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真实写照。十万青年挺身而出，以满腔热血投入到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十万铁甲军慷慨赴死，用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
1937年2月2日，“二二事件”的枪声骤然响起，打破了西北大地的平静，也宣告了西北三位一体格局的轰然瓦解，至此，西安事变也彻底画上了句号。
此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人心惶惶，在失去谈判筹码后，被蒋介石逐一肢解，分散调往全国各地。
而蒋介石的野心并未就此满足，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将红军彻底瓦解。
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国共双方进行了多轮艰难的谈判。然而，由于双方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分歧巨大，再加上当时双方实力差距明显，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直到1937年3月8日，双方才终于在编制问题上达成一致，确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这一协议史称“三八协议”。
但这不过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其真正的目的，仍是步步紧逼，逐步瓦解红军。
01 红军自己改编自己
1937年6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谈判代表受邀前往庐山，继续商讨红军改编的后续事宜。起初，蒋介石似乎颇为爽快地给予了红军三个师的番号，然而，这不过是他的表面文章。随后，他便露出了真实意图，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立总指挥部，各师副职需由国民政府委派，甚至特别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
面对蒋介石这些毫无道理的要求，周恩来等人毫不退缩，严词拒绝并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坚决表示，绝不同意让党的领袖离开部队，并强烈坚持由朱德继续担任改编后红军的总指挥。
蒋介石之所以提出不设总指挥部，其险恶用心在于试图取消中共的军事指挥机构，将红军部队与中共分隔开来，从而达到彻底瓦解红军的目的。
对于这样的无理要求，我们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这涉及到原则和底线问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和共产国际也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必须坚决确保红军在改编后仍然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对部队的指挥进行任何干涉。
然而，蒋介石瓦解红军的决心异常坚定，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很明显，双方的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红军改编一事也随之再度搁置。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对于红军来说，改编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来看，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顺应了民心所向。而且，侵华日军的铁蹄正加速践踏中国的土地，时间紧迫，容不得有丝毫的拖延。
从组织关系层面来讲，共产国际作为中共的上级组织，明确要求中共放弃“反蒋”的战略，转而采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策略，总之就是要停止内战，尽快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再从红军自身的生存状况来看，经历了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红军已经元气大伤，实力严重受损，物资极度匮乏。如果继续打下去，不仅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就连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精锐力量也可能会损失殆尽。尽管革命的火种不会轻易熄灭，但要想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必将付出难以估量的牺牲和努力。
简单来说，继续战斗只会让红军陷入绝境，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战斗，那也是为了在谈判中坚守底线、争取更多的筹码，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前，通过改编来解决问题。
但现实的困境是，红军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十分有限，而蒋介石却自恃实力强大，稳操胜券，信心满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意外的转机，红军该如何打破这一困局呢？
教员的思路总是高瞻远瞩，常人难以企及。既然蒋介石将中共释放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企图将红军改编变成“收编”，甚至提出了让“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这样过分的要求，那么陕北方面也不再隐忍，直接表明态度：如果谈不拢，我们就自行改编。
02 日军发动“七七事变”
1937年6月25日，陕北中央直接向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发电报称：
“ 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 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 否则即于‘ 八一’ 自行宣布改编， 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 编三个正规师， 共45000人。 每师以编至 14000人上下为标准。 每师仍两旅四团， 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 约2700人。 其他编师的直属队， 总部编3000人， 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 人， 保卫队在内。 工厂、 医院另编。 抗日军政大学另行解决 ， 本期毕业后力求继续办一学校。 在此编制下编余之老弱、 残废、妇女及机关工作人员约三四千， 另设法安置。 ”
这里提到的“宣言”，指的就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即将在庐山发表一篇重要的宣言。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相关部门以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前往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同商讨抗日事宜。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庐山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宁汉合流”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庐山从此成为“夏都”。蒋介石不仅每年夏天都会前往庐山办公，其他季节也常常到这里来决策重大事务。
由于蒋介石喜爱在庐山度假，他的下属们也纷纷在庐山购置宅邸，就连国民政府的许多重要部门也在庐山专门设立了办事处。
每到夏季，众多国民党要员都会追随蒋介石前往庐山避暑，因此，庐山便有了“夏都”的称呼。而商讨抗日这样的重大事宜，自然也被蒋介石安排在了庐山。
到了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的名义，正式向各界名流发出请柬，邀请各方代表前来开会，共同商讨抗日战争的诸多问题。
