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青

1983年4月，谢振华在贵州省军区礼堂传达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精神

谢振华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戎马生涯中，任团长、团政委有10余年之久。从1948年任纵队司令员算起，他先后分别在三个军、两个总队、一个系、一个省、三个大军区共10个军以上单位任军长、政委、系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一书记、大军区政委等职。除在沈阳军区时任副司令员外，均担任一把手领导职务，共40余年。离休前在军队的职务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谢振华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受邀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谢振华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37年9月中旬。他们相识的机缘是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一起工作。

“战动总会”是时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后，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及晋北战地或将要成为战地的地区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其任务是实施战争全面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成员由国共双方及晋、察、绥三省地方政府、战地驻军、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武装部、动员分配部、铲除汉奸部等。时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兼任“战动总会”的八路军代表，程子华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谢振华担任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

此时，邓小平33岁，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干练稳健；谢振华的年龄正好比他小一轮，才21岁。

邓小平问谢振华：是哪里人？

谢振华回答：赣南崇义人。

邓小平惊奇地说：哦，崇义老表！我1931年春率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途中路过你们家乡，还到了你们的县城。崇义的山水很美，真是崇山峻岭哪！

谢振华激动地说：当时我正在河西特委主办的工农干部青年训练班学习。听说红七军很能打仗，也听说你就是红七军政委。

邓小平转过话题问：河西特委书记当时是邓子恢同志吧？

谢振华回答：是。

邓小平又说：我在崇义逗留时间不长，但杰坝、营前和横水街都去过。你们那里竹子多，真是叫竹乡。你家在哪个乡？

谢振华回答：上堡乡。

邓小平说：哦，上堡，在崇义西北边角，更高更远更神秘。1927年冬，朱老总和陈毅同志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到过你们上堡，还在那里进行过整训。这里的老表纯朴、觉悟高，让我们的部队有了短暂的休养生息之机。所以说，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生存之地。

谢振华点头称是。

邓小平问谢振华：你当时多大？

谢振华回答：当时11岁。我父亲是上堡农民暴动队队长，与朱老总和陈毅同志都有过接触。

邓小平感慨道：革命家庭哪！

谢振华说：我1932年奉县委之命，带百余名少先队员参加主力红军，绝大部分都去了你由广西带过来的那个红七军。我则被黄克诚同志留在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学习。

邓小平说：这是红七军在打赣州后第二次进入上（犹）崇（义）地区时，不过我早已离开那个部队，转到地方上去了。直到红军长征前，我才重新回到军队工作。今天，我们算是真正在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对于人民武装部来说，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

谢振华回答道：我一定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与邓小平的交谈，谢振华感到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关怀部属的好领导。

1937年9月20日，“战动总会”在太原正式宣告成立。大会由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主持，周恩来作报告。各部门领导和干部都参加了成立大会。

“战动总会”成立后，其所属人民武装部立即开展工作。先后在太原开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课教员除唐天际、谢嵩和谢振华以外，有时还请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领导来作专题报告。培训的学员除了山西本地人外，还有从东北三省及平津敌占区流亡来的学生。结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山西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10月中旬，邓小平率八路军随营学校的一部分人员来到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展发展队伍、组织抗日的工作。

11月上旬，太原城在日军进攻下岌岌可危，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战动总会”机关及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剧社等直属单位也由太原撤至汾阳。这时，邓小平急切地向程子华、续范亭等人了解太原前线的情况。程子华说，在我们离开太原之前，阎锡山就撤走了他在总会的干部。现在守城的只有傅作义的两个旅官兵。邓小平立即表示，由“战动总会”给傅作义将军拍个电报，对守城官兵表示慰问，砥励其作战士气。

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败军纷纷南逃。第二天，周恩来由交城到达汾阳。他对“战动总会”的同志们说：“要想办法不让败军骚扰老百姓。阎锡山撤走了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拆台，我们干！坚决和华北人民战斗在一起。”

邓小平异常镇定地鼓励大家说：“国民党扔掉国土，丢下老百姓，抗战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要鼓起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在最前线和日寇拼搏，同山西人民一道抗战到底！”

