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觉得，孟尝君“三千食客”不过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儿，“鸡鸣狗盗”之徒算不得“士”，登不上台面儿，有数量没质量。
“士”是指品德好，有学识，有技艺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孟尝君得到的只是逃犯，小偷和流氓之类的社会闲散人员，没能得“士”，所以他只能算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包皮浩南猜霸之流，成不了大气候。
《读孟尝君传》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个字，“文短气长”，驳论孟尝君笼络人才，养士蓄“小弟”的所谓美谈，说他徒有虚名而享誉千年。有哪个旷世之才愿意整天混在流氓堆里抽烟喝酒三打一？
但是王安石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也都不咋地，他第一次被罢相，就力推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结果这厮通过郑侠案，李士宁案差点把他搞死，典型的一个反复小人。
王安石的拥趸者，吕惠卿声名狼藉，李定母丧不奔，章惇傲慢自负，曾布上窜下跳，最核心的人物吕惠卿、章惇、曾布居然都名列《奸臣传》。恶棍何正臣、李定、舒亶、李宜正是“乌台诗案”押解苏轼的“抓捕小组”成员。
改革本身没毛病，蔡东藩在《宋史演义》里就说：“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源耳”。
我们不从这些专业性强的国策上看，单看他用的这些人，这次国家改革能成功才怪！
有一次一个大流氓做买卖，托人邀请我去给参谋参谋，我一看他身边那帮横眉立目的马仔就腿肚子转筋，听他们说那意思，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不买就揍”！我一哆嗦，这他妈还有好？我匆匆应酬几句立马闪身走人。
王安石出生时，他父亲王益是临江军判官，属于地方公务员，后来随父宦游各地，这是他难得的民间体验。他自幼聪慧，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这个时候，他开始逐渐形成移风易俗之志。
“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王安石入京，立刻就攀上曾巩、欧阳修这样的高枝，从他22岁中进士之后的作为，我们就能看出他所谋者大，所图者远。
本来，王安石参加会试，被考官列名第一，但是他在试赋中有一句“孺子其朋”，宋仁宗看了不高兴，就把他和第四名杨寘（志音，放置）对调了个个儿。
这四个字出自《尚书·周书·洛诰》，意思是周公对周成王谆谆道：“孩子啊，你要和大臣们和睦相处！”一个刚刚参加会试的考生以周公的姿态说话，宋仁宗当然不会高兴。殊不知这之中是考官晏殊有意安排照顾学生杨寘，因为第二第三都在官，按宋制当不了状元。
王安石及第后，被授淮南节度判官，此后，他一再放弃进入馆阁的机会，当了四年鄞（银音）县知县，继而舒州通判；又拒绝了文彦博的举荐和欧阳修推荐的谏官，成为群牧判官，这是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相当于政府机关小车队队长。
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38岁那年，调任度支判官，这是北宋三司的主要属官，仅次于度支副使，开始插手国家财政。
从这段经历看出，王安石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极高，在进京述职的时候，他做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但仁宗没有采纳。
这以后，朝廷多次委任他馆阁之职，他就是固辞不就，士大夫们都以为他不求功名，无意仕途，深受感动，只恨和这样清高脱俗的异人无缘结识。馆阁是一个不闲的闲职，相当于国家图书俢撰加图书馆，位置不低，但是于政事没什么作为。
在数次辞掉重任后，王安石先是勉与人修《起居注》，然后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理京城刑狱案件，这时候母丧，他不得不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在位三年，正是王安石守丧这三年，他仍然以守丧和身体有病为由屡次推辞高就。
他可不是无心政事，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终于，王安石47岁这年，神宗即位，宋神宗久仰王安石大名，深为其中于他，先是启用为江宁知府，然后是翰林学士兼侍讲，用曾公亮的话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王安石也认为，这是“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早年仁宗年代，他因为“孺子其朋”丢掉了状元，25年后，果真“孺子其朋”了。
我打工时的一个老上级说过，“我没有朋友，谁也不交，就交老板一个人”。这句话不论它对错，却是相当实用，在老板面前当“孤臣”的前提是，你和老板要铁板一块。
宋朝立国，本身就先天不足，经过多年惨淡经营，虽然看似繁荣，却外强中干，这一点当皇帝的最是了解。宋神宗是真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现状。“起沉疴，用猛药”，王安石的出现，宋神宗如鱼得水，俩人一拍即合，马上操刀。
