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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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时期“江南”一词指代的地理空间呈现由大到小的趋势，且地域范围自长江中游以南向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迁移，这一自西向东的收缩是与以中原为中心的方位格局息息相关，也是在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重心东移背景下完成。与此同时，经济效益的累积和政治形势的博弈是实现今“江南”首次建构过程的主要推动力。而今“江南”内涵的多层次深化建构，既是人为搭建的结果，又是该区域地理景观变化的体现。
关键词：江南；江东；空间认知；文化景观
有关“江南”的概念所指及其地域范围，是学界热门的话题。已有不少学者试图厘清这一区域的地域范围，明晰不同时期“江南”的指代意义。其中，20世纪80、90年代，周振鹤先生、李伯重先生撰文论之：周先生一文详述了“江南”在不同历史阶段语义曲折变化的过程，以及“江南”在原有自然地理概念的基础上衍生了经济含义与文化内涵。李先生一文则根据太湖水系的完整性和地域内部的经济联系，划出明清时期经济区划的“江南”范围，即“八府一州”。
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明清时期江南具体范围的讨论仍是最为热闹。五府之说、六府一州之说，也有提出江南是一体三分的概念等等，唯有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地区是江南核心区这一点成为共识。而学者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一文总结与论述最为全面。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讨论今日“江南”地域建构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一地理范围内文化景观的演变特征。
一、文献中的“江南”
江南，最早作为一个地域指代词汇，广泛出现在各类史籍文献之中。就字面含义而解，这一依托自然山川而生的词汇，多指“大江之南”，而“南”仅仅是作为方位辨析的词汇，没有界定出某一具体边界。但随着时间推移，江南所指代的地理范围在人们意识中愈加明晰准确，而且其人文内涵发生转移和变化。
先秦时期的“江南”一词，最早出自《左传》昭公三年（前539）：“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这段记载讲述的是郑伯访楚时田猎于江南的云梦地区的事情，即长江中游荆江南岸今松滋市、公安县一带。这儿的江南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之辞，至少涵盖了今长江以南、五岭以北、西起巴东、东讫于海的中国南方地区，与宋明以后形成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江南”相去甚远。这一证据又可从《史记》中寻得，“江南”作为地域名词的修饰前缀数次出现于具体地名之前，说明其覆盖了九疑（湖南宁远县）、长沙郴县（湖南郴州市）、豫章（江西北部）、黔中（湖南西部及毗连的渝、黔部分地区）、丹徒（江苏镇江）多地。周公为镇服东夷，遣师逐象，“至于江南”；屈原放逐流放，悲歌“魂兮归来，哀江南。”直至西汉年间，属于四大经济区之一、特产金锡的“江南”在时人的认知中仍是广泛意义上的长江以南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
此外，秦汉时期的江南一词还有其他含义，用于特指某一城邑或具体地区，即一个相对小范围的地理单元。如指代长江下游河道以南地区，越王勾践受计倪之策，“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或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南楚”范围，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处的江南是特指某个特定的地理单元，其具体位置是在先秦时期的江南范围之内。而《货殖列传》后文“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是用于解释南楚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而非广义的江南。另有《战国策》中记录秦人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新莽时期改夷道（湖北宜都）为江南名，其中的江南皆是特指某具体地理位置。因此，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江南含义常常混用，既可泛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大地理范围，也可代指处于前一“江南”含义之内的某一小区域。又以前者为常见。