周恩来要邓小平统一部署“战动总会”和晋西南牺盟会的工作。很快，“战动总会”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让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带工作组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程子华到晋西北，唐天际到晋东南，谢嵩到晋南临汾地区，谢振华则留在晋西南地区。

在晋西南，谢振华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鼓励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游击队。谢振华带的一个工作队，佩戴着“八路军”臂章和绯红色“战地动员”臂章两种标识，在乡村和城镇进行扩兵和组织群众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谢振华扩大了千余名新兵。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他们在组织新兵入伍时，让当地“青救会”、“妇救会”给新兵戴光荣花，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迎，以扩大影响。对新兵家庭发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里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

1937年底，谢振华奉命率这批扩招的千余名新兵从灵石站乘火车南下，到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驻地报到。紧接着，他们奉命与总部警卫营合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由总部作战科科长王鹤寿兼任团长，谢振华改任团政委。

1938年1月中旬，邓小平离开总部到一二九师任政委。谢振华也于2月初离开总部去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做工作。

在“狠批猛轰”谢振华的汇报会上，邓小平一言不发。陈永贵奉江青指令在山西继续批判谢振华。毛泽东批示：“到此为止。”邓小平坚持为谢振华彻底平反

1973年3月，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6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表明，“文革”极“左”错误的坚冰开始被打破。同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年底，毛泽东拍板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这时，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重新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谢振华作为邓小平昔日的老部下为此而倍受鼓舞。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的忌恨。于是，他们开始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

“四人帮”继1974年1月24日和25日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擅自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之后，又于2月28日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加罪于谢振华，为他们“整一整军队”而蓄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当时，谢振华是党的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党委书记。自1969年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工作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精神，深得周恩来赞赏，说他“对稳定山西的局势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谢振华对陈永贵在大寨推行的一些极“左”政策有不同意见，这就惹怒了“四人帮”。他们认定谢振华就是周恩来在山西的代言人。所以，要攻击周恩来，就要先打倒谢振华；要打倒谢振华，就将《三上桃峰》作为突破口；而批判《三上桃峰》的理由，就是借口《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

“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在全国报刊上连续组织了对晋剧《三上桃峰》的多次批判，对谢振华进行攻击。一次，江青更是高喊：“我特意穿着军装来看戏，就是要炮轰你谢振华！”

3月18日，王洪文也特意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山西省委常委赴京汇报会，打响了“狠批猛轰”谢振华的“战斗”。那天，到会的有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等14人。另有山西省委常委12人。

会上，“四人帮”一伙轮番对谢振华进行围攻，主要目的是要揪《三上桃峰》的后台。江青质问谢振华：你为刘少奇翻案的事，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你要交待清楚！

会议进行中，江青见邓小平一直一言不发，心中陡生怒火，借机指桑骂槐，眼睛盯着邓小平说：“我看你谢振华也未必有这个胆量敢为刘少奇翻案，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待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对你宽大处理。”

江青的目的就是要谢振华亲口承认自己的后台是周恩来、邓小平。谢振华问心无愧。他一再回答说：“《三上桃峰》这出戏是根据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的意见调到北京汇演的，根本没有什么后台！”

在对谢振华进行的长达3个多小时的批判中，“四人帮”一伙也没批出什么“有价值”的结果。最后，江青气急败坏地嚷道：“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讨，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成光杆司令。”她对陈永贵说：“回山西后由你主持对谢振华继续进行批判。”

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周恩来早已义愤填膺。批判会将要结束时，他向陈永贵交待：“回山西后你们对谢振华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你负责保证。”

回到山西后，从3月下旬开始，由陈永贵坐镇主持，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和两大派头头计1700余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批斗。然而，他们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乱放空炮”，广大干部纷纷自动退出会场。后来，“造反派”也没了劲头，会议实际上无法再进行下去。

