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从天津市支边来到新疆的尼勒克县哈拉土拜乡(文革时期改名为“红十月公社”）落户工作。
“尼勒克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尼勒克”，在蒙古语里是“婴儿”的意思，而哈拉土拜乡距县城四五十公里，不通班车，交通极不方便。
当时这个乡全乡人口才1.2万左右，是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99%都是哈萨克族人。
哈萨克人性格豪放，说话大声大气，这种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他们主要聚居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这些地区地处边疆，生活环境相对开放和自由，使得哈萨克人形成了豪放、直爽的性格。
在说话方式上，哈萨克人通常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不拘泥于细节和客套。
他们热情好客，喜欢在社交场合中展现自己的才艺，如能歌善舞，尤其是“冬不拉”这种传统乐器在哈萨克族中非常受欢迎。
此外，哈萨克族的文化中强调勇敢和自由，这些价值观也体现在他们的性格和说话方式上。
哈萨克族的历史源远流长，经历了多次迁徙和融合，形成了坚韧不拔的品质。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主要节日有古尔邦节和肉孜节，这些宗教和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特点。
支边刚到公社(那时乡叫公社)，分给我们的是一间干打垒的土坯房子，门和窗子不成比例，可笑的是窗子大而门却小，抬腿就可以从窗子上进去，而进门时男同志却要低一下头。
由于窗户比门大，有少数民族的孩子过来玩，总是喜欢在窗台上玩，身上蹭的都是尘土。
没有电，照明靠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1公里以外山坡的泉眼去挑。公社的食品站一个多月甚至两个多月才卖一次肉，吃菜靠自己种。
公社没有托儿所，上班的人也得自己带着孩子。在银行营业所里我是“少数民族”又是唯一的女同志，工作上存在看语言交流的困难，生活上也有很多难题。
可是我的哈萨克同事们，特别是主任沙吾提一家和会计司马乎一家，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对我都帮助很大。
业务上司马乎是我的师傅，政治上沙吾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生活上他们的妻子阿毕沙和夏乎兰两位大姐还有他们的孩子白山、木哈西等对我的帮助最大。
阿毕沙
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有人常问我：“在那样的地方、又是那样的日子，特别是大家都是哈萨克族，你是汉族，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回想起来，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可是我们仍然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有几件事，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我感到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洋油”的故事
当年，我所在的哈拉土拜公社的供销社、学校、医院、邮电所，有几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来自连云港、山东、甘肃、河北的汉族女同事，我们大家相处得都很好，生活上经常互通有无，几乎不分彼此。
公社供销社差不多一个多月才能到县供销社提一次货，每次提货都要到银行办汇款，所以我总是最先知道提了什么货。
司马乎的女儿阿依霞
有一次，蒙古族采购员切仁提了好多颜色鲜艳的俄罗斯式大花连衣裙，又肥又大。要是当作裙子穿呢，肯定不合体，又穿不出去；可是要把它改成上衣穿，绝对漂亮。
学校有个高老师，会做衣服，那时时兴的样式是中式西做的花布罩衣（中式领子，上袖，罩在棉袄外面穿）。
我赶紧跑去和她商量，得到她的赞同后，我们几个每人都买了一条大花裙子，让高老师给我们改，准备过春节时穿。
那天，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小南告诉我，下午卖“洋油”（点灯用的煤油，并不是天天都有卖的，差不多也是一个月才来一次货），那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大多数工业用品靠进口，点灯用的“煤油”，被老百姓称叫“洋油”。
可是那天由于走得匆忙，带的瓶子小了，一个瓶子没盛下，小南随手在柜台里给我找了个小破碗，把多余的“洋油”倒在小碗里。
于是我右手拿着瓶子，左手端着小碗，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顺便拐到高老师家，去看一下我的衣服改好了没有。
哪知道刚一进门，快人快语的高老师就高兴地喊了起来：“哎呀小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洋油’了呢？一瓶就够了，怎么还端个碗呢？你可真是把好事做到家了！快放下，擦擦手。”
我一听高老师这么说，知道她是误把我自己买的“洋油”，当作我是为了感谢她给我改做新裙子的“人情礼品”了，赶紧把“洋油”放下，来不及说话，转身就往供销社跑，急得高老师在后边直喊：“你的‘洋油’我收下了、收下了！试一下你的新衣服再走呀！”
看来高老师以为我是怕她不收下“洋油”才赶紧跑的，其实我哪还有心思试新衣服呀，要是“洋油”卖完了，没有灯油点灯，这一个月就得摸黑，晚上又怎么点灯加班看书学习呢？
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了供销社门口，老远就冲小南喊：“还有没有‘洋油’了？”小南说；“你打那么多还不够吗？”等我把原因说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都笑得流出了眼泪。
鸡蛋的故事
在这儿，哈萨克民族的人除了通晓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外，人人都懂汉语，但我这个外来的汉族女支青，却一点也不懂哈萨克语。
