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沈芸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0年12月24日，刚满十六岁，初中毕业的我，应征入伍。到部队经过四十多天的新兵训练后，我跟三十多名女兵一起，被分到了师医院。

当时，我们这三十多名女兵中，年龄最大的是二十岁，年龄最小的是十五岁，平均年龄十七岁。虽然当时的我们，还很青涩稚气，穿着有些肥大的军装（当时的我们，因为年龄不大，都还很瘦弱，所以穿上军装就显得比较臃肿），但经过四十多天的新兵训练后，我们也初步完成了从懵懂女孩，到一名合格战士的转变。

来到师医院后，我随即转入护训队，继续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在护训队培训的日子里，我认真听课，努力学习，有不懂的就问，有不会的就练。因此，当时在护训队进行的考试中，我的成绩，基本上每次都是名列前茅。最后，经过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后，1971年9月初，我被分配到外科（当时，我们医院有内科、外科和传染科三个大科，其中外科的病人最多），成了一名卫生员。那一年，我十七岁。

正式成为外科的一名卫生员后，刚开始投入护理工作时，病房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我常常是跟在医生后面左走走、右看看，不知疲倦。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女兵，第一年每个月的津贴是6.7元，比男兵们多了0.70元（男兵们是每月6元）。当时的我，在得知自己每个月的津贴比男兵多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后来我才知道，每个月多的0.70元，是我们的卫生费补贴）。

说实话，在七十年代，部队医院卫生员的工作，真是既充实又繁忙。当时，每天早上六点左右，我们就要起床，开始扫走廊、拖地、整理病房等等。而且，由于不能戴手表（当时部队医院有要求，卫生员不能戴手表），为了准确掌握起床时间，科室就发给我们卫生班一个钟表，让我们每天定早上五点半的闹钟。有几次，当我还在睡梦中，只听见班长大喊一声，“完了，睡过了。”听了班长的声音，同寝室的其他人就像听到紧急集合号一样，“腾”地一下起身穿衣，然后头也不梳地就往病房跑。虽然在路上，看着天上星星还一闪一闪的，我们也全然不顾，一到病房，就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看到我们来了，值夜班的护士不解地问，“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我们回答说，“班长说时间已经晚了，我们还是跑着过来的。”听了我们的话，值夜班的护士哭笑不得地说，“现在才三点多，还早着呢。”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班长看错了时间，闹铃根本还没响。可来都来了，到了这会儿，我们也是睡意全无，都不想再回宿舍，干脆就多干些活。

就这样，在每天充实的护理工作中，四个月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2年的春节。春节将至，我们部队医院，也在内科、外科和传染科的卫生员中，挑选出十人（我因为会唱一点歌，也被选上了），组成了一个文艺队，下到各个病房，给战士们进行文艺表演。我们这些年轻的卫生员，充满着朝气，去到哪个病房，哪个病房就充满了欢声笑语。记得当时，我表演的节目，是女声独唱《红梅赞》。当我演唱时，看着病房里战士们脸上露出的笑容，我的心里真是满足极了（因为是在医院过年，我们怕战士们心情不好，影响治疗，就想各种办法，让他们开心起来）。

除此之外，在七十年代，部队医院，也对乡亲们开放（给乡亲们提供治疗，收费很少）。因此，我们内科，每天来看病的乡亲们很多很多，真是人来人往、水泄不通。要知道，在当时，乡亲们的生活条件都不好，所以来看病时，基本上都是自带干粮（以粗粮为主，很少有细粮）。

记得1972年4月的一天中午，我们值班的三名卫生员，推着饭车从西到东，依次给每间病房里的病人打饭（西面病房里，住的都是生病的战士；而东面病房，则基本上都是来看病的乡亲们）。当时，在我们打饭时，有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右手臂打着石膏，他父亲抱着他，站在我们的饭车旁边，看着我们给病人盛饭（当时，医院食堂每天中午，都会做上满满一大桶米饭，是专门给住院的战士们吃的）。

那个五岁的男孩，看着我们打饭时，竟小声的跟父亲闹了起来，略带哭声地说，“爸爸，我要吃那个白饭，我要吃那个白饭。”记得当时，当我听了小男孩的话时，心里真是不自觉地升起了一股悲伤。看来，乡亲们的日子，是真不容易，五岁的小男孩，竟然都不认识大米饭（这也说明，他从来没吃过）。见状，我心里真是十分难受，所以最后，在打完饭时，我就用勺子，把桶底仔细地刮了一遍，刮出了一碗米饭，端给了那个男孩。记得当时，看着那孩子脸上终于露出了高兴的表情，还大口地吃着米饭时，我心里才舒坦了许多。

说到小男孩，也让我想起了1973年，我们治疗一位当地老乡孩子的经历。1973年5月的一天早上，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被紧急送到了我们医院。送来时，那个男孩已经神志不清，接近昏迷，医生初步的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病情非常严重。一到医院，就马上被送进了特护病房。

入住特护病房后，这个小男孩的病情不断加重，一天，几位医生站在他的床边，为他进行诊治。当时，我和一位战友正在交接班，也站在床前。就在这时，这个孩子的病情忽然加重，而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情况紧急，一位医生当机立断，决定给这个孩子进行胸外按压。但在准备按压时，发现钢丝床上（当时，医院因为条件拮据，再加上病人太多，所以用的都是钢丝床），并没有放铺板，所以按压根本起不了作用。

就在这紧急时刻（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位战友立马钻到了床下，然后用身体顶住了钢丝床，这才使得医生的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能有效的进行（那位战友姓田，后来保送上了军校）。但让人遗憾的是，在进行一番紧急抢救后，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看着那位父亲低着头抱着孩子离开时的画面，真是让我打心底的难受。

因此，对于当时的乡亲们，我们都是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除了可以来医院看病外，医院也会定期组织医护队，到村子里给乡亲们看病送医。在送医时，如果遇到一些家庭情况特别困难的乡亲，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津贴，到供销社给他们买一些鸡蛋（在当时，鸡蛋0.04元一个）和生活用品（油盐酱醋等）。

要知道，当时第四年兵的女兵们，每个月的津贴，也只有10.7元。平时除去买些牙膏、香皂、信封、邮票等生活用品外，我们剩下的都舍不得花，全都攒了起来。但在我心里，这些攒下来的津贴，用来帮助家庭困难的乡亲们改善生活，真是最好的去处。

1975年11月底，当五年兵，每月领15.7元津贴的我，终于提了干，成了一名护士。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提干后，我继续在部队医院工作，直到1985年。1985年底，在大裁军的浪潮中，我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地方医院。在地方医院，我继续工作，直到二零一四年退休（因为身体还行，我一直工作到了六十岁）。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到今天，我离开部队，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十五年的部队医院生涯，还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分量；十五年部队医院生涯，我在打不完的针，发不完的药，走不完的长廊中，也体会了“白衣天使”的高尚。白衣大褂衬着永不褪色的绿军装，那是我最青春、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