5月31日，谢振华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及被诬陷挨批斗的原委。毛泽东对此较为重视，当即在谢振华写的信上亲笔批了4个大字：“到此为止。”并将他的批示转给了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山西省委常委接中央办公厅通知，再次被召到北京开会。在政治局委员接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对谢振华说：“你给毛主席的报告，主席已批阅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批判你的问题就此了结。”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避免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但“四人帮”一伙仍不肯善罢甘休，硬把谢振华放到由王洪文负责的中央党校读书班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谢振华被故意安排在王洪文的小喽口罗陈阿大、王湘君等人的小组，整天当靶子批。

在谢振华被打倒两年后的1976年4月，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于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邓小平的关怀下，谢振华于当年底复出，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8年7月5日，随着全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要求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中共中央批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发出文件宣布：当时“四人帮”围剿《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诬蔑、捏造，中央认为《三上桃峰》事件应予平反，由此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予平反和昭雪。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途经沈阳时，对沈阳军区进行了视察。军区党委指定由李德生司令员和谢振华副司令员向邓小平汇报战备情况。

会议开始前，邓小平与谢振华在一起热情交谈，其中又谈到“四人帮”借《三上桃峰》对谢振华进行批判的事。邓小平说：“江青的妖炮猛轰你，幸亏你顶住了他们的‘狂轰滥炸’！”

谢振华百感交集地回答道：“当时你和总理的处境也很难，他们是以整我为名来给你们施压。”

对小平说：“这也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谢振华连连点头。邓小平又问谢振华：“中央已给你们因《三上桃峰》事件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了，你个人也彻底平反了吗？”

谢振华怅然回答道：“我给山西省委写了申诉信，未有结果。我也向中央写信报告过情况。”

此时，陈永贵仍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依然坚持执行所谓《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简称“十一条”）。这个“十一条”就是1974年3月江青等人策划山西省委常委赴京汇报会，对谢振华批判后搞的一个黑材料。其中为谢振华罗织了种种“罪名”。

邓小平若有所思道：“看来极‘左’思潮的精神枷锁仍然没有被彻底打破。”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两个凡是”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仍然大行其道，但党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于谢振华的彻底平反问题，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及时将谢振华的申诉报告批转中央有关部门。从1980年6月开始，中纪委和中组部先后派出了以毛铎和刘家栋为组长的两个工作组赴山西进行调查。然而，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对工作组不仅不配合，而且还设置障碍阻挠。工作组经过自身认真调查，于7月17日向中纪委和中组部写出了紧急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谢振华、曹中南一案是个错案。谢振华同志没有‘走错了路线’，更不是‘路线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这时，中央已决定由霍士廉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在霍士廉赴任前找他谈话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等人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霍士廉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随后，山西省委对谢振华和曹中南的申诉信进行了认真地核实，并于1980年12月30日向中共中央写了为谢振华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1974年处理山西问题时“四人帮”直接插了手，山西省委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十一条”中所述谢振华、曹中南的主要问题，均不是事实，因此，省委认为：应为谢振华同志、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建议中央撤销“十一条”。

198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签发了为谢振华平反的文件，明确批复：“中央同意山西《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

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批复，于1981年1月21日在太原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全省县团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为谢振华及有关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罗贵波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为谢振华彻底平反的讲话。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均于1981年2月2日刊登了题为《经中共中央批准，山西省委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的报道。

邓小平与沈阳军区主要领导人李德生（左一）、谢振华（右一）等合影

谢振华作为实践者之一，对邓小平的谈话和论著有着深切的体会，也不断从中领会邓小平坚持真理的精神实质。

1977年底，谢振华受命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分管作战训练工作。到职后，军区党委决定由他带一个工作组到某军进行整顿。这支部队，谢振华比较熟悉，有红军的老底子。红军长征时，他曾在这支部队任过营教导员，在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的战斗中打出了勇气，打出了威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王牌纵队，打了许多恶仗、硬仗和好仗，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很强的战斗力。在“文革”期间，这支部队参加了“三支两军”，受“四人帮”派性势力影响较大，军领导班子形成了两派观点，影响了部队的建设，也影响了对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领导成员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使用干部有亲有疏，不能坚持党的原则。