秦汉时期传统含义的延续直接影响了以后“江南”一词出现在行政区划的专有名词中，这一层面的“江南”已经指代了清楚的地理范围。唐贞观初年，因山川为界、分天下十道时，长江以南、五岭以北、巴蜀以西、东至海这一地域正式得名“江南道”。开元以后，又分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宋人在沿袭唐代区划的基础上再度细分传统江南区域，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政区分布密度的增加侧面反映了江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开发。也因政区名称的固定，“江南”一词所涉猎的范围逐渐自西向东推移，具有缩小的趋势。
实际上，“江南”一词含义指代的地理范围侧重是与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出发点有关。就前文所述，无论是楚王田猎之地，亦或是屈原悲歌之所，皆是今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某一范围，而先秦秦汉时期的江南之所以多侧重于这一地域，这是与关中——洛阳一线为主的中原文化群繁盛息息相连的，当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聚焦渭河平原、洛阳盆地时，铺开地图可知，与之相对应的南方自然是湘江流域。无独有偶，宋继后周都城开封，与唐时相比，都城略有东移，此时表达政区层面意义的“江南”亦向东移了约2-3个经度，与豫东平原相对应的南方是赣江流域，同样的，这时“江南”侧重的地理范围也是赣江流域。待元明清时期，定都北京，又京杭大运河联络南北，长江下游平原至入海口以南地区无论从南北对应或经济地位而言，都是这一时期“江南”指代的核心范围。此外，由于行政区划层面上“江南”的使用，其指代的地域范围已经不仅仅以大江为界，而依据执政者的指令划分政区范围，“犬牙交错”原则的运用破解了“江南”中“江”本身存在的地位，也打破字面表象上的直译。最典型的即是明代南直隶的设置，清军入关后最初即沿用南直隶的行政范围作为江南省而设置，于是在清人编纂文献中，“江南之地，包络江淮，控引河海，实兼禹贡三州之域。”
于是，依着政区名称的缘由，传统江南指代的地域范围渐渐缩小至今苏南浙北一带。而且，唐宋以后的江南已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概念，而是包含经济发达、文化繁盛等多重意义，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今“江南”的首次建构
今天的江南往往指长江下游以东、以南，钱塘江以北、以西的平原地区，西部由皖南山地阻遏。这一区域在历史时期有诸多名称，如江东、江左、江表、浙西、三吴、会稽••••••除了“江南”，其余也都湮没在历史中了，何时、何以“江南”一词不仅指代变化并取代上述用语，还成为今人心目中繁庶雅致的人文符号？
前文已述，隋唐以前的江南大多指的是长江以南的地区，而特指今江南地域的用词在文献中往往以江东呼之。用“江东”指代今长江下游南岸的皖南、苏南浙北和上海地区，常常出现于《史记》的一《传》一《纪》中：一是《春申君列传》中所载“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二是《项羽本纪》中多言“江东”之地。如“（广陵人召平）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而江东之名的扩大和使用皆与定都南方的政权有关，是在中央政权转移至南方的背景下实现的，尤其是孙吴政权立于江东一事多次出现于史籍文献中，因此六朝时期狭义的江南地区常以江东称之。
以“江东”名之，其一，是与长江自安徽芜湖至江苏南京河段的近南北走向有关，因自中原地区或长江中上游地区通往今江南地区的交通线路方向是自西向东，且由于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的方位观念，令江东又称江左。其二，可能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发展有关，正是江东地区有这样的政治势力和区域发展的特征，使得该区在全国政治地理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分量之重令“江东”一名多被使用。但随着秦统一全国，这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政区，“江东”的提法就会渐渐被弃用。其三，是与春秋战国至秦汉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向上天下形势对垒交锋的空间观念有联系，以己观人是古人空间认知建立的出发点。当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逐渐随着历史进程演变而兴起、发展之后，即两晋南北朝以后，南北方向上的博弈斗争的空间认识取而代之，“江东”也随着“江南”东移的同时退居“江南”之后，直至成为历史。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北宋词人在《梦仙乡》中称钱塘苏小小仍作“江东苏小”，其实时至13世纪以后今“江南”才得以真正取代“江东”，正名该地区。其三，是作为行政区划的简称，流行于世，即宋人因江南东路转运司的存在，时常有“江东”的简称，如大观三年（1109）“江东疫”。
