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噩梦，文字晦涩拗口，夹杂着很多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流行语，甚至还有不少绍兴方言，而且多半是严肃的。但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个诙谐幽默又轻松的另类，这就是《阿Q正传》。
其实鲁迅起初不想写成搞笑形式，但找他约稿的哥们拟发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他没招，只能强行开心一下，像极了让文学院严肃一辈子的老教授表演一段相声——不过搞笑效果也还好，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受到当年老师和教学大纲的影响，我们只要提到阿Q，马上就会想到他那套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方法的定义还挺复杂，大概是为了不让自己有挫败感，建立一系列心理防御机制，如替代、压抑、合理化。替代是指把委屈怒火由一个强大的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弱小对象上面，例如阿Q被秀才削了几下，他自然没有同秀才硬钢的勇气和能力，只能找孱弱无害的小尼姑泄愤。压抑是他“祖传法宝”，说白了就是记忆力不好，选择性忘却一些不开心的事。
合理化是指他要说服自己接受现实的残酷，强行认为这是合理的，比如他被抓进大牢，被枪毙，他都觉得“人生在天地间，大约要抓进抓出，要被枪毙”，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很合理，于是又胜利了。
其实吧，这个世界还是比较辛苦的，毕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除一部分幸运儿之外，多数人都难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且限于出身，智力，天赋，地域等等因素，即便日日辛劳努力工作也难以破局，只能被禁锢在某个固定层次，年复一年地活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觉得失望，失去前进的动力和勇气，进而抑郁缠身，破罐破摔，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体验，和物资多少并无直接关系。在遥远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根冰棍带来的快乐远比现在一顿牛排带来的快乐大；上学时校花一个暧昧的眼神，又胜过多少KTV公主廉价的矫揉造作。所以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时刻保持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过得不如人家，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就反复纠结，自甘堕落，自我沉沦。
回到阿Q身上。他所处的年代和地域都是最差的，又没有得到长辈一丁点恩惠——不仅没给他留下房屋和财产，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智力也很低，武力值近乎没有，完美避开了出人头地的所有要素。可生活总要继续，他受委屈，挨欺负了又能怎样？选择直接对抗？好，闲着也是闲着，就推演一下他对抗的结果。
先看“闲汉”王胡，电影里表现得比较善良，真实的王胡可能是个五大三粗的恶汉（打惯了的闲人），阿Q除了采取下毒等阴险手段外毫无胜算，硬钢的结果很可能被打伤打残，如果换成你，又能怎么办？有几个人能为这个天生恶人赔上一切？何况阿Q不是杨志，即便采用阴谋诡计，也大概率会被反杀。
再说钱家秀才。钱家是和赵家并列的未庄两大家族之一，秀才更是留学回来的海归，后来还成了“革命党”的一员，实力远比贫民王胡强。阿Q如果选择和他打到底，后果很可能是被其联合地保甚至官府赶出未庄，或者直接找借口关入大牢，提前游街，领盒饭。
所以阿Q不是不想胜利，实在是没有能力获胜，或者不能以正常的代价取得胜利。他要么像吴王夫差一样，找个人站在土谷祠门口提醒他：难道你忘记了王胡和假洋鬼子的羞辱了么？不过别说他手里没有一个国家，连给他说这句话的人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怎么办，也只能自欺欺人，让自己在精神上取得疑似胜利的结果，说白了就是把悲催痛苦的人生变得乐观一些。
精神胜利法绝非懦弱胆怯，而是在实力和时机均不成熟的情况下的一种韬光养晦。其实阿Q在梦中曾短暂有了犹如韩信回乡的强大实力，他对仇人的态度是非常狠的，基本全杀；对女人财物也是十分贪婪的——全要，很有些土匪作风。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应该理性地去看待精神胜利法，它不是欺骗不是麻醉，它是在艰苦条件下保持积极乐观心态，是避免个体陷入绝望深渊，在黑暗中静待转机的一种妥协的方式。重要的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方法只是取得真实胜利的第一步，是隐忍，是苦中作乐。
最后还想说两句，怨天尤人，唉声叹气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多人在困境中毫不犹豫采取的方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保持乐观，迎难而上，最终成为佼佼者——在通向胜利的途中，喊几句口号，给自己打打气，得到一些快慰又何尝不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