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法国抗疫：政界与科研界的合作之道
Jean-François Delfraissy
法国国家伦理道德咨询委员会主席
科学、专业的知识能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由于政治家对科研界了解不足，缺乏正确有效的沟通，削弱了外部专家和政府内部决策者的关系。新冠期间，公众对科学的质疑愈发激烈，也使得政治家、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如何才能打破既有模式？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决策者的交流互动?
政治家和科学家之间有时很难沟通，因为政治家缺乏科技知识，而且不听忠言、刚愎自用。
在新冠疫情时期，法国的国家级专家和国际科学团队联袂为法国的抗疫政策献言献策。
欧洲各国的抗疫在西方世界是最得力的：法国的人均寿命仅缩短了3个月，而美国缩短了2.6岁。
在社交网络上，部分网民口无遮拦，导致了新冠疫情期间阴谋论盛行。
在法国，面向决策者的培训课程越来越多，以便他们更好地把握科研界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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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法国的科学界和政治界的配合融洽吗？
科学和政治两个领域看似泾渭分明，但二者间的沟通对民主制度至关重要，即使沟通有时很复杂，尤其是疫情期间医疗界与政界的沟通。近来许多热门议题中都存在类似的案例：几年前，法国政府为了决定是否推行核政策，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尽管意见仅部分被采纳，最终决定权仍在政治家手上，但专家科学、专业的知识仍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法国，科学和政治的沟通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我们是民主国家，最终决定由民选的执政者做出，专家扮演辅助、启发的角色，不直接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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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系经历过波折吗？
那是当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现在的科学知识越来越深奥，政治家难以理解。其次，法国的政治体制较为传统，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日常接触的是上千名内阁及政府官员，而他们大多数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现已改制为国家公共服务学院INSP）的毕业生。ENA 专门为法国培育精英决策者，却没有培养他们科学推理的能力，许多学生从中学二年级甚至一年级后就不再修理工科课程，专攻人文学科。
图片来源：PI France
法国大部分政治家从未经历过正式的论文写作和答辩过程，无论是理工、人文还是社科类论文。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科研的真谛——经受外界的怀疑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法国的执政阶层太习惯于无人质疑，而且几乎没有工程师出身的人。如今绝大多数工程师选择在私企就职，但以前并非总是如此。在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其他欧洲民主大国，执政者的专业多元化程度比法国更高。
03
法国与英国模式相比，有什么不同？
英国模式是由一位首席科学家负责向决策者沟通科学信息。我认为法国这方面有所欠缺，科学信息传递的渠道以非正式的友好沟通和人脉关系为主，缺乏正规的体制机制，故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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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国的模式不利于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国模式使双方的交流纷乱无章，原因有二。首先，缺乏正式的沟通体制，政府内部决策者就无从了解科学界的文化背景，难以理解科学家的话语体系，这相当于削弱了外部专家和政府内部决策者的关系。其次，由于政治家对科研界了解不足，且兴趣有限，故如今的氛围与三四十年前大为不同。那时，法国各界普遍认为科研对国家的远景目标至关重要。今天，人们总是把创新挂在嘴边，却不重视科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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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打破既有模式？
现在社会渐渐开始重视选拔来自多样化专业背景的决策者，并对其开展培训。比如，有些政府部门邀请我们举办了关于公共卫生和流行病防疫的会议。INSP也开设了一门关于该主题的课程。在此需要明确：我们并不是要把政治家培育成科学家，而是要通过培训拓宽决策者的知识面，以便他们更好地把握科研界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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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这段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公民是关键的一环，特别是对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民主制度。公民与科学家、政治家若形成一个“铁三角”，则有利于保障大众的利益，消除矛盾，重塑信任。无论发生金融危机还是公共卫生危机，如果全社会能形成共识，采取行动就容易得多。
在危机期间，维护公民、政治家和专家之间的信任纽带很重要，但也困难重重，因为信任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建立，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形成的。我们科学咨询委员的任务之一，就是尽最大努力启发法国公民和政治家的思想，在危机当头之时提供准确的信息，维持各方之间的信任，而这需要复杂的沟通与深刻的反思。
“民主国家采取的抗疫措施是较为有效的，而欧洲各民主国家尤为出色。”
疫情期间，当专家的建议转换成政策时，引起了法国民众的愤怒。“健康通行证”引发的风波就是一个例子。对待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心怀谦逊。首先，制定政策并不容易。大家总爱指责政界的各种弊病，但身处法国的我们算是幸运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法国政府愿意听取专家的建议制定政策。专家仅献言，不参政，大家各司其责、分工明确。
更重要的是，比对各国际组织发布的新冠数据，以国家的人均寿命损失做标准，并比较疫情前后的死亡率，欧洲民主制度的成功显而易见。从全球范围来看，民主国家采取的抗疫措施是较为有效的，而欧洲各民主国家尤为出色，与疫情初期的消极预测截然相反。
新冠疫情在欧洲肆虐的头两年，法国的人均寿命减少了3个月、德国6个月、西班牙和英国皆为9个月。东欧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在欧洲垫底，人均寿命减少的幅度高达1.2至1.5岁。在民主且高度重视创新的美国，人均寿命竟然缩短了2.6年。为什么各国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该如何解释？美国有最脆弱、最贫穷的人群，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人。他们难以获得必要的医疗救助、政府能否承担他们的医疗费…这些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切表明，在推动科研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公共卫生政策，保护个人自由不能以集体自由为代价。
07
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似乎在上升？
虽然我不是科学史学家，但我认为这种不信任一直存在。科学和科研的发展历程障碍重重，饱受怀疑。这种疑心既来自个人，也来自天主教会等机构——天主教会曾驳斥过几项重大科学发现。怀疑使得政治家、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如今社会的沟通工具巨变，社交网络为自由言论提供了新的平台，让公众的声音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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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期间，阴谋论甚嚣尘上。
社交媒体彻底颠覆了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加入“民主三角”使其变成“民主四角”，就此我提出两点看法。
“在我看来，社交媒体彻底颠覆了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首先，科研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点并非每个人都能明白，而且在新冠疫情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科研的一般过程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再试图寻找解决方案。社交网络并未让大众理解科研内在的不确定性。
其次，科学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我不介意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充分发挥言论自由权，但地球是圆的、手放在沸水锅里会被烫伤，这些确凿的科学道理不会因为部分人的言论而改变。有一些科学基础原理是我们必须坚定捍卫的，不能让其被社交网络上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侵蚀。
09
该如何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决策者的交流互动？
科学家的专长是从事研究和发表论文，而非向政治家进行科普。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沟通和培训，以增进相互理解。
作者
Jean Zeid
编辑
Meister X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