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犹如一条红色铁流，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翻过雪山，走过荒草地，行程二万五千里。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站在雪地里，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们用双脚用了一年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老红军王定国

王定国，1913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15岁被卖作童养媳。1933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16年12月入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2020年6月9日，老红军王定国同志在北京去世，享年108岁。

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中，老红军王定国深情回忆了自己在长征时期的难忘经历。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长征到达贵州省。为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会合，加强宣传工作，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我因为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将我调到剧团工作。

这个剧团先后直属于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是红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是陈其通领导的一个小宣传队，后来逐步扩大，随着川陕苏维埃的建立，由一个剧团发展成四个剧团。这个剧团的名称先为“兰衫剧团”“工农剧社”，群众一般都称之为“新剧团”，因为演的是新内容、新形式的新剧，故而得名。

苏区工农剧团表演照（资料图片）

我到剧团时，共有四个分团。我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四团，主任是吉安东，队长是刘文全。初到剧团感到什么都很新鲜，我虽然平时爱唱爱跳，但真正上台参加文艺演出，还是没有经历过，所以就努力向老同志们学习。好在剧团大部分同志都和我一样，是从农村出来的，谁也没有接触过文艺，都是凭一股子革命热情，边教边学，边学边干。我也就很快适应了工作。我在剧团参加唱歌、跳舞，也演新剧，扮演劳动妇女之类的角色，而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服装、化妆、演出部门的事情。

剧团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自己经常演出的节目，有自己的乐队和演员阵容，一般都是随军行动，走到哪里戏就演到哪里，演出形式多为“旧瓶装新酒”，如歌曲的调子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而内容却是随时根据部队和地方的新人新事现编的，也有一些新创作。

演出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宣传红军革命战争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伟大胜利，号召广大群众踊跃支前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英勇事迹；

二、宣传各个时期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如戒烟、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等；

三、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劳苦大众剥削压迫的种种罪行，启发群众阶级觉悟。

文艺形式有：歌剧、话剧、歌舞、双簧、莲花落、活报剧、对口剧，还负责在墙头标语、演讲、散发传单等。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麓胜利会师。于洪远带领我们四个团的12人去送慰问品，欢迎一方面军。不久，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件大事，也直接影响到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留给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首先，在庆祝红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在后来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有幸结识了这些中国革命的伟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教益。在联欢会上，我们和中央军委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李伯钊跳了优美的舞蹈，陆定一写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表达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欢乐心情，深受大家欢迎。

在大会师的大好形势下，中央领导日夜开会，准备共同北上抗日。我们剧团经过两河口、毛儿盖来到卓克基，大家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

一天，我正和几个剧团同志在山坡下聊天，见一位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手拿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他面带笑容地走到我面前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我当即接过来说：“行，我今天就缝好，明天我就给你送去。”这位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

第二天我将缝好的羊毛衣送去，谢觉哉见了远远地招呼我，他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旁的董老（必武）、徐老（特立）给我作了介绍。我也自我介绍是四方面军剧团的，叫王定国。在我向他们告别时，谢老特地嘱咐我：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可以御寒。

谁曾料到，这次与谢老的偶然相遇，竟使我们后来成了终身伴侣。

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

我们经过千辛万苦跋涉了雪山草地，正准备继续北上时，张国焘闹分裂，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而一方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我们剧团经过阿坝随军南下到达天全、芦山一带。在丹巴，不知剧团领导吉安东犯了什么错误，被抓起来了，由刘文全接替她工作。这时，来红四方面军慰问的李伯钊和中央军委文工团20余人，未能返回一方面军，就和我们剧团合在一起，合编后改称“前进剧社”，社长是李伯钊，政委易维精，把原来四个剧团重新整编为三个剧团。剧团由李伯钊主持，在芦山举办训练班，她亲自教“农民舞”“海军舞”“乌克兰舞”“高加索舞”，还排演了歌剧等。剧团骨干力量加强了，节目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廖承志、朱光、徐以新也参与剧团的演出，他们上台演出并兼作美术工作。

1936年1月中旬，在刘文全带领下，我们剧团又翻过夹金山回到红五军驻地丹巴。红五军三十七团调到驻丹巴东南130余里的牦牛村阻击敌人。剧团奉命到大炮山慰问三十七团。这是一座很荒凉的雪山，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从瞭望哨向南俯瞰，山下全是敌人的驻军营地。敌人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们看来荒无人烟的雪山上，竟会有红军自天而降，更难想象，还有这么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飞临到这冰天雪地的前哨阵地慰问演出。

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剧团战友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等剧团一到阵地，就响起了锣鼓声，整个阵地顿时有了生机。阵地的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温暖了每个战士的心。演员登场前，冻得浑身发抖，可一上场就什么都忘记了，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演出结束，剧团战士向指战员们告别时，好多战士激动得哭了……

