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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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新鲜出炉，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总数持续走低，延续了近几年的下降趋势。

在一片“低生育率”的叹息声中，依然有一些地区表现亮眼，展现出惊人的生育热情。

山东和河南作为我国传统的人口大省，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它们分别以61万和69万的出生人口跻身前三。

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那个稳居第一的省份，它为何能逆势而上？

人口大省的焦点对比

2023年山东和河南作为我国的两个人口大省，再次登上了出生人口榜单的前列。

一个61万，一个69万，看似表现差距不大，但背后却隐藏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山东那个被称为“催婚催生第一省”的地方，这一次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曾经一年出生近200万新生儿的北方大省，今天只能勉强维持在60万上下。

有人说是经济压力让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生子，也有人说是“考公热”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从催婚到催考，年轻人的优先级似乎彻底改变了。

而河南这个被称为“最能生”的中原大省，虽然今年以69.5万新生儿领先山东一头，但同样也无法掩盖连年下降的趋势。

当地的年轻人现在一门心思扑在“先立业后成家”上，他们不再像父辈一样，把“传宗接代”看作人生头等大事，两地的数据虽然接近，但河南的稳居第二显然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但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序幕，真正的主角却在南方，广东那个从不被传统视为“生育大省”的地方，为什么连续六年稳坐第一宝座？

神秘的第一名

再往南走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广东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生育率的传统认知。

它不仅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而且以103万的新生儿总数，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河南的69.5万。

要知道广东独特的人口结构是很特殊的，与山东、河南等传统生育大省不同，广东的年轻人口比例显著偏高。

数据显示2023年广东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超过70%，在全国遥遥领先。

特别是深圳、东莞这样的城市群，年轻人口的平均年龄仅30多岁，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些人正值适婚适育年龄，给广东提供了稳定的“生育底盘”。

但是仅仅靠年轻人口的数量显然还不足以解释广东的“生育奇迹”，更重要的是，广东人的生育意愿一直都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在潮汕、东莞等地，宗族文化和家族观念非常强烈。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传宗接代”不仅是一种家庭责任，更是一种文化信仰，潮汕地区的家庭，二胎、三胎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家庭甚至养育四五个孩子。

作为中国连续34年的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不仅具备庞大的经济总量，还拥有高度发达的产业链，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与其他地区不同，广东的高房价并没有显著削弱生育意愿，这一点尤其让人意外，深圳、广州等地的房价动辄“上万”，甚至位居全国前列，但这并没有成为年轻人婚育的“拦路虎”。

或许正是因为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广东的年轻人能够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敢于承担生育的责任。

广东的“生育热情”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里的家庭通常并不是为了“凑数”而生娃，而是希望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稳定、优越的环境中。

无论是教育资源的分布，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广东都远超许多省份，给了年轻家庭更多的安全感，这种“敢生”“愿生”的氛围，形成了广东独特的生育生态。

但广东的成功并不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在中国的另一端，一些地方正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生育困境。

东北地区的低生育率，与西部地区的高出生率形成鲜明对比，那么东西两极的生育画像又揭示了怎样的区域差异？

生育地图的两端

如果说广东用它的年轻活力创造了生育奇迹，那么东北和西部却像是生育地图上的两端，一个跌到谷底，一个攀上高峰。

西藏、贵州、宁夏等西部地区，以其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社会环境，成为了全国生育率的“高地”。

与之相对黑龙江、吉林、辽宁组成的东北三省，却被推向了生育率的“低谷”。

以西藏为代表的地区，2023年出生率高达13.72‰，位居全国第一，紧随其后的贵州和宁夏，出生率也在10‰以上。

一方面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农村地区，孩子被看作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劳动力的延续。

另一方面生活成本较低也是重要因素，与一线城市动辄几万元一平的房价相比，西部地区的住房和生活压力明显更小，这让生育的“门槛”自然降低了许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多年的扶贫政策和经济支持，也让这些边疆地区的家庭更有能力“多生”。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教育资源倾斜，西部地区的生活环境正在逐步改善，这种改善为生育提供了物质保障，也让一些传统观念得以延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地区的低出生率，2023年黑龙江的出生率仅为3.34‰，辽宁和吉林也在4‰左右，成为全国出生率最低的区域。

这些数字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东北地区早期的工业化进程，让大批年轻人迁往城市。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许多家庭已经习惯于“少生优生”。

而如今随着东北经济的持续低迷，就业机会减少，年轻劳动力大批外流，进一步加剧了生育意愿的下降。

数据显示东北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经接近25%，老龄化问题严重，适龄生育人口的比例被进一步压缩。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宗族观念相对淡薄，家庭对于“传宗接代”的追求不如其他地区强烈，这些因素叠加，使得东北成为了中国生育率的“重灾区”。

从高原到平原西部与东北在生育问题上的鲜明反差，不仅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折射出中国生育困境的复杂性。

这种区域性的生育率差异，是否能够为其他地方提供某种经验或教训？

全球视野中的生育困境

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下降问题，或许正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挑战，在低生育率的背后，每个国家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往往交织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因素，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国家的生育问题已经严重到被形容为“人口悬崖”。

我们先来看韩国，作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3，也就是说平均每名育龄女性一生只生0.73个孩子，甚至不到一个。

这些问题叠加，让年轻人不得不把婚育放在生活的最后一位，数据显示在韩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需要花费约230万元人民币，而韩国普通家庭的月收入却不到1万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要么被迫放弃事业，要么选择不婚、不育，而日本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2022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仅为75万人，创下历史新低，甚至被称为“国家警报”。

与韩国类似日本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房价居高不下、工作竞争激烈，让婚育对许多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为了挽救低生育率，日本政府和企业已经展开了“抢人大战”，一些公司甚至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包吃包住的福利，举办家长说明会来吸引人才。

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但问题的本质却如出一辙，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年轻人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普遍推迟。

与东亚国家相比，这些地方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个体主义的盛行，同样让人们对组建家庭的意愿逐渐减弱。

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单身生活或“丁克”，而这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问题显然还有不同的特点，尽管中国的生育率也在下降，但区域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广东以103万新生儿的成绩逆势而上，而东北却深陷“生育寒冬”。

结语

从山东和河南的传统文化，到广东的年轻活力，再到西部边疆的多生热情与东北地区的低迷对比，我国各省的生育率差异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区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全球低生育率的问题也提醒我们，时代的变化正在深刻影响每个人的选择。

参考资料：

广州日报所发布《再度蝉联“人口大省”和“生育大省”双料冠军，广东为何这么热衷“生娃”》

广州日报所发布《连续6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广东为何最敢生娃?》

齐鲁壹点所发布《山东2018年出生人口132.95万，全面两孩效应进入平稳期》

澎湃新闻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