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李敏拿错了同学的笔记本,毛泽东碰巧翻开,说:可以发表
世人皆知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在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读书时,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57年的一个秋日,一场偶然的农业劳动,让一个普通女学生的笔记本意外进入了中南海。这个笔记本的主人,是李敏的同班同学王桂芹。当时的王桂芹绝不会想到,自己随手记录的文字,会在某一天被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过目。更令人惊讶的是,毛主席不但仔细阅读了这本笔记,还留下了批注。这个看似普通的笔记本,究竟记录了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会让毛主席如此重视?这个偶然的机缘,又为什么会在第二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掀起一场青年写作的热潮?
一、李敏的校园生活
1957年的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坐落在北京西城区白云观街。这所学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声望的女子学校之一,校园里的梧桐树笔直挺拔,一到秋天,金黄的叶子铺满校园的小径。
每天清晨六点半,校园的钟声准时响起。李敏和其他同学一样,穿着深蓝色的学生装,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她的座位在教室中间偏后的位置,和其他同学一样,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课本和笔记本。
李敏在校园里的生活并不特殊。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早操,排着整齐的队列做广播体操。课间操时,女学生们列队到操场上做课间操,操场上回荡着整齐的口号声和脚步声。
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很有特点。除了语文、数学等基础课程外,还开设了音乐、舞蹈等艺术课程。每周三下午是文艺活动时间,李敏经常在这个时候和舞蹈队的同学们一起排练。舞蹈队的练功房在教学楼的三层,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校园里的梧桐树和远处的白塔寺。
在课堂上,李敏是个认真的学生。她的数学成绩很好,经常被老师请到黑板前解题。语文课上,她也常常参与课堂讨论。不过在俄语课上,因为已经掌握了俄语,她获得了老师的特别允许,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图书馆补习中文。
图书馆是李敏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里有一排排深褐色的木质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她常常在课余时间去那里看书,有时也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功课。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戴着眼镜的老先生,总是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桌子后面。
每到下课铃声响起,教室里就会热闹起来。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讨论功课,有的聊天说笑。李敏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前讨论下一期要写些什么内容。班上的黑板报每周更新一次,内容包括学习心得、生活随笔和新闻时事等。
放学后,李敏有时会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店买些文具。那是一家很小的文具店,门口挂着蓝布帘子,店里摆着各种笔墨纸张。有时候,她们也会去附近的小摊买些零食,比如糖炒栗子或者烤红薯。
不过大多数时候,李敏放学后都会直接回家。她推着自行车,和同学们道别,然后沿着西长安街骑车回中南海。傍晚的街道上,行人陆续回家,路灯次第亮起,映照着她回家的路。
二、一次特别的农业劳动
1957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组织高二年级的学生去罗道庄农业社参加劳动。这天早上八点,学校大门口就聚集了不少学生,她们穿着便于劳动的衣服,有的还带着草帽。
从学校到罗道庄农业社有十几里路程。由于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同学们只能步行前往。李敏推着一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和同学们一起出发。这辆自行车是她平时上学用的,今天带着是为了劳动结束后可以直接骑车回家。
队伍沿着西长安街往西走,经过西单商场,然后转向西北方向。沿途经过了几个胡同,走过月坛北街,一路上不时遇到运送蔬菜的马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同学们终于到达了罗道庄农业社。
农业社的负责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他带着学生们来到了一片大白菜地。这片菜地很大,一眼望不到头。老农民给同学们分配了任务:一部分人负责将成熟的大白菜从地里拔出来,另一部分人负责将白菜捆扎好,准备运往市场。
李敏和几个同学被分到了捆白菜的小组。她们要把白菜外面发黄的叶子剥掉,然后用稻草将白菜捆扎成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捆得很慢,经过农民们的指导后,动作渐渐熟练起来。