如果蒋介石在此次会议后，仍然不同意设立总指挥部，坚持要瓦解红军，那么教员等人就准备在1937年8月1日发布宣言，自行对外宣布改编，随后让红军整装待发，开赴抗日战场。
然而，就在庐山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局势陡然变化。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后，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猛烈进攻。
我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抵抗，展开了顽强的战斗。
7月8日，南京政府《中央日报》“牯岭版”特别刊发号外：“七七卢沟桥交火！”这一消息瞬间震动了庐山，也震惊了全国。
消息传到陕北后，红军将士们义愤填膺，纷纷主动请命，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国。
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了教员、朱老总、周恩来等9人联名发来的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此乃其武装夺取华北之既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成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蒋介石又收到了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发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刻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予抗日前锋之名，与日寇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收到有关日方动向的密电：
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决定立即增兵华北；
7月13日，日本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日本首相要求全国进行战时总动员；
7月14日，日本动员40万兵力，5个师团及大批部队奉命开拔，数百辆坦克、400多架飞机已然出动……
面对如此明显的战争信号，蒋介石即便再迟钝，也意识到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03 蒋介石的光辉时刻
1937年7月16日，“庐山谈话会”在传习学舍楼如期举行。会议厅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竖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代表中共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现场，群情激愤，冯玉祥言辞激烈地说道：“当今之时，唯有迅速抗战，即便战至人地皆成灰烬，也绝不能让敌寇从容践踏我们的国土！”
与会众人也纷纷表达了支持抗日的坚定立场。
1937年7月17日，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他人生中极为光辉的时刻，也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蒋介石身穿军装，佩戴着满身的勋章，精神抖擞地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
“各位先生、女士们，中国正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关键时期，却突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如今，我们已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任何一个有骨气的民族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们不得不应战。而且，战争一旦爆发，由于我们是弱国，将再无妥协的可能。如果我们放弃哪怕一寸土地和主权，都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们深知，全国应战之后，局势将变得异常严峻，唯有牺牲到底，绝无丝毫侥幸求免的可能。战端一开，无论地域南北，无论年龄长幼，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守土抗战的责任，都应当抱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
这篇由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起草，蒋介石宣读的宣言，赢得了在场众人的热烈掌声，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教员也称赞道：“这是国民党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发言。”
趁热打铁，7月17日下午，周恩来和博古等人再次前往“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正式谈判。
刚刚发表完抗日宣言的蒋介石，心情较为愉悦，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硬。然而，对于设立总指挥部的问题，他依然含糊其辞，不愿意给出明确的答复。
蒋介石这边还在犹豫不决、推三阻四，可红军将士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赴战场，抗击日寇。在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同时，陕北方面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红军的改编工作。
7月21日，陕北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明确提出红军应立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向华北地区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使命。
日军的行动也毫不含糊。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从东北、朝鲜抽调关东军第一、第十一旅团和第十二师团，又从日本国内派出坂坦第五师团，迅速赶赴华北，加强中国驻屯军的力量。
截至1937年7月16日，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达到5个师团。大批新增援军到达后，日军于7月下旬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7月26日，日军攻占廊坊；
28日，日军向北平近郊的南苑、北苑、西苑发动总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们英勇抵抗，但终因敌强我弱，未能抵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29日，北平沦陷；同日，天津守军第三十八师一部与日本驻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
北平、天津的相继沦陷，给国共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8月9日，朱老总、周恩来、叶剑英紧急赶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并就红军改编等问题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此时，抗日形势瞬息万变，万分危急。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再也没有理由拖延红军的改编。国共双方很快就红军改编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就在这一天，无数青年响应号召，奔赴战场，无数战士慷慨赴死，用生命践行着抗日救国的誓言。
“十万青年共赴国难，十万铁甲慷慨赴死”的悲壮场景，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写照。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