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赵日尧，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本文系长文（3300字），5秒广告后，即可继续阅读。）

1978年3月4日，我离开了生养我十九年的家乡江西赣州，踏上了当兵之路。

1978年3月6日，在接兵排长（姓许）的带领下，我们这两百多名新兵经广东韶关乘火车（当时整个赣南都没通火车），沿京广线一路北上，于3月8日晚上八点左右，在终点站下了车（丰台站）。

下车后，经过接兵领导点名确定人数后，我们又乘坐解放牌卡车，前往位于河北廊坊安次县（现已改区）的雷达6团新兵连所在地（当地一所新建好的小学）。下车后，因为正值十二月底，真可谓是北风呼啸，寒风刺骨。

同时，因为新兵连的条件相对简陋，在一个多月新训的日子里，我们吃的是二米饭（大米掺小米），菜是萝卜、白菜配土豆，睡的是地铺（大通铺）。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每位新兵都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都饱含热情地积极投入到每天的训练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在1978年4月中旬，我们开始分配专业（当时的我，没跟其他新兵一样提要求）。分完专业后，许排长（对我非常好，不仅是我接兵时的排长，还是新训时我们二排的排长）在一天晚饭后，来宿舍找到了我。

见了面，许排长笑着告诉我说，我成了一名报务员（当时十九岁的我，把分配专业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了许排长，因为许排长到过我们家乡，知道我是高中毕业，还是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入伍的）。当时的我，虽然还不知道报务员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心中仍然充满着无限期待。

1978年4月下旬，我们这些报务新兵，前往雷达6团军教连（位于天津静海唐官屯），开始进行为期六个月的报务训练。训练结束后，1978年10月底，我被分到了雷达6团一连，正式成为了一名报务员。来到一连后，我得到了台长（姓甄，75年兵）和指导员（姓熊，71年兵），如兄长般的关心和爱护。

在一连工作和生活两年多后，在1981年5月初，三年兵的我（当兵第三年，每个月的津贴是八元），踏上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路程。那次探亲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为期半个月探亲假的最后，我如愿与我的初中同学小琳（我俩在上中学时，关系就十分要好），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订了亲，之后，我就按时返回了连队。

1981年6月初，大演习开始了（当时的我，是报务一号手），因为每天的报务量大，再加上持续时间长，在为期三个月的演习期间（演习于9月中旬结束），我多次得到了团指挥所首长的夸奖和表扬。等到演习结束评功评奖时，我也获得了全连的一致投票，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演习结束大概半个月后，1981年10月初，我就和甄秀海台长一起，前往雷达6团军教连，参加报务改革培训班。也就是在培训期间，我接到了团里的通知，让我到团卫生队进行体检。当时的我，接到通知时，还满脸疑惑，不明白为什么培训期间忽然让我去体检。见我疑惑的样子，军教连连长（姓曲）笑着对我说，可能是提干体检。

当时听了曲连长的话，我心里也是高兴极了。毕竟，能提干，可是所有战士的梦想。但培训结束后，还是一直没有关于我提干的任何消息。记得1982年2月初，当时6团政委（姓王）来到我们一连检查工作时，也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事。直到2月下旬，团里召开通信会议（甄台长因为身体不适，当时正在住院休养，所以由我主持报务工作），在会上，团首长宣布了我被任命为一连台长，正排职（当时的我，心情真是特别激动）。

开完通信会回到连队后，战士们更是一直“台长、台长”地叫，让当时二十三岁的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1982年7月，提干台长五个月后，我到山西代县参加了通信干部培训班。在培训班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培训后，1982年11月中旬，我踏上了第二次回家探亲的路程。只是与第一次探家不同的是，这次我穿上了“四个兜”军装和新皮鞋。

到家后，几乎每天我都在走亲访友、看望同学，因此二十天的假期是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我离开家的日子。就这样，怀着对家深深的依恋和对父母长长的牵挂，我回到了一连，继续开始了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台长工作。

