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读书，是父亲带着全家逃土匪抢劫之难，到三原县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在家乡船张村读过半年私塾。这个私塾的先生就是我的大哥张积。那时私塾的管理和教学方法对于几岁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上学的第一天，就感到十分紧张。坐在凳子上，既不敢随便乱动，也不敢左右张望，只是低头闷坐，非常拘束。好不容易盼到中午放学，我一进家门就一个劲说："后晌我可不去了，明天再去。"不料这话被四伯父听到了，把我好揍一顿。不得已，我在哭闹中被大人硬抬着又去上学了。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敢逃过学。 到了三原县以后，家里把我送进县里的私塾。三原县很早以前就是渭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清朝时，许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曾在这里居住，皇帝还曾在这里设立过"察院"。明清时代，这个地方出过不少大官僚，三原北城区就出过温家父子尚书，秀才、拔贡、举人也不少，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三原县也有很多富商，经营着布料、药材、棉花、京广杂货之类，使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从北京、上海毕业的大学生到三原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曾追随孙中山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支持民主进步力量的当地靖国军领导人于右任、胡景翼等就住在三原，支持三原的革命活动，使爱国进步思想得以合法存在、发展，并不断向外传播。我到三原时，那里已经有很多新学堂，例如：省立第三中学、省立第三师范、省立甲种职业学校、三原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还有县立高小、民治小学等十余所小学。私塾已经很少，只有两家有特殊关系的人还开办着私塾，教孔孟之书。 我在三原读私塾的第一个先生，是赵茹笃。他是一个思想陈腐、性格高傲、作风粗暴的清朝举人，曾当过县知事，又当过国民军二军军长胡景翼的老师。他凭着这个特殊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得以在当地要取消私塾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开办私塾。他这个私塾设在三原东关新庄的圆觉庵，有五十多个学生，年龄从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不等，大都是官僚、地主、富商子弟。他们给先生的束修（学费）都非常丰厚，逢年过节送的礼物也都十分讲究，像我这样家境贫穷的学生很少。 这位先生的教书方法是，每天给学生号书（即指定每日要熟读的生书篇段），所谓生书是学生没有读过的书，让学生熟读并能在第二天背诵下来，至于书的内容他从不作任何讲解。除让学生背诵生书外，还要背诵过去已熟读过的篇段或整本的熟书。学生虽然背得滚瓜烂熟，却不懂书的意思。学生所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按学生的年龄、程度不同，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告子、诗经、书经、左传、礼记、易经等。我读到诗经就转学了。此外，还让我们每天练习写字，由他检查（俗称看仿），写好的给你划个圈，不好的打" x "。先生平时社会活动较多，今天出席某人宴请，明天又要陪客外出，教学的质量自然很差。但是，学生的家长多因为不相信"洋学堂"，认为他教的是孔孟之道，是所谓"真学问"，加之仰慕赵先生的名声，愿把子弟送到他的门下上学。我的父亲也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把我送到这里上学的。 赵先生管教学生的一套办法，更是荒唐而严酷。学生背书时，先得恭恭敬敬将生书（即新号的书）、熟书（即已背过的书）几本、十几本、甚至是几十本地捧到先生的书案上，作揖行礼后，背过身去，滔滔背诵。背诵完了，再作个揖，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你对课文不熟或因精神紧张而中途停顿下来，他高兴时给你提示一句，不高兴时就会一巴掌打来，并把你的书使劲甩到你身上，罚你跪在旁边继续去读。一次，有一位学生背书，背到一个"勉"字上卡住了，赵先生大吼一声："面卖八十个钱一斤！"说着就把一大堆书扔到他头上，叫他跪到旁边去。有时，他发起脾气，一下罚十个、八个学生跪在院子里，甚至拿戒尺打学生的手，或扒掉学生的裤子打屁股；还有时给学生头上顶着板凳或压块二三十斤重的方砖；有时还不让回家吃饭……。我也受过这样的处罚。一次，连午饭都不让我回家吃，直到天黑才放我回家。就连年岁较大的二十多岁的学生也被整得痛哭流涕。 赵先生不但在学校里严酷地惩罚学生，而且还常叫学生给他家服苦役，或规定学生轮流挑多少担水浇他家的花园，或派学生在他家干各种杂活。所以，学生见这位先生心里总是提心吊胆，并产生一种仇恨心理，师生关系十分紧张。学生们经常相互间或从先生的儿子那里，打听先生今天高兴还是不高兴，脸色好看还是不好看，如果听到先生今天不高兴，便都格外小心。这个私塾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学生都要给先生送礼。有钱人家子弟的礼物当然都十分丰厚，先生就高兴满意，可是穷人家子弟的礼物自然很轻薄。记得，有一位穷同学用红纸包上二十个铜元送去，赵先生打开一看，当着学生的面就把这份薄礼生气地扔到院子里去了，使这位学生十分难堪。赵先生如此种种的无礼，使学生渐渐地对他产生一种敌对的情绪，调皮的学生总想方设法报复他。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学生捉了一只蝎子，趁先生不在，偷偷放在先生坐的椅子下面。当时正值夏季，先生穿的衣服很单薄，蝎子爬到先生的屁股上，他一拍打，蝎子就狠狠地蜇了他一下，蜇得他疼痛难忍。学生们暗自高兴。还有的学生实在想不出报复法子，就把先生的名字写在纸上，埋在自己的大便里，也算解了恨。 在赵先生的门下，学生们都要尊孔。