对战士来说，剧团给他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而是送来了一颗颗火热的心。在面对生死的紧要关头，战士们需要沉着的思考，也需要欢快的歌声。在特殊的战斗环境中，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舞、戏剧等形式鼓舞人们克敌制胜的勇气。文艺战士则在广大指战员的英雄主义行为中汲取了无穷的艺术源泉。后来，张际春部长在北京对我说：“当时的剧团，对我们鼓舞很大”。

红三十七团原属红五军建制，这支英雄钢铁后卫部队，从1931年10月长征以来，几次渡湘江，全靠一双铁脚板，一夜急行140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红五军团在江南岸坚守了九天九夜，保证一方面军安全渡江，三十七团战功卓著。剧团刘文全等编导把这些素材在半天之内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第二天就地演出，三十七团广大指战员看见自己的战斗经历十分亲切，表示一定守好南大门，保证主力部队休整。

1936年2月中旬，剧团随红五军赶到党岭山下休整了一天，准备翻山，每个战士都准备了好几个松明火把，为上山照明使用。

第二天凌晨3点，部队向党岭山进发，按规定必须在12点以前翻过山顶。剧团战士不怕天寒地冻，在山高路滑的艰险行军中，为鼓舞红军战士奋勇登山，他们站在冰天雪地里当啦啦队，在行军的队伍中前后奔跑，唱着红军战歌。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谁要是停步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身的力气，相互搀扶着前进。有的被狂风卷进山谷，有的脚踏虚了，连人带枪跌落雪坑。剧团老炊事班长，共产党员张德胜就是滑到雪坑里牺牲的。眼睁睁地望着老班长滑下去，顷刻间被大风雪埋得无影无踪，同志们失声痛哭。这时，指导员廖赤健带头高唱刘瑞龙、李伯钊合写的《雪山行》，用歌声激励同志们继续前进。

快到山顶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脸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疼，有的用手捂住脑袋，有的干脆把背包顶在头上，依然坚持向前。冰雹过后，晴空万里，阳光耀眼。到了山顶休息片刻，又像坐滑梯板那样，一个接一个向山下滑去。山下如同另一个世界，有天然温泉。剧团战士们痛快地洗了一个温泉浴，减轻了几个月来的紧张和疲劳，然后经道孚在炉霍休整了几天，最后到达甘孜。

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造成的恶果，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中遭受重大挫折，实践证明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彻底破产。1936年8月，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实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

为迎接红二方面军，总部动员全军赶做慰问品。剧团战士心灵手巧，就地取材，用萝卜当纺锤，把生羊毛捻成两股细线，再合成一股粗线，用以织毛衣、毛袜。没有工具，就用竹子削成粗细适宜的竹针，然后进行编织。同时，还用土办法把生羊毛揉得软一些，作成背心，可以御寒。此外，剧团还派出了宣传小分队随三十二军罗炳辉部队前往迎接二、六团，并演出了文艺节目，慰问长途跋涉到来的兄弟部队。

红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决定共同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这样，我们又开始了长征，再一次跨越雪山草地。

红军长征最艰难的岁月就算爬雪山过草地了。一座比一座更高大的山岭，白雪皑皑、寒风怒吼，更无生命的痕迹。现在回想起那死一般寂静的世界，不禁令我惊叹，当年我们红军是怎样翻越了这亘古至今无法逾越的屏障啊！那留在雪山上的足音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我们克服了张国焘南下分裂红军所带来的巨大牺牲，又面临着自然界的巨大威胁——雪山。生活在现代的人是很难体会到我们当时的艰辛，一定会反复研究我们怎么能走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物资条件极其匮乏的地区。仓德山，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仓德山，黑山县委为我们准备了干粮，由藏族同胞作向导，我们便开始了爬山。由于山势高大，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爬到半山就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爬到山顶时，本是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刀割。这一天虽未降雪，但是下山时却遇到了暴雨雷电，雪山上只有稀疏的矮草，无处躲避狂风骤雨，道路又无法辨认，只好朝一个方向向前走。然而坡陡路滑，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下山的。

红军长征时经过雪山（新华社资料照片）

我记得下长板山时，我们也是滚下来的。炊事员把随身带的锅都摔碎了，只好捡大块儿的留着，用石头垒起，把碎锅块儿放上，烤麦子充饥。我们到了山脚的打鼓寨时，已浑身泥浆，只留得两眼还能认路，人也累得东倒西歪，疲惫不堪。寨子在高高的山南坡，十分贫困，红军经过时青稞尚未成熟，只好用野菜充饥。虽然气候恶劣，我们又体弱衣单，但我们怀着一种北上的信念，毅然地来到了最后一座雪山——打鼓山。