就这样工作半年后，1983年5月下旬，我第三次回家探亲时，终于如愿与订婚两年的未婚妻结了婚。婚后，新婚妻子与我一同回到了一连。但回到一连还不到一个月（8月初），就接到团里通知，让我前往上海（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培训。

因为这通知来的非常突然，我和妻子心里都没有准备。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分别，妻子毫无怨言，她拎起背包就回到了老家，开始担当起种地、做家务、照顾老人的家庭重担（因此到今天，我都十分感谢我的妻子。那些年，她为了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

1984年8月底，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培训后，我回到一连，被任命为一连副连长。那一年，我二十五岁。1985年7月，在副连长的职位上工作一年后，我被调到团干部股任副连职干事。在干部股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向政委、邱主任、李股长等许多首长的关心和帮助。

在此期间，因为去唐指开会的机会比较多，不少战友知道我和妻子是两地分居（当时我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儿子还在农村），就告诉我说，内蒙雷达33团的随军条件比内地低，10年军龄就可以随军（在七十年代，部队干部家属能随军的条件是：一，十五年军龄；二，男方三十五周岁以上；三，副营职以上）。听了战友们的建议，我考虑到妻子一个人在家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儿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此，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家庭，减轻妻子的负担，我决定前往内蒙古雷达33团工作，让妻子和儿子可以随军。

因此，1987年6月一次去唐指开会时，我就把我家庭的情况跟领导说明，然后我说想前往雷达33团工作。听了我的话，六团领导想留下我（再加上33团的生活条件可要比这里差太多），就让我不要急，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但当时的我，心里已经下定了决定，于是我坚定地对领导说，“领导，我去内蒙受点苦没什么，但这对我妻子和儿子来说，可是一个大转折。这几年，我妻子一个人在家，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孩子，实在太辛苦了。”

见我决心已定，领导也没有再劝我，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感谢雷达六团领导和战友对我的关心、帮助与支持。天津杨村，难以忘怀。

1987年8月初，我离开天津杨村，拎着行李，踏上了前往内蒙雷达33团的路程。记得当时在路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的心情真是既激动，又紧张，难以平静。记得那是1987年8月7日下午4点，我顺利到达了位于锡林浩特的团部报到。报到后，团里安排我到干部股工作，到了股里后，得益于许政委、柴主任、郑股长的关心和帮助，我才能快速并熟练地地投入工作中。

1988年3月，在干部股工作半年后，受团领导重托，我前往一连任指导员。记得我报到那天，刚好一连连长（姓曹）来团办事，我俩是一起回连队的。到连队营地时，已经是暮色苍茫时分了。当时一连住的是平房（我离开前，一连住上了两层楼的新营房），离旗所在地大概有一公里的路程。而一连，也是33团所有连队中，工作、生活和交通环境，相对比较好、比较便利的连队了（虽然比别的连队稍好，但环境还是很恶劣）。

在我来到一连三个月后，1988年6月，我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也随军来到一连（88年4月办好随军和招工手续，90年5月调回江西赣州）。到此，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在一连，在与曹连长、霍副连长、朱副指导员、胡排长、张技师共事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环境条件艰苦（天气冷，风沙大，用水要靠车拉），但我们生活相处融洽，工作配合默契。因此，在一连任指导员的三年里，我也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991年12月底，在一连担任三年指导员后，我调到团组织股担任干事。到了这时，团部已经新建了营房和办公楼，冬天还有暖气，我们工作、生活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94年8月，在团组织股工作两年后，我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六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江西赣州公安局，继续工作，直到前两年退休。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到今天，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也年过六旬，但回首往事，回看我十六年的军旅生涯，这一路走来，虽然有艰辛，有诸多挑战，但更多的是甜，是收获。最后，我要发自内心地说一句，“感谢部队这所大学校给了我机会，培养了我，成就了我”。

当兵日子，难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