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和中国设计的各种早期大炮几乎差不多同时出现，都借鉴了欧亚大陆共享的技术经验，然而14世纪是欧亚大陆技术交流和发展的转折点。

疫病和政治争斗破坏了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之间直接的陆路交通，技术思维模式也开始出现分歧。这里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欧洲和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创新之路（“技术创新”在此定义为采用新技术来满足需求）。 黑死病的肆虐欧洲几个世纪，导致人口数量骤减，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出现了严重的长期劳动力短缺。 黑死病[让欧洲人开始寄希望于通过机械发明来节省劳动力；而在中国，小规模、低成本的技能密集型技术不断传播、改进，让中国在几个世纪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公元1347年的第一波黑死病流行破坏力最大，随后疫情又暴发了好几十次；到1430年，欧洲的人口可能只有1290年时的一半或四分之一。成千上万的村庄空空荡荡，城市“沦为鬼城，市场、磨坊和织布机陷入沉寂。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或是转向祈祷，或是将矛头指向陌生人，怀疑他们播下了瘟疫的种子。犹太人被驱逐，妇女被当作女巫烧死。在这天翻地覆的世界中，少数幸存的工人现在可以挑战他们的主人，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劳动力匮乏，工人数量减少，人们自然对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设备产生了更多兴趣。欧洲各国政府和制造商们的极力支持也推动了这种新的发明文化。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则恰恰相反，当时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日益加剧。尽管在元朝曾有过几次严重的疫病暴发（可能也有黑死病，但当时中国生活和医疗条件好于欧洲），但这并没有像欧洲的瘟疫那样，反反复复肆孽，带来严重的人口损失。

元朝主要由于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和国内起义造成了大量伤亡，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造成了 人口流离失所、陷入贫困——不光是元朝边境地区的居民，那些技术先进的繁荣中心地带的——江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居民也都逃往偏远地区。

明朝（1368—1644年）灭了元朝，驱赶走蒙古人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让人口稀少的地区重新有人居住。著名的“大槐树移民”的故事，流传黄河长江流域各地，正是明朝近一个世纪的不断移民的民间记忆。而这些移民主要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迁移，是和平与平稳发展的结果。

中原各地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使大量贫穷的移民前往山区或外省寻找无主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并不缺乏劳动力，用机器代替人力是没有意义的，最佳策略是让人们习得当下最好的小规模农业和制造技术。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是技术普及的过程，虽然这些技术仅有小幅度革新，但已经足够支撑了明朝的经济发展，使得人口和技术向云南、广西、川边等原先偏僻的地区扩展，引导这些地区的经济崛起。

在原先的经济繁荣地区-江南等地，明朝仅仅用宋元留下的技术，就能引领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长达数个世纪。与改变欧洲的科技和机械革新相比，这种低调的局部创新没那么有戏剧性，也不具有那么大的颠覆性。

也就是说：欧洲在十四世纪后开始的科技发展，起点远远比中国低，但是更有内在推动力，发展更快。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全球海上航运贸易的崛起。

蒙古帝国瓦解后，横跨亚洲的陆路不再安全，欧洲商人和政府便纷纷转向海上运输。

我们把骆驼喻为沙漠之舟；而在14世纪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眼里，船只就是海上的骆驼。这一时期，中国、东南亚、印度和红海等各大港口之间的印度洋贸易迅速发展壮大。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等港口，庞大的中国商船（竹篾制成的船帆）与更灵活的印度—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争流，后者是特地为应对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间反复无常的海域设计的。

贸易货物从珍贵的香料、天鹅绒到铁钉、铜钱，琳琅满目。欧洲国家在十四世纪开始闯入印度洋贸易，以期从巨额的利润中分一杯羹，他们为此建造的新式船只兼容了航海和军事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归功于葡萄牙王子唐·恩里克对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创新发展。

欧洲船在此时摆脱了古典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人的影响，按照科学的原则发展创新除了独特的船型，准备向全球各个未知海洋出发。

葡萄牙船队花了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冲过大西洋的赤道区，穿越好望角，找到了从非洲穿印度洋直达印度的航线。而这条航线是郑和在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开拓出来的，是中国海上船运积累几百年的成果。

在中国，元朝的蒙古人统治者鼓励对外开放和技术交流，其推动的创新包括扶植棉花工业、学习、改进波斯的上釉技术，这是为了制造独特的中国青花瓷器，而这种瓷器也迅速成为享誉全球的奢侈品。

然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全力恢复传统的儒家治国原则，重视农耕的道德价值，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下降了（蒙古人最重视的是手工业和商业），同时强调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由此，虽然成祖朱棣喜欢对外扩张，但郑和下西洋最终昙花一现，多年积累的航海技术一时间内被完全放弃，最终失传。明朝中国退出了即将开始的大航海时代，放弃了走向更开阔世界的机会。明朝虽然在文化上继承了传统，但是在科技上确实是逐渐停滞了。

明朝的数学仅仅只有极少几个人还在钻研，天文学由于“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整个司天监只能让一群穆斯林来计算日月食，到了明末就等着天主教传教士来修订历法了。

军事技术的停滞也很明显，1356年中国制造的用于对付蒙古人的大炮，使用了世界上首个用铸铁而非青铜铸造而成的炮管。明朝早期的军队使用了数以千计的廉价铸铁大炮，将其部署在攻城战中，或沿长城安置。驻守长城的部队也配备了手持枪。公元1400年后，王朝稳固，军事技术创新速度就放缓了。

到了16世纪中叶，保卫长江三角洲和南部海岸的军队在抵御所谓倭寇的劫掠时，用的就是西方佛郎机和鸟铳，这些武器是由1516年首次进入中国海域的葡萄牙人带来的。

总之，中西方科技发展的分野，应该就是十四世纪开始的，到了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1511年，已经开始出现技术差距，至少在军事技术上差距已经形成。

所以，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其实可以从公元1511年开始算。以马六甲沦陷为开始，传统上中华控制的海洋区域，欧洲人已经闯进来了。

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