“江南”内涵自长江中游以南的今湘、赣地区东移至长江下游的苏、浙、沪地区，是与该区域以农耕业为主的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紧密关联的，一旦与社会经济产生联络，“江南”一词所表达的内容也就不局限于自然地理含义，而更加多样化、深层次了，在发达的经济实力打底之后，才有风俗文化潜移默化的深入，这一含义多元深化的建构是宋元以后的明清时期才得以完全实现的，即今日社会对“江南”一词的意识与感知是来自于明清六百余年逐渐积累沉淀、从而赋予词汇的文化感与历史感。正是因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已经覆盖了社会经济、文化心理、意识认同等多层面的认知，不局限于实体具象的地理空间，所以学界对于江南具体范围的统一标准难定，毕竟经由不同视角出发来认识江南，得出的结论自是不一，所以从中提炼出一个所谓的“标准”概念是难以实现的，“如若把‘江南’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工具，是允许多样性的界定的。”此外，这种指代地域自西向东方向的迁移，不仅仅是前文已述的南北空间方位的简单对照，而且是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形势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方向相吻合，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后，以高屋建瓴之势为控制版图疆域、获取物资生计的必然措施。就关中、三河地区而言，长江以南无论是中心位置还是重心位置势必在今湖北南部、湖南、江西一带，若以燕冀、齐鲁地区而言，那么今江南地区随而取代重心地位，这也是一个天下形势分割对应、相互依照的关系。
至于会稽、浙西、三吴等称呼，指代范围有大有小，多是与某一历史时期的政区划分和地方山水相联系，当政区名称改换以后，便逐渐淡出人们意识观念之外；或是由于当地人自我认同加以命名，但随着外来移民文化的不断楔入，其指代性能减弱，从而隐匿消失，只留存于文人雅客展示文采的笔墨之上了。未有变革的是，在今江南地域中，作为“三吴”之一的苏州城一直是这片区域的中心城市，春秋时期为吴国王都，以后多为郡治，也曾做过分裂政权的都城，“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直至明清时期，膏腴沃野、财赋集聚、人文渊薮，以苏州为首的城市形象成为江南富庶的标签。
三、今“江南”话语下地理景观的变化
“江南”的出现与使用是以北方视角为出发点的地域名词，因而历史进程中随着南北交流互动的扩大与融合，其文字语境下的内涵不仅是空间认识的演变，也是所代表的地理景观的变迁；同时“江南经济、文化、心态的变易会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江南’范围的理解与认识。”今人冠以“佳丽地”的江南，不仅令江南之民骄傲，还令江南以外民众艳羡，两相碰撞磨合之下的地理意象造就了人们意识中江南内涵的变化。大致说来，秦汉以前的江南尚武硬气、唐宋以后的江南则温婉似水，这一概念特征的演变与地理景观的变化之间是同步进行的。
太伯奔吴是今江南地域开发的滥觞，春秋时期地处楚、越之界，荆蛮归附之。会稽本越国封地，吴、越之争是春秋末年霸主争端的尾声，胥江、邗沟的开凿，青铜戈剑的出土，说明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地区尚武勇猛的风气。项羽起兵江东，势如破竹，一举亡秦，尽管兵败刘邦，江东人物却仍为中央忌惮。直至西汉初年，汉高帝依旧担忧“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东汉时李巡又云：“江南其气惨劲，厥性轻杨。”尽管受空间视野所限，有北人轻蔑南人骄横之语的可能，但也说明先秦至两汉时期这一地区人群的原始性和学识文化的弱势。3世纪以前的江南，其势低平，环境暑湿，水域广袤，“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中所载的“濑胡”可能位于今苏皖交界带青弋江、水阳江下游流域，是古丹阳湖水域的一部分，其水体面积超过今太湖。而且“据碳14测定，上海地区冈身地带中最东的横泾冈形成于距今3200年••••••下沙沙带以西地区的成陆不迟于唐代初期以前。”所以，西周至唐初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长江入海口泥沙淤积浅海地区、缓慢推动着长江南岸岸线的东移。“（长江口）南岸沙嘴的发育，才促使南岸潟湖平原的形成及河口沙岛的相继出露。”滨海沼泽、潟湖的大面积存在也表明“江东之野”的特性。此外，楚以今江南地区为“野”，既说明该地处于楚国政局的外围地区，也意味着上位者视之为正统文化的边缘地带。而传统的巫神信仰和巫葬特色是民俗原生态的体现，“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死，句践于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祸吴人船。”就这一时期的生物景观而言，诸如鱵鱼、鳊鱼、水浮莲等水生动植物繁杂，又有鱼鹰、芡实等濒水为生的动植物。由于在时人意识中，该区的山林川泽充满原始性，所以在神话传说中总有两头蛇、射工虫等伤人的异物活动。