到了下午四点左右,天空突然阴沉下来,开始飘起小雨。雨不大,但让劳动变得有些困难。同学王桂芹带着一个笔记本,她一直随身携带这个本子,用来记录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为了不让笔记本被雨水打湿,王桂芹找到正在劳动的李敏,请她把笔记本放进了自行车上的书包里。
尽管下着小雨,但同学们并没有停止劳动。到傍晚六点,这天的劳动任务才完成。农业社的食堂为同学们准备了简单的晚饭:白菜炖土豆、咸菜和大米饭。饭后,班主任临时决定召开一个交流会,让同学们分享这次劳动的体会。
交流会分成了两个小组进行。同学们围坐在农业社的会议室里,轮流发言。有的谈到了劳动的辛苦,有的说到了和农民接触的感受,还有的分享了对农业生产的认识。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才结束。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同学们准备分头回家。李敏骑上自行车,向家的方向驶去。王桂芹的笔记本还留在李敏的书包里,两个人都忘记了这件事。就这样,这个普通的笔记本随着李敏的书包,意外地进入了中南海。
三、笔记本背后的故事
王桂芹的笔记本是一本普通的蓝皮本子,封面上用钢笔工整地写着"生活随笔"三个字。这本笔记本记录了她从1957年开学以来的所见所闻,从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到街头巷尾的市井生活,再到农业社劳动时的所思所想。
在北师大附中的语文课上,王桂芹经常被老师表扬。她的作文不同于其他同学常见的说教式写作,而是善于从生活的细节中发现美和真实。比如她写过一篇《早餐摊上的老人》,描写了一个每天清晨在学校附近卖豆浆的老人,从老人熟练的动作到顾客们匆忙的背影,都被她细致地记录下来。
这个笔记本里还记录了很多同学们的故事。有一篇写的是班上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描述了这个同学如何克服困难学习,如何帮助同学补习功课。王桂芹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身边人的关注。
在班上的作文交流会上,王桂芹的文章常常被选为范文朗读。她的同学们都说,听她的文章就像听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有时候,同学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小事,经过她的笔尖,竟能焕发出如此动人的光彩。
笔记本的后半部分,记录了不少关于农业劳动的观察。除了这次去罗道庄农业社,王桂芹还参加过几次学校组织的劳动。她详细记录了农民们的劳作方式,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在一篇题为《土地的声音》的文章中,她写到了农民们起早贪黑地劳作,写到了庄稼在阳光下生长的样子,写到了收获时节的欢乐场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桂芹的笔记本里有一个特殊的栏目,叫做"我的同学录"。这个栏目里记录了她对每个同学的观察。比如她写到了一个经常帮助同学补习数学的女生,写到了一个负责管理班级图书角的安静女生,写到了一个总是把零食分给大家的热心女生。这些记录不是简单的评价,而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展现出每个人的特点。
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是王桂芹对未来的一些思考。她写到了想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写到了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在一篇题为《我的文学梦》的文章中,她说:"写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真实地记录生活,记录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
这本笔记本里的文字,既有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也有对身边人物的刻画,更有对理想的追求。每一篇文章都写得朴实自然,没有刻意的修饰,却处处流露出真情实感。正是这种真实的力量,让这本普通的笔记本有了不普通的价值。
王桂芹的文学才能得到了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肯定。他们经常鼓励她继续写作,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在班级的墙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文章。有时候,其他班级的同学也会专门来看她的新作品。
四、毛泽东的批注
那天晚上回到中南海后,李敏整理书包时发现了王桂芹的笔记本。这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被放在书包的最底层,因为下午的小雨,封面还微微有些潮湿。当时已经很晚了,李敏把笔记本放在了书桌上,准备第二天带回学校还给王桂芹。
恰巧那天晚上,毛泽东像往常一样来到李敏的房间,询问她的学习情况。书桌上的蓝皮笔记本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得知这是同学的笔记本后,毛泽东随手翻开了它。原本只是想略略一看,但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后,便坐下来仔细阅读起来。
毛泽东从笔记本的第一页开始看起。他特别关注了王桂芹写的关于农业社劳动的文章。在《土地的声音》这篇文章的空白处,毛泽东用铅笔写下了"观察细致,描写生动"的评语。在描写农民劳作的段落旁边,他画了一个着重号。
对于王桂芹写的《早餐摊上的老人》一文,毛泽东在文章末尾写道:"善于从小事中见大道理,这个同学很有写作天分。"在另一篇描写同学帮助他人的文章旁边,他批注道:"青年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集体主义精神。"