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木盒子做的神龛，里面写着"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牌位，并经常为其上供、磕头礼拜。在此期间，我深深领教了封建教育的野蛮和黑暗，产生极为反感的情绪，有了转学的念头。可是我父亲不同意，总以为新学堂学不着什么学问，于是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学孔孟之道的私塾。 这个私塾设在三原县城隍庙的西道院。城隍庙是明朝修建的，是一组完整的寺庙建筑，规模宏大，十分气派，特别是庙里所塑造的神像，更是等级森严，规格齐全，形象、表情各不相同。有的十分凶恶，令人望而生畏；有的白面和善，慈祥可亲。这个庙的两侧有十殿阎君，还有各种受刑的罪犯：有的炸油锅，有的上刀山，有的钢锯分身，有的带枷受锁，有的被掏心剜眼。最后是轮回转生，分别转为人、兽、虫、鱼之类。这就是所谓十殿阎君。这些泥塑告诉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时，我刚刚九岁，为了读书在这个庙里每天必须出入几次。 这里的私塾先生姓朱，是闻名于三原县的朱佛光先生的儿子。朱佛光自称是朱明之后，力主反清，颇有民主思想，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位思想开朗，追求进步的老知识分子。他有三个儿子，都是知识分子，且都受他的影响，从事教育工作，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三先生在北城甲种职业学校教书，二先生就是我的先生。朱二先生的教育方法和前述赵先生有所不同，既不打骂学生，更不严厉地惩治学生，虽然还是号书、背书、看仿，但对书的内容还经常讲解一些。那位三先生有时也来给我们讲课，他的讲课使学生颇感兴趣。这时，我已经读完"四书"，正在读诗经。虽然还是学不懂，但先生经常讲解一些书，使我比过去懂得的多了。除此而外，他还给我们讲《三国演义》和《列国》等。这些讲解，大大地启发了我阅读古典小说的兴趣。我还经常到先生家中去，看到他家的很多藏书，激起了我对书的爱好（直到现在我还是喜爱书籍）。在朱先生的教育和熏陶下，我求知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对此，我父亲也极为高兴，觉得我才九岁就了解了很多道理。一次，我父亲带我去鲁桥镇逛峪口山六月六庙会，他正买西瓜给我吃，我说世上的坏事都是为钱，他顶了我一句，他说："钱不好，你能吃人家的西瓜吗？"使我无言以对。 在当时民主思想传播和影响下，我在这个私塾仅仅学了一年就不能再学下去了，从而结束了我的私塾学习。我父亲又想送我去泾阳县鲁桥镇的"正谊书院"学习，被我拒绝了。因为那里是学理学的，我专门去看过一次，那里的学生吃饭、听讲都要作揖，学生简直成了道士。一九一九年，父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送我到三原县东关第十初级小学校就读。这个学校是四年制，校舍是三原东关的四柏庙，这里已是新学堂了，没有孔孟那一套东西了，学的是白话文和算术之类。按学校规定，我只能插班学习，而且最高只能插三年级，但过了不久老师发现我的知识程度较高，破格把我提到四年级。所以，读了一年时间我就在这个初小毕业了。这个学校有两个老师，一位张老师是校长，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另一个年轻的王老师很有架子，总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在这学校学习的一年中，我开始接受当地民主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一些爱国活动，如："双十"国庆节活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五七"、"五九"国耻日纪念等。学校叫我上街讲演，为我准备了稿子，写在黑板上让我熟读，然后让我到街上去演讲，有时也上街游行喊口号。由此开始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内心深处萌发了爱国热情，有时还暗暗地流下忧国的眼泪。 在第十国民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了三原第一高等小学校。这个学校有学生几百人，学制为两年。在校期间，接触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更多了。当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时已是十二岁了。接着，我又考入三原县县立中学，继续学习。三原县中学校址是在县衙门侧旁，包括文庙在内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上学，一则经常接触县衙门的过堂、审案和杀人的场面；一则一年两次观看对孔子的春秋两祭。反动政府的衙门经常对人刑讯逼供，有时打手，有时打屁股。被打的人痛苦不堪嚎啕大叫，有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们听到就好奇地跑去观看。两旁站列的差役、法警则配合审案人不断地吼叫，犯人则被几个衙役压在地上，场面和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套差不多。有时候杀人，我们更要跑去观看。每次看到的都是，把要杀的人揪上堂来，问几句姓什么、叫什么名字等，名曰验明正身。然后剥掉上衣，光着脊背，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标子，上面写明要处死刑的人的名字，而且用朱笔画了圈。再推出衙门，由两人架着出县城的南门砍头。被杀的人有的吓得魂不附体、瘫软在地，有的则高声叫骂。观的人站立两旁，有的还用细竹竿子插上剥了皮的馒头，准备去蘸犯人的血。据说吃了沾有人血的馒头可以治病。这种悲惨、恐怖的场面我曾多次看到。还有一次，一个农民背着褡裢，里面装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头，到大堂上把人头倒出来大喊冤枉。当时县长很快就升堂问话，原来是这个农民的老婆与人通奸，被他捉住后一起杀死，自己投案来的。县长升堂后先打他一顿板子，名曰"压凶"，然后奖给他五十个银元了案。当然，那时我还区分不清这些现象的是非曲直。 我在三原县立中学学习时，一次康有为来到我们学校，他身着蓝色绸布长袍、黑色马褂，头戴珠红顶的黑缎帽。康有为是位个子不高、白胡圆脸的老头。学生们都不知他为何等人物，盲目地参加了学校为其组织的欢迎会。