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鄂西地区的局势如同一片乌云密布的天空，充满了动荡与不安。这片土地上的土司统治不稳定，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小船，时而顺从朝廷这股顺风，时而又掀起反抗中央的巨浪，给明朝的边疆治理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1366年，容美地区土司率先归附明朝，朱元璋采取了“原官授之”的策略。然而，当时的鄂西并非所有土司都在明朝的直接控制之下。当时，鄂西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明夏政权的掌控之中，其他土司们都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就像一群在十字路口徘徊的行者，不知道该迈向哪条道路。
直到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平定明夏政权之后，鄂西的土司们才开始纷纷接受明朝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就一帆风顺。在这之后，鄂西的一些土司也曾有过反抗行为，他们有的受到降级处罚，有的甚至被废黜，比如元置的宣慰司在这段时间经历了诸多变革。不过，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明初土家族土司的归附重置基本上告一段落。明廷在对待鄂西土司归附的问题上，基本遵循“以原官授之”的总原则，但同时也会综合考虑土司的归附时间、势力大小以及所处位置等因素，给予他们有区别的对待。这一时期，鄂西土司的政治归附标志着鄂西土司社会进入明朝统治时代的开端。
洪武十四年（1381年）六月，明廷设立了施州卫。这一举措有着深意，州县、卫所、土司三种建置同存于鄂西，施州与施州卫同处施州城。施州卫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朝廷驻军，便于中央王朝在施州地区进行政治统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防范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和土酋可能发动的叛乱。不过，在施州卫设立当年的“李才知施州”时期，就遭遇了挫折。洞酋覃芳诸等攻破了州城，“公与州同知孙明用、州判王僳、吏目李毓秀皆死之”，这一事件无疑是给刚刚建立的施州卫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让人们意识到鄂西地区的局势依然严峻。
蓝玉征鄂西之前，鄂西地区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大约从洪武十五年到二十一年（1382 - 1388年）这六七年的时间里，鄂西土司的朝贡次数多达十七次。这就像在黑暗的局势中出现了一丝曙光，让人们看到了鄂西地区向稳定发展的趋势。
然而，平静之下往往隐藏着汹涌的波涛。1381年明廷在鄂西的依亡元建置广泛设土司本意是维持地区稳定，“额以赋役，听我驱调”，但事与愿违。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慈利安福土千户发生反叛，他的反叛得到了鄂西土司的响应。胡海等“分道剿捕散毛部落，俘获六千余人”，可见散毛部落的实力不容小觑，明廷不得不派大军征讨才将其攻克。这一反叛事件不仅波及鄂西的施州，还杀害了驻施州城的官员。这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胡士能，知施州，洪武二十年（应为洪武二十二年），安福蛮夏得忠引诸蛮攻城见害。”此次反叛虽从现今地域区分上是由湘西土司发起，但影响却波及到了鄂西。
而夏得忠的反叛仿佛是掀开鄂西土司大规模反抗序幕的前奏。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鄂西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土司叛乱。散毛、施南、忠建、镇南、大旺等鄂西土司相继反抗明廷的统治。此时，在四川平定西番蛮人叛乱的蓝玉，刚刚完成了“击破西番蛮人，遣指挥须胜至京献捷，并奏赢州杂道蛮人攻围大渡河千户所亦讨平之，枭土官副使观著等俘其男女数千人”的功绩，就接到明廷的命令，挥军鄂西镇压叛乱。
蓝玉，这位“长身赤面，饶勇略，有大将才”的将领，征云南，驱北元，立下了赫赫战功。鄂西土司反叛爆发前夕，他正在四川平叛。明廷之所以派遣蓝玉这样的大将前往鄂西，足以显示出对此次事件的重视程度，同时也能看出鄂西土司的势力十分雄厚，此次反叛的规模肯定不小。
在这场叛乱中，散毛土司又是始作俑者。“(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凉国公蓝玉克散毛洞，擒土酋剌惹、覃大旺等万余人”，同年，又有“洪武二十五年(应为洪武二十三年)，散毛司覃构部落向天福等作乱，朝命蓝玉讨贼，调酉阳土兵一万三千人随征”的记载。散毛土司在元末明初本就是鄂西实力强大的土司，被明廷授予“散毛沿边宣慰司”，这是明廷土司中的最高品秩。覃大旺、覃构、向天福等都是散毛土司的下属土司。最终，蓝玉擒获万余人，成功镇压了此次散毛土司的反叛活动，散毛土司遭受重创。
但是，散毛土司的反叛被平息后，附近的施南土司、忠建土司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反抗明廷。明廷决定武力镇压，蓝玉继续进军。在平定施南土司的过程中，据记载“凉国公蓝玉平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蛮。初，蛮人数叛，结寨于龙孔，玉遣都指挥徐玉将兵攻围之，擒宣抚覃大信，余蛮退起，依山寨自固。至是，玉复分兵破其大小诸寨，杀获蛮酋男女一千七百八十余人蛮地悉定。”覃大信，也就是覃大胜，据利川《覃氏族谱》记载，覃大胜、覃大旺、覃大兴为同胞兄弟。在《明史》中也能得到相关印证。1371年（洪武四年），宣宁侯曹良臣帅兵取桑植时，容美洞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等都来朝，纳元所授金虎符。之后，在此次平定施南土司的战争中，蓝玉平息施南土司叛乱后，按《明史·湖广土司》记载，“施南宣抚司土官覃大胜作乱，凉国公蓝玉移兵讨之，擒大胜及其党男女八百二十人，械送京师。磔大胜于市，余党谪戍开元(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给行粮、冬夏衣遣之。”