虽然我经常向在一起工作的哈萨克族同事学习哈语，但总是发音不准，学的不太好。由于语言不通，我在营业所里经常用半通不通的、生硬的哈语单词和哈萨克同事进行交流，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所以我们的营业所里，经常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我被我的哈萨克同事们戏称为“大翻译”。
一天我要过生日了，同事晚上要来给我庆生，我想炒辣子鸡回敬他们。少数民族同志家里大都养了不少鸡，于是我想买他们一只公鸡，拿回去晚上杀了招待后我庆生日的同事们。
我去一家平时养了好多鸡的哈族老乡，问他们说：“馒贝勒拖轰能‘爸爸’阿拉都，思自巴吗？”（哈语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公鸡”的单词怎么说，只会说“鸡蛋”，所以问他们“鸡蛋”的爸爸有吗？）。
卖鸡的哈族老乡他们听了以后思索了片刻，又用哈语讨论了一会儿，便都哈哈大笑起来，很认真地问我：“克其克爸爸嘛、穷爸爸嘛？”（哈语的意思是：小爸爸嘛老爸爸嘛？）（或意思是：小公鸡嘛老公鸡嘛？）。
这位哈族老乡边说还边弯腰做出“老爸爸”的姿态，然后他又一本正经地用哈语问我：“鸡蛋的妈妈要吗？”（意思是母鸡要嘛？）。
生日那一天晚上，我边炒鸡肉，边把白天买鸡发生的事，讲给前来为我庆生日的沙吾提他们听，逗得他(她)们哈哈直笑。那天晚上，我的生日过得很快乐，虽然是在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
另一个故事也是关于鸡蛋的事:
一天午休时间，忽听有人敲门，我忙去开门，只见一位面容熟悉但又叫不出名字的哈萨克壮汉站在门外，他用哈语和生硬的汉语对我说：“拖轰！拿来！”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明白了，哈语“拖轰”不就是鸡蛋嘛？敢情他是找我要鸡蛋。
“抗其阿拉都？（要多少？)”我用哈语问，“你曼?(什么)”这回他没听懂，我很客气地对他说：“拖乎达（等一下)”，就去把放鸡蛋的篮子拿到他的面前，又找了个纸盒子给他，用手比画着，意思是让他自己随便拿。
他看着鸡蛋，一边笑一边使劲地摇头摆手，我还以为他是客气呢，谁知他放下纸盒，大步走进屋里，东张西望地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忽然他弯腰抱起了放在墙角地上的马鞍子，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哈萨克话，笑着走了。
第二天我赶紧请教哈族同事，原来“拖轰”在她们哈语里是一个双义词，这次是“马鞍”的意思，鸡蛋和马鞍的发音很接近。
看电影的故事
当年，哈拉土拜公社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两三个月才放一次电影，不用花钱买票。
电影队晚上放电影前，先在一个大空场上立两个杆子，系上当做银幕的白布，要是杆子立在场子的中央，两边都可以看到。
在条件好一点的公社，有早就现成砌好的一堵白墙，那就不用挂白布了。
每逢放电影，全公社仿佛都有一种过节的气氛，人们互相传递着“今天晚上放电影”的信息，男女老少都早早地吃完了饭，孩子们拿着板凳。
即使是夏天也要抱着棉衣、毛衣先去占地方(新疆夏天晚上冷)，心细一点的妇女还会炒些葵花子带上，边嗑瓜子边看电影。
一些心眼儿灵活的社员，把自家收获的葵花子炒了，拿到露天电影场去卖。那时看电影，根本听不到对白，原因很多，有时是放映机有毛病，不出声；更多的时候是说话声、吐瓜子皮的声音太大。
因为片源少，那几年老看“三战”片，人物对话孩子们几乎都会背了，那情景倒有点像是搞配音。
记得有一次，维吾尔族放映员换片子时，颠倒了顺序，还是这些小“配音演员”们及时发现了问题，才得以纠正。
比较起来，夏天看电影要舒服多了。冬天就受罪了，地上积雪太厚，坐一会儿，双脚就冻得不行，只好站起来，边跺脚边看。
就是这样，很多人也要坚持到底，回到家里满肚子都是凉气。民族巴郎子（小孩的意思）为了取暖，用一个小铁皮桶里边放上燃烧的煤，不停地甩，夜幕下闪着火星，煞是好看。可惜这一招，我们一直没学会。
包粽子的故事
在哈拉土拜公社生活的那些年，尽管山区乡村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不想自己错过任何一个节日应该带给我们的欢乐。
我总是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去调剂生活。那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棕叶，糯米和红枣，也不是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所以这些东西得在春暖花开、哈拉土拜草原返青以后就及早作准备。
记得为了找到棕叶，我和我的那些同为支边的青年朋友们可没少费心思，先是打听在哪一片草滩上生有叶面宽大的好芦苇，然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办法找人给我们带点过来。
我们商量好，无论谁找到了芦苇叶子，大家都要共同分享。
五月，哈拉土拜草原一片翠绿、百花盛开，水源丰富的河滩地里的草也长得老高了，我就用半通不通的哈萨克语，向来营业所存取款的哈萨克牧人朋友们，讲述汉族每年五月端午节用芦苇叶子包粽子、纪念诗人屈原的故事。
面对他们专注的神情，我用单词拼凑哈语、用双手比画、用各种动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完整地讲清了屈原的故事，讲清了粽子如何好吃，讲清了为什么需要苇叶，和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摘到这么好的苇叶。
我的那些剽悍、强壮的哈萨克朋友总是用频频的点头、爽快的大笑、热情的应允回答我。
后来他们真的为我摘来了上好的苇叶。那一年的端午节，我包了一大盆粽子，请我的哈萨克同事和邻居们品尝，他们高兴极了，连声称赞我的手艺好。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让那些在祖国最西部边远山区的哈族朋友的孩子们，从小懂得了他们应该懂得的端午节传统习俗，让他们吃到了美味的、由我亲手包的粽子。
后来，每近端午节，我的那些哈萨克朋友们，便为我摘来碧绿、鲜嫩的芦苇叶子，与我们共庆端午佳节，直到多少年后我们调离这个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