职，但也给了李克军大量接触各类官员的机会，他利用自己巡视专员的身份先后走访了二十多位县委书记和一些县市的县长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共110多人。

2014年11月，李克军出版了《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一书。算一算，这本书出版已经整整十年了。

2021年，李先生把手里仅剩的近二十本书全部签名寄送给了我。他这么做的意图，大概是知道我赋闲失去了生活来源，开了一个微店，把书送给我，我可以挂到微店里去卖，以此补贴一下家用。但我不好意思这么干，这些书陆续送给了一些人在官场的读者和私人朋友，希望对他们有益。如今，我手里只剩下三本，舍不得再送，因为这书恐怕很难再版了。

他在书里说，“县委书记是中国政治的‘活标本’，而媒体和学者对县委书记和县域治理往往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只有把县委书记群体真正读懂，进而把县级政治真正读透，才能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相对科学准确的判断。”

32万字的书里，李克军讲述了诸多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秘密，包括县委书记们如何跑要资金、如何经营上下级关系等等。

萌生当“讲实话的孩子”的念头，是2009年。李克军告诉我，当时舆论对县委书记的“天使化”与“妖魔化”都很严重。但县委书记这个官员群体到底是怎样的，外界其实并不清楚，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缺。

李克军说，很多访谈对象都是他昔日的下属，“我当书记的时候，他们有的是副县长，就是和我最接近的也只是副书记，因此对我挺尊重。我跟他们说想写本书，但不一定出，就是想积累一下县委书记的真实感受。”

有三名县委书记在李克军面前放得比较开，谈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跑要资金，实际上都在做，但是谁也不想把背后的内容都说出来。”

李克军的感受是，县委书记虽然只是处级官员，但权力大，县委书记权力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

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县委书记“行无定则”的一个表现是“宣言与行动的差异更大一些”。李克军解释说，“县委书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上级领导来视察，需要作汇报时，必须保持高调宣示，否则有时无法过关。但实际上，他要考虑能否做到。如果研究者把县委书记们写在纸上、说在口上的施政纲领作为主要研究依据，那么难免失之肤浅，甚至可能谬之千里。”

冒着各种风险行使权力的县委书记们，图的是什么呢？

李克军在公开出版的书中说，有些县委书记会公私兼顾，一方面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同时也会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比常人过得好一些。这类县委书记一方面把“好好工作”当做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能较好抑制享受和发财的欲望，也会接受下属在办公条件、出差住宿等方面有限度的特殊安排，或者接受某些物质馈赠，对家人和子女可能会做一些照顾性的安排。

调查中，李克军曾了解了7名县委书记妻子的任职情况。其中，有3人任正科级职务，都是县公安局的政委；有3人任副科级职务，一个是县人事局副局长、一个是县交警大队副队长、一个是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另有1人，是县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这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

任县委书记期间，李克军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转批的一份材料印象深刻。

材料，是曾任陕西省蒲城县县委书记王绪刚写的。王绪刚称，自己试图抗拒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不收礼不送礼，结果被当地官场非议和挤兑。

1999年11月，王绪刚出了一场车祸，住院期间共收到17万元的看望礼金。王绪刚一一退还。随后，蒲城官场各种非议：“有人说我不给人面子，把蒲城干部的感情退远了；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更荒唐的说法是，我这么做其他领导干部还敢不敢生病？”

“许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廉，而是不敢廉。做廉政干部比做腐败干部需要百倍的勇气。”王绪刚感叹说。

这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李克军最近几年了解的情况是，“有一两个县委书记跟我谈得比较实在，就是不轻易收，但也不可能全部拒绝。”

一位接受李克军访谈的县委书记介绍，“送钱的每年都不少，凡是数额大的，如五六千、一两万以上的，我一概拒绝，还有的抱有直接目的来找我办事的，无论拿多少，都不收。逢年过节拿个三千两千来看望的，或带来烟酒茶之类礼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的就收下。如果这类礼金和礼品都一概拒绝，大家就会说三道四，不好相处。”

李克军认为当下对县委书记群体的教育过分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一些官员刚流着泪看完廉政警示教育片，出门就赴宴吃喝去了。”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的监控而民众的参与度不高，也是腐败高发的重要原因。

李先生这本书，出版已经整整十年，现在回头看，李先生十年前写下的许多判断对当下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褚朝新

2024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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