六朝时期是今江南地区人文风物的转折期，东汉末年和西晋永嘉年间的两次黄河流域的战乱促使大量北人南迁于此，江东天子气随之显露，中原文化大量输入，礼乐章程因之建立，黄河流域民众带来的耕织技术和学术文化传播开来，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以后江南安逸闲适的环境渐而消磨了传统的武人之气，“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而今江南的婉约形象标签是李唐时期文人骚客作诗弄文构建而成，“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杏花时节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于是，烟雨、黄梅、莲叶、舟船的水乡意象深入人心。不仅如此，在唐人的心目中，江南抬至一个很高的地位，不仅拥有自然好风光，也具有着人文韵味。当时人在描述江南的生活方式时，总带有某种欣赏、赞叹乃至于向往的口吻。”宋以后的文人墨客多延续唐代诗人对江南的构想，“苦筍（笋）鲥鱼乡味美，梦江南。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黄鹂紫燕东风裹，正是江南三月春。”三月春、杨柳、梅萼同样引得文客执笔弄墨、称道连连。
但“江南”这一感知的转变仅仅是宏观地理视野的时间变化。就微观而言，这一地域内部往往仍遗留着中原、吴、越三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已有学者针对嘉兴、湖州地区地域文化离吴入越过程以及其与行政归属关系而进行论述，说明这两地是吴、越两种文化兼而有之之地，时间推移过程中，文化倾向有所侧重。与之相似的还有宁镇地区，位于吴头楚尾地带的两座城市，吴、楚文化杂糅其间。所谓的中原文化、吴文化是以地名或先秦时期国名保留而称，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先民文化。宁镇地区的楚文化更多的受到外来黄河流域中原地带的文化冲击和影响，从而与北方之间文化相似度高一些；然而吴文化的沿革比较而言更为土生土长，两者间文化的区分度最典型的是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线有一段是穿过苏南的溧水县（今南京市溧水区）的。
与认知层面的转变相称的是今江南地区地表景观的变化。两宋以来，集市、城镇的扩散与普及表现了这一地区流动人口的高度集中。明清时期经济型市镇的集中涌现表明工商业在江南铺展开来，农作物和农产品开始追求经济效益，社会生活的繁盛推动了江南市场的建立。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对这一地区人文风貌的评价是：“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般帨，多巨室大豪。”财赋的累积彻底扭转了瘴疠原始的落后面貌，文化的底蕴又给江南地区的上层社会提供晋升通道，入仕的学子反而又加深江南的学术气息，如同麦比乌斯圈一样，在这循环往复中一一建构今日的地域景观，既存在于区域内、区域外人们的空间认知中，又真实存在于当下的地理环境里，成为一个理想的“江南”。
结语
一、“江南"一词本义指代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中国南方地区，时移意异，指代的地域范围渐渐缩小至今苏南浙北-带。这一地理范围的变化既与以北人中心为感知的出发点有关，又和行政区划的演变紧密相连。
二、今“江南”地的正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伴随着上述含义东移和缩小的过程，直至明清以后，彻底取代了如江东、浙西、三吴等一系列曾冠以该地区的称呼。其中，经济效益的累积和政治形势的博弈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
三、今“江南”地域文化就宏观而言，有一个由“尚武”向“崇文”的缓慢演变;就微观而言，杂糅吴、楚、越三家文化的遗留。这既是在文人笔墨下构建的想象空间，也是地理最观转变和布局的真实反映。
作者：丁梦琦
来源：《中国地名》2020年第10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杨 琪
校对：宋柄燃
审订：计梦菲
责编：黎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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