忠建土司司主在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时由忠建宣抚田思进之子忠孝代父职，当时田思进年八十余，乞致仕。此次参与反叛的忠建土司司主应为田忠孝，由于史料缺失，对于忠建土司此次反叛的具体处置记载并不详尽，但推测忠建土司可能是施南土司附和或者胁从，并未全力参与，所以在明廷征讨时很快归顺。
有意思的是，既散毛土司反叛平息两个月后，蓝玉又着手平定了施南、忠建二土司的反叛，整个过程前后历时约三个月有余。然而，洪武二十三年鄂西土司的反叛活动绝不是散毛、施南、忠建三土司的孤立行动，他们的反叛得到了鄂西众多土司的响应。“时镇南、龙潭、容美、忠路、忠孝、金峒等土司皆响应对抗明廷，以致明廷派蓝玉大军予以残酷镇压，并俘杀了土司与众多土民。”这一年的鄂西土司反叛可谓是土司史上最大的一次反抗明廷的活动。明廷的态度十分坚决，以大军倾力征讨，毫不留情。
或许是因为蓝玉在征讨鄂西土司的过程中手段过于血腥，斩杀的鄂西土民数量太多，引起了明廷的注意，“杀戮太重，上命蓝玉不必尽洗。但取各土司姓名，裂土为宜。”尽管如此，鄂西土司反抗的余波仍未平息。“(六月)都匀安抚司、散毛、撒狗长官司蛮民作乱，凉国公蓝玉遣凤翔侯张龙等，率兵讨平之。”并且，之前已经被降为长官司的散毛土司，乘明廷大军班师之际再次反叛，明廷又以武力坚决打击，至此，鄂西土司反叛才终被平定。蓝玉因在平定四川西番蛮人、鄂西土司叛乱中的功绩，受到了明廷的嘉奖，被赐予厚礼，还诏令他还乡。“凉国公蓝玉还至京，以平定番寇及散毛洞蛮功，赐钞千锭，仍增禄米五百石。寻诏玉还乡，赐钞三千五百锭，黄金三百两，白金二千两文，绮三十匹，绫十匹。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鄂西土司的反叛，对地区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利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给土民带来了灾难。不过，蓝玉征鄂西也给地区社会带来了安定。
从土民社会的层面来看，蓝玉征鄂西时那种极其残酷的镇压方式，杀害了众多土民，对于土民社会来说，同样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就像一场噩梦席卷而来。
回顾洪武年间鄂西土司反叛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着诸多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新旧政权交替间的政治动荡影响。明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边界，对抗陈友谅大汉政权以及后续建立的明朝，在鄂西地区册封土司，并且在鄂西设立了两个宣慰司，还对这两个宣慰司辖下的土司进行了大规模的更置。而且明夏政权占据川蜀长达十余年，虽然被明廷平定，但残余势力并未马上消除，这就不排除鄂西部分土司对明夏政权“余恩”的眷念而反抗明廷。例如，洪武十八年八月，此时距离明廷平定明夏政权已经过去了十年，鄂西仍有土司才上缴明夏政权所授印信，“(洪武十八年八月)湖广长宁洞蛮答呼什用等贡方物，上其伪夏所授印”。
其次，施州、施州卫的设立，使得明廷与土司之间展开了土地、人口等资源的争夺，土司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起而反抗。再加上明初在鄂西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虽然明廷设立了军事据点施州卫，但是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夏得忠反叛竟杀害知州这一事件就可以看出，施州卫不但不能有效防范土司叛乱，甚至连防御施州城都还存在困难。
土司宗族势力强大也是鄂西土司共同反叛的重要因素之一，像覃大胜、覃大旺为兄弟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而且，还有众土司乘元明递嬗之际进行势力扩张的因素。如洪武十七年七月，“景川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边、大旺、散毛等洞蛮寇，时出掠为民害”，人口和土地向来都是土司争夺的重要对象。
明廷在鄂西土司治理过程中的种种举措，无论是初期对土司的招抚，还是后来面对反叛时的镇压，都反映了当时复杂多变的边疆局势。鄂西土司的叛乱与平叛过程，是一部满含权谋、战争、妥协与变革的历史画卷，在明朝初期的历史长河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一时期鄂西土司的种种纷争，也从侧面展现了明朝初期中央与地方势力在边疆地区的博弈与平衡，对研究明朝初期的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之，洪武年间鄂西土司的叛乱及其平叛过程，是明朝初期鄂西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以及背后的原因，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它们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而又复杂的边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