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嫁给到陕北51年生3娃，父亲去世回家奔丧，被弟弟拦在门外

作者：肖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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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农历十一月，刚满17周岁的朱向婷离开了北京，她要前往陕北去插队，临走前，母亲连夜给她炸了麻花和油条，父亲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给他买了二斤糕点，这一晚，全家人都没有睡着，母亲忙完后，又给朱向婷缝制了新衣裳，还特意煮了20个鸡蛋，让女儿带在路上吃。

第二天一大早，困意十足的一家四口，早早的就起床，父亲和母亲骑着自行车，载着行李以及刚满十周岁的弟弟，前往北京西站，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北京西站，朱向婷看到的是人山人海，大部分都是去往全国各地的插队知青，而朱向婷是前往陕北，在一辆绿皮火车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牌子，赫然写着“陕西”字样，母亲嘴里不停的嘱咐着朱向婷要注意安全，到那边要写信给家里，而父亲则是一言不发，十岁的弟弟抹着眼泪。

在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朱向婷再也忍不住，捂着嘴巴哭了起来，不敢看外面的父母，火车缓缓地开动，在经历了七八天后到达西安，之后又转战延安，一波三折之后，朱向婷到达了艾家河，一个只有300多口人的小村庄。

朱向婷没想到，自己这次去陕北插队，会一辈子留下来，更没想到，在这个山沟沟会找到自己的爱情，而且还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也是因为嫁到陕北，她没有了返城参加工作的机会，更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是兢兢业业的当了一辈子教师。

在父亲去世后，朱向婷一路上默默的哭泣着，然而等他回到家奔丧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弟弟拦在门外，说了一句“这个家早没有你的份儿”。

以下是来自朱向婷的讲述：

我是在1967年到陕北插队的，在来陕北之前几个月，刚刚读完初中，那个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想下乡插队，可形势所逼，最终还是到了陕北插队。

和我一同去陕北的有9个人，当然熟悉的只有四位，即杨洪明、万元清、张文辉、李杨。在我们9人当中，只有两位女性，除了我另外一位叫刘艳，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当时插队的村庄叫艾家河，是一个只有300来人的小村庄，到艾家河的那天是在晚上九点多，真的是摸黑走路，要不是人多，这样的夜晚，在陌生的环境心里是担惊受怕的，好在我们十来个人，大晚上的赶着毛驴车，唱着歌，也就感觉不到什么。当我们走进艾家河村口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举着火把，路边也有人打起篝火，表达着对我们的欢迎。

因为是在晚上，队长艾四海安排人做了晚餐，很简单，几个高粱面馒头，还有一锅猪肉粉条，这便是我们的晚餐。

当天因为没来得及分宿舍，所以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窑洞，人摞人，感觉不到寒冷，第二天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就被人喊起来，可能是刚来的原因，大家还是对当地人很敬畏，生怕惹下什么人，但事实上陕北人很淳朴，只是叫我们起床吃早饭，一大锅的煮土豆，还有老百姓腌制的酸菜，几个玉米面勾兑着白面做出来的馒头。

吃罢饭，一队长艾四海把我们知青集中起来，此时我才看清楚，昨晚是在几孔土窑洞里住了一晚上，这里是曾经的学堂，只不过废弃有差不多十年时间了，此时院子里围满了老乡，一队长把我们叫到一起后，由二队长艾小伟讲话，一是给我们分配宿舍，二是安排了专门的人给我们做饭，三是把我们9人分成三组，每个组通过抓阄的方式选择一个生产队。

艾家河有三个生产队，恰好我和刘艳被分配到二队，也就是艾小伟所在的生产队。

因为是在冬天，忙碌了大半年的老乡们也在冰天雪地中闲了下来，大家平时除了砍柴，就是上一些政治课，很清闲，但是到了来年开春，万物复苏的季节，又要忙碌起来了。

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很期待，然而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却叫苦不迭，因为种庄稼、打水坝这些活都是要有力气的，想偷懒是不可能的。

熬过了前两个月，我和李艳的工作相对轻松一些，艾小伟的妻子孙二婶，教会了我们做饭，从此之后，知青的伙食就由我们两个负责，平时忙完田里的活，顺路还得砍柴，挑水，然后早回来一个小时，给知青做饭。

艾小伟有一儿一女，女儿叫艾婷婷，是一个长得很俊俏的女孩，儿子叫艾建强，也长得很帅气，不过他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时我们是邻居，很多时候主要是农闲的时候，艾建强就回来找我和李艳学习识字，他很聪明，说一遍就记住了。

时间久了，我们三个的关系很要好，艾建强和我同岁，还比我小六个月，在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我不小心滑下雨水冲刷出来的深坑，是艾建强救了我，对于他的救命之恩，打心眼里感激。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爱上了这个高高壮壮的陕北后生，其实李艳也喜欢艾建强，只不过她太过于文静，从不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后我和艾建强在一起了。

1971年的时候，我和艾建强谈对象的事情被全村知道，这个时候也知道纸包不住火，再加上艾建强的父亲是生产队长，很多人羡慕他儿子有本事，以后能够娶一名北京姑娘，但那个时候，我谈对象这件事并不敢告诉父母，因为在父母心里，我只是来陕北锻炼意志力的，根本就没想过让我嫁到陕北。

可到了1972年，我怀孕了，不得不结婚，在那个年代，怀孕不结婚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我嫁给了艾建强，也是在这一年，艾家河和风峪村联合办了小学，在艾小伟父亲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到了1974年被调到公社初中部。

我和艾建强的感情即使结婚了，依旧不被村里人看好，有人说我迟早有一天会回到北京，到那个时候，艾建强和三个孩子会被我抛下，但真正有了返城的机会，我主动放弃了，除了不舍这段爱情，更舍不得丢下三个孩子，我的自私让父母很生气，弟弟也在这个时候长大了，写信让我一辈子别回北京。

可能心里是在赌气，我真的在很多年都没有回到北京，直到父亲去世后，弟弟写信告知，时隔几十年，才第一次回北京，然而到了北京，父亲在第二天就要下葬，没想到弟弟把我拦住，让我别进家门，说我和这个家已经没任何关系了。

最终还是在母亲的劝说下，我送了父亲最后一程，其实能够理解弟弟，我爸妈有三套房，弟弟担心我回去霸占房产，对于我来说，在陕北有房子，也有家庭，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所以对于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压根就不在乎，毕竟我没尽孝，也没资格分家产。

从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北京，而我的根，也扎在了陕北。人生不易，很多时候，都是被命运赶着走，能够到哪一步，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