打鼓山也和其他四座山一样，海拔在4000米以上。应该说最后一座山是最容易过去的，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作用。但我们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首先我们没有任何粮食，只能靠野菜充饥。同时，打鼓寨的藏民由于被反动分子胁迫，几乎躲避一空。山高天寒，道路陡险，而红军长征时正值夏季，身上只穿着单衣，许多指战员都是南方人，从未渡过严冬，面对这样的气候，只能靠辣椒、开水御寒，一步一喘、一步一停地向前艰难地行走。

当我站在山巅时，望着白雪中长长的队伍，多么希望有一架照相机把它照下来，或者用画笔画下来，那该有多好。我想，我们红军走过的这些高大的山岭，重重的足音，足以使这沉睡了几千年的雪山再也无法沉寂下来了。

1936年7月底，我们刚翻越了雪山，抵达松潘、毛儿盖，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征程。

红军长征，部队大多通过刷金寺路口进入草地，这一带海拔3000米以上，人烟稀少，生活极为艰苦。刷金寺路口附近只有几户人家，红军只能筹集到极少量的青稞，粮食问题仍是无法解决。但我们抱定，只要有野菜吃，能填饱肚子，有力气，我们就能走完这段路。

8月，征服草地的任务开始了。

草地纵横600里左右，一望无际，气候也跟雪山一样变幻莫测。中午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烤得人们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黑夜来临，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草地上到处是草墩子的泥沼，人们只能踩着墩子前进，一不小心掉进泥沼，越挣扎便陷得越快越深，直至被黑水完全吞没。沿途的水大都有毒，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皮带……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饥饿夺去了许多指战员的宝贵生命。我们剧团的演员李荣因饥饿难忍，把寺院内佛像肚子内藏的粮食取出来，煮饭时被领导发现后，不但饭没让吃，还被罚背水四天。汪显臣一直跟在大家后面，提醒大家不要掉进泥沼中去，他像牦牛一样常把别人的东西驮在背上。

当陷入绝境时，人性的另一面常常会呈现出来，以至超越任何力量的约束，但我们的红军却以严明的纪律、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感克服了外界和心灵的巨大压力。

草地行军艰苦异常，但也有不少苦中寻乐的事。有次夜宿，何芝芳坐在湿地上打盹，把随身带的粮食放在身边，没有背在背上，睡着时，她的粮食被猴子拖走了，她伤心得哭了起来。她比我们小，见此情况，我们每人分点给她。第二天，又在路上看到了猴子丢下的口袋。李维一用一把扫帚头做成一支假枪，猴子一来他就拿出假枪，把猴子吓跑。李汉斌拿起毛笔在嘴上舔，猴子看着他在舔，也拿起毛笔舔。正当我们看着猴子被戏弄时的样子大笑时，我们的帐篷和马忽然陷进了泥潭，马儿越挣扎，越往深处陷。在这危险时刻，大家赶快跑到前面，迅速将物资卸下来，大家站在泥潭中，由前面的人抬、后边的人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一步一步地把马抢救出来。

红军过草地油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时天已黑了，我们在草地中小心翼翼，择路而行，无奈泥潭太多，人和牲畜又多次陷进泥潭。等大家用尽全身力气走到安全地带时，已是满天星斗。经过检查，除了风琴等重要物件没有被打湿外，毯子、衣服及随身带的干粮都被打湿了。大家到处找柴，点着火，围坐在火堆旁烤湿衣，用混浊的水煮茶，吃起了被泥水泡烂的干粮……

篝火在空旷的草地上熊熊燃烧，我们感到了温暖，每个人的心伴随着火苗在不停地跳动着。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了班佑，前面就是包座。

一年前，我们和红一方面军共同北上，徐向前指挥攻打包座后，就接到命令南下了。我们今天终于回到包座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虽然已经过去一年时间，但战争的痕迹依然举目可见。

我们经腊子口过哈达铺，抵达岷州（今岷县）。部队打岷州几天未攻下，我们就绕过岷州到了洮州。敌守军投诚，交出布匹、粮食和马匹。在岷州、洮州，我们驻扎了一个来月。有了粮食，一大锅一大锅煮出来，有小麦、豌豆、蚕豆等，同志们放开肚皮，一阵猛吃。有不少同志由于长时间没尝到粮食的香味，初见这香喷喷的食物，拼命地吃，不少人胀得肚子都疼。李伯钊领我们到投诚的李司令家去做他家属的工作，动员她劝丈夫和红军一道走。她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第二天一早要出发时，他们趁黑夜溜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红军曾经历了怎样一段生活，怎样的处境啊！我们这几个剧团，女孩子多，又年轻，几乎天天都长途行军，又累又困，行军时，头经常碰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一叫开步走，往往就跌倒。有时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已无影无踪，这一下急了，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长征这一路上真是千辛万苦，万般险恶，好在我们挺过来了，终于到了甘肃省会宁城，实现了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1982年，王定国（前排左三）与四川老根据地的老红军合影。

本文系《祖国》杂志社宋志娇据王定国回忆录《后乐先忧斯世事》和相关历史资料编辑整理，原文有调整。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