老王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国体、政体、军体、财政、税收、文教、军队后勤保障、农业、商业等等。这一年他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为了推进改革的顺利实施，他还设立主持变法的临时官署“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改革推进领导小组，由王安石、陈升之共同掌管，吕惠卿承担日常事务，还有四十多个提举官作为改革督导。
这可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想要大刀阔斧，就得雷厉风行。后来有人说王执拗、偏执，“咬粑粑橛硬酱”，司马光就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殊不知做大事不拘小节，王安石如果不快刀斩乱麻，他就一步也动不了，更不用说推进了十五年的国家改革了。
做这么大的一件事，就得需要一个“艮”劲儿。
总之这君臣俩一拍即合，然后就拼凑一批人，起锅烧油，说干就干！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大概有：
均输法仿汉武帝顾命大臣桑弘羊，“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青苗法为“常平新法”，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市易法也源于桑弘羊的平准法，限制奸商垄断居奇；免役法又叫募役法，按户分担募役费，收回原来免役群体特权；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田征税；农田水利法奖励兴修水利；置将法将原来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保甲法十家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马法为保甲养马法，化整为零，数量和质量同时大增；太学三舍法分外舍2000人，内舍300，上舍100，由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
王安石变法，从出发点到基本内容都是好的，甚至现代人看来，有很多非常有跨时代意义，由变法到全面废除，近十五年，基本都收到一些效果，国家财政得到大幅度增长，国库的积蓄可以提供国家二十年的财政支出，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对外收复了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大宋疆土外拓2000余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全面发展，北宋呈现百年来未有之繁荣。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变法是突如其来的，从上至下先是举国惊愕，然后是手足无措，“临时领导小组”也只能高压推进，这期间免不了出现矫枉过正，强按牛头的事。连打带骂，变法能够持续十五年，也算是难为王安石了。
变法最终失败，原因实在太多，但是变法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时机、操作人员和操作方式。王安石本身就是一个生硬执拗，情商很低的人，不能容人且不能识人，不辨忠奸。韩琦对他有一个评价：“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果然最了解你的是你的敌人。韩琦的意思，他当宰相还不够格，《系辞下》曰：“无德而居高位，无智而策大谋，力小而担重任，没有不会招来灾殃的。不修往而居大位，所知小而所谋者大，力不及而所任者重，均违天地自然之法则，鲜有能违其目的者!故人必须有自知之明，夫然后可以得事之宜也。”曾国藩也说“无德而居高位，辱不足惜，恐误大局，斯受害者多，所以惴惴耳。”
王安石变法期间，新法的执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弊端，上差寸，下错尺，别有用心者自然会抓住机会修正解读，这不是安石每天带头不迩声色，清廉朴素，囚首丧面，壁立千仞就能解决的。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政治基础就是皇上的认可，如果是一法一令，一城一地也就罢了，但这是整个国家大透析，还是蔡东藩的话：“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欲所为……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形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神宗驾崩第二年，王安石去世。虽然天下骂声不绝，但他终以寿终正寝，只是当时心情不怎么美丽罢了。
在钟山到江宁城一半的地方，是王安石的“半山堂”，史家多以其位置而断其名。变法是王安石毕生的事业，结果执行一半而中道崩殂，这“半山堂”是不是也含着王安石伟业未竞的无限遗憾和伤感呢？
王安石一生研究佛学，对禅机领悟颇为高深，佛家有语“一念离真，皆为妄想”，王安石心中那个理想的乌托邦，在北宋能够走出多远，似乎冥冥中自有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