谢振华到该军后，指战员们把谢振华当作他们的老前辈、老首长热情接待；谢振华也把自己当作这支部队的老战士，并且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但是，越与部队有历史关系，对其要求越严格。

谢振华在强调纪律和团结问题时说：“有些干部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学坏了，他们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小平同志说，这就是不守纪律。有的单位，个别人长期闹派性，无法无天，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小平同志又说，对不执行命令的人，要调走，不走的，就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关于团结，有的人口是心非，把党委内部一些不同意见捅出去，并加以歪曲。还有一些人喜欢挑拨离间。这些都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他要求军党委一班人带头清除头脑里的派性影响，增强党性原则，排除派性干扰，振作精神，积极投入到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列里来。

经过思想整顿，工作组掌握了军里的基本情况，接着，又由军区党委对该军领导班子进行了组织调整。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振华曾反复读过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在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谢振华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具体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符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而“两个凡是”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其实质不是实事求是。他们把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指示、批示当作保护伞，坚持“文革”时期极“左”的那套错误东西。

联系到因《三上桃峰》冤案而遭受的政治迫害，谢振华感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谢振华坚决拥护批判“两个凡是”的方针，坚决拥护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1982年9月，谢振华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谢振华为昆明军区政委，并担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

谢振华带着邓小平和军委首长的嘱托，在任职时间里，联系实际抓了带动整个军区全局工作的5件实事，在实践中切实贯彻邓小平理论。

第一件实事就是结合整顿党风，狠抓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拨乱反正的工作。对于党的不正之风，谢振华要求坚决抓紧查处，每一件都要做到本人有检查，组织有处理结果，不搞下不为例，不搞功过相抵，不搞集体承担责任，打屁股要打到具体人身上；对一些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查处本级机关党员中的不正之风，党委一定要支持纪委，组织有关部门密切协同，认真查处。这样，在经过一系列教育和组织整顿后，昆明军区在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方面有了明显好转，为后来的整党顺利进行和取得老山、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云南日报》先后就此作了专题报道。

第二件带动全局的实事，就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最中心的问题是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的指示精神，努力实现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大胆地把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谢振华带领工作组深入到全军区团以上部队考核干部。在半年时间里，他们深入部队100多天，南起阿佤山，西至玉龙雪山，走遍了驻云南边防的所有团以上单位及80多个县武装部，具体指导和帮助各级领导班子选拔、调整和配备干部。全军区经过调整，野战军师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团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

第三件带动全局的实事，就是奉命组织指挥边防部队对侵占我老山、者阴山之敌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保卫了中国边界，维护了祖国尊严。

第四件带动全局的实事，就是在新的形势下，认真用邓小平提出的“五种革命精神”抓好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五种革命精神”是邓小平于1980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邓小平说：“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革命工作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扬了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从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昆明军区部队之所以在自卫还击作战中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就是因为对全区指战员进行了“五种革命精神”的教育。

为实现党风好转，发扬“五种革命精神”，谢振华还提出了4条具体要求：一、按照军委指示，认真进行教育；二、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带头认真清查；三、组织专人对人、财、物进行详细清查，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对屡教不改者，坚决按党纪和国法加以惩罚；四、对大案要案要无私无畏，敢于碰硬，查清事实，及时依法处理。《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谢振华撰写的《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一文。

第五件带动全局的实事，就是把开创新局面同对敌斗争、战备训练、边防建设、农副业生产、群众工作以及支援和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把每个边防连队和前沿哨点建设成对敌斗争的钢铁堡垒和干部战士的美丽家园。

由于昆明军区党委领导班子紧紧围绕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做文章，善于发现并抓住主要矛盾，抓带动军区全局工作的5件大事，从而使昆明军区出现了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勇于创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在昆明军区部队出色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后，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通令嘉奖。谢振华也以《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为题写了长篇文章，热情赞扬“两山”作战的英雄们，用大量生动的事例讴歌广大指战员的英雄事迹。

回溯历史，展望未来，谢振华老将军充满深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团结一致，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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