特别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笔记本中的"我的同学录"栏目。他仔细读了王桂芹对每位同学的观察和描写。在其中一段描写班上贫农子女如何努力学习的文字旁,毛泽东写下了"要特别关心这些同学"的批注。
翻到笔记本最后的《我的文学梦》时,毛泽东停留了很久。在文章的空白处,他写下了一段较长的评语:"年轻人要立志做对人民有用的事。写作是个好志向,但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能空谈理想。这个同学写得很朴实,很真诚,文字中有生活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让秘书找来了《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他把王桂芹的笔记本交给主编,建议从下一期开始,在杂志上开辟一个"青年文苑"专栏,首先发表王桂芹的几篇文章,并邀请其他青年投稿。
这个笔记本里总共有二十多篇文章,毛泽东在其中十五篇文章上都做了批注。这些批注有的是简单的评语,有的是具体的修改建议,还有的是对青年写作的指导性意见。
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把《土地的声音》《早餐摊上的老人》《我的同学录》这三篇文章放在第一期"青年文苑"专栏的显著位置。他还要求在发表时保留原文的朴实风格,不要做太多文字修改。
当李敏第二天把笔记本带回学校时,本子里已经多了许多铅笔写就的批注。这些批注字迹工整,语言简练,每一条都切中要害。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看到这些批注后,立即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作文课,专门讨论这些批注对写作的指导意义。
五、一个文学少女的成长
《中国青年》杂志1957年12月号正式推出"青年文苑"专栏,王桂芹的三篇文章以"一个高中生的观察"为总标题刊登在开篇位置。这期杂志发行后,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表示,这些文章展现了一个普通高中生对生活的真切感受。
随后,北京市教育局专门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在北师大附中交流推广写作教育经验。会上,王桂芹的笔记本被当作教学范例,她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介绍了对学生写作的指导方法。各校代表参观了该校的作文教学活动,并要求把毛主席的批注意见作为写作教学的重要参考。
1958年春季开学后,北师大附中成立了专门的写作小组。每周五下午放学后,写作小组的成员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习作。王桂芹担任小组长,负责组织活动。写作小组的成员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了40多人,其中不少人的文章也陆续在校刊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
这一年里,王桂芹继续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她的题材更加广泛,除了校园生活,还写了不少关于社会生活的观察文章。《站台上的故事》记录了火车站送别场景,《街巷间的早市》描写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老手艺人》讲述了一位修鞋匠的故事。这些文章都保持着她一贯的特点:观察细致,描写生动,充满生活气息。
1958年暑假,《中国青年》杂志社邀请王桂芹参加了一次青年作者笔会。会上,她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作者。一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带来了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春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的成长历程。这次笔会给王桂芹带来了很大启发,她开始尝试创作短篇小说。
1958年秋季开学后,王桂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教室外的风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篇小说以一个插花课代表为主人公,通过她每天为教室插花的细节,展现了同学们的日常生活。小说获得了良好的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959年春天,王桂芹参加了高考。她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在填写志愿时,她写道:"我要当一名教师,把写作的乐趣传递给更多的学生。"这份志愿书被学校保存下来,成为教育档案馆的珍贵资料。
进入大学后,王桂芹依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她的文章开始出现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大学期间,她创作的散文集《青春笔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这些文字源于一个青年学生对生活的真诚观察,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
1959年底,在一次回母校交流会上,王桂芹把当年那本被毛主席批注过的笔记本捐给了学校。这本笔记本被学校珍藏,后来成为北师大附中校史馆的重要展品。每年开学,新生入学教育时,老师们都会讲述这个笔记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