他在讲演时虽然有翻译，但我们还是一句也没有听懂。所以，这个欢迎会完全听学校的摆布。这时，我已是一个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的中学生了。当时三原的驻军是靖国军，其领导人是于右任、胡景翼，都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人物。所以社会上的民主气氛较为浓厚，学生的爱国活动也比较自由。每逢"五四"和"五七"、"五九"国耻日，都要举行纪念大会、示威游行，高喊"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抵制日货"、"收回租界"等口号。我被选为童子军，每逢示威游行，我们童子军就整装持棍，维持秩序。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南大街邮政局，当街一家基督教传道所的传道士出言不逊，谩骂示威群众，群众激愤不可遏止，就一哄而起，捣毁了这个传道所。这个传道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被我们几个童子军从桌底下拉了出来，当场斗争，令他低头认错。当时还出现过这样的事：一些同学或同学的爱人是基督教徒，我们在灼热的反帝爱国激情下，提出要这些同学退教，否则必须退学。一名叫李可信的同学就因此退了学。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学生，在全家几代都是教徒的情况下，退教会有多大的困难。还有一位同学的爱人是教徒，在这种气氛下他就与爱人闹离婚。这位同学就是后来在陕西参加四方面军、抗日时期在冀南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袁鸿化同志。现在想起这些事，深感那时真是太幼稚了。 当时，我们学校还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反对我们不满意的教员和校长。对于不满意的教员，在他上课进教室时，我们不起立，表示不欢迎。这样他夹起包就走，不再来了。一次，我们还掀起学潮，反对校长韦文轩。此人是留日学生，我们罢了他的课，反对他，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罢课的纪念照片。这张照片上有已经为革命牺牲的袁鸿化同志、李金元同志，还有已经病逝的王炳南同志和现在还在世的李培文同志。 我在这个学校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学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社，有机会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从这些刊物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暑假期间，我还参加了青年社举办的传播马列主义的短训班，听蒲克敏、李子健讲课。所有这些，都使我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但对许多问题还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此后不久，我参加了执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这样，在我的学生生活中，就大大增加了政治生活的内容和兴趣，因而对课堂上教员讲的正式课程就觉得乏味了。 此时我的家庭不能对我上学经常给以资助，父亲虽在一家食品店作店员，但收入不多，养活不起我这个学生，这使我吃饭经常发生困难。许多时候只是买些锅饼、馒头充饥，喝点开水了事。有时自己拾些树枝用小锅煮点小米粥。实在没办法时，就在小摊上赊欠吃饭。一家小吃摊上赊不下去了，又转向另一家赊欠，直到现在我欠的伙食钱也没有还清，亏了人家。每想起此事心里总是内疚。总之，在学生时代，从吃的、穿的、用的来说，我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学生。因此，当我看到那些富商大绅子弟的穿戴和盛气凌人的架势时，不能不产生一种愤然之感。这也是使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我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河南群众纷纷成立红枪会等组织，举行起义反抗陕西军阀的残暴统治。河南军阀刘镇华则乘机利用河南人民起义，组成镇嵩军，打垮了岳维峻的陕军，乘胜于一九二六年大举进军陕西，迅速占领了陕西东部，进而包围了西安、三原。这支镇嵩军如同土匪，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关中人民处于劫难之中，地不能耕，庄稼不能收，整天奔走逃难保命。在这种环境中，学校也不能继续正常上课了，我休学回到了农村家中，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当年下半年围攻三原县的镇嵩军撤退。三原县解围后我才返回学校。返校途中，沿路看到的是一片战争破坏景象，棉花无人拾，谷子无人收，村子里没有鸡狗的叫声，群众都不知逃向何处。学校还一下恢复不了正常教学秩序，我不得不在一家商店当了几个月店员。当学校一切恢复正常后，我才得以继续学习。经过这次战争，我们班里的三十几个学生只剩下十六个人了。这时，由于我们参加革命活动的时间更多了，大家都无心静下来学习功课。因此，年底毕业考试，我和袁鸿化同志成绩都十分不好，他考了个倒数第一，我考了个倒数第二。学校为了我们的毕业，还举行了宴会，从此，我的十年学校生活就结束了。回想我的十年学校生活，都是和庙分不开的，足见学校教育在旧社会处于何等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新旧两种教育交替过程中的复杂斗争。 【张策(1911—1999),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东蒙的民族自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和西安军分区政委。1963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8年重新工作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同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