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人世间》的梁晓声，像是了一个看透人间的世态炎凉、男欢女爱、你撕我杀的所有的繁花与碎屑的老人，透着一股宽容、泰然、超然的心态，抹去了他曾经有过的激烈、猛烈与强烈。

梁晓声也有他的叛逆期。

就像青春期的叛逆青年一样，这时候的梁晓声染上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时髦、时兴的新潮色泽，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他沾一点，王蒙的“躲避崇高”，他弄一点，莫言的语言风格，他也学舌一点。

梁晓声的叛逆期，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而这个叛逆期的转折点，藏在他写作《雪城》上、下部之间的1985年至1988年这一段时间里。

《雪城》上部大致写作于1985年，这时候的梁晓声还是按照传统的文学写作方法，沿用他喜欢的雨果与苏俄小说笔法，以他的舒展的文风与气势磅礴的语言，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标志性转折是莫言冲上了文坛。莫言以四字语句冲击了中国文学界的传统文风，导致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文体在莫言文风的冲击下，都开始向“四字语汇”靠拢。

所以莫言的语言冲击力，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巨大的异数，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在莫言的影响下，前一度时期独领风骚的中国作家的文风，都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莫言冲上文坛的初试啼声的作品是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真正震动文坛的是发表在1986年的《红高粱》。

梁晓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莫言文风的强烈冲击，直接的后果，就是1988年写成的《雪城》下部里，在文风中，染上了莫言的冷色调的用语习惯，四字语句大面积地堆砌在一起。

《雪城》上部与下部的文风上的巨大悖离，也可以说是文学界的一种罕见的现象。

改编成电视剧的是《雪城》上部，下部因为内质的转型，而难以再被进行影视化改编了。

《雪城》之后的梁晓声走上了叛逆之路。这时候，梁晓声四十四、五岁左右，虽然人到中年，在生理年龄上，正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叛逆期。

梁晓声在叛逆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最初他用以打入文坛的英雄主义、崇高精神、纯洁情怀，遭到了叛逆时期的梁晓声的彻底“反水”。

梁晓声翻脸不认人的转变，甚至对他自己也进行了忏悔式的深刻的“揭露”。

常言道，一个人最狠的还是对他自己。

梁晓声最狠的做法，就是向他自己扇耳括子。

这时候的梁晓声变得六亲不认，把自己的两腮扇得呼呼作响。

他自己还可能自鸣得意，以为趟出了新路，匹合了流行潮，但是之前喜欢他的英雄主义文学风格的读者受不了了。

一位读者，直接指斥他的叛逆期的作品《恐惧》太让人恐惧了。

不得不说，梁晓声还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作家，本质上，他不是如他所说的坏到骨头里的虚伪者、老色鬼、嫉妒狂，他的心里还有一点亮色。

他跟着时代的狂风一路疾跑，最后连他自己都估计觉得跑迷了路，所以他在难得清醒的时刻，幡然醒悟，又回到了他早期的正常的轨道上来。

其实迷路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柯云路也是典型的一位。

步入常规的梁晓声，又显示出他的温文尔雅来。这就是他日后推出的“好人文学”时期。

叛逆时期的梁晓声，是怎样黑自己最有效果，便走怎样的模式。

而今，在这一个叛逆时期留下的文本里，仍残留着那个时期的梁晓声，喷吐着大量的诽谤，指向正常时期的梁晓声的唾沫星。

在这其中，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泯灭》可以集中地看到梁晓声在这一个叛逆时期的自我，对正常时期的梁晓声的诬蔑、嘲弄与揭露。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作家的写作波动。

可能在西方的作家中，还没有像中国作家这样，变化无常地呈现出理念、人设、文风的前后矛盾、内质颠覆。

这也说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文化理念，发生了什么样的狂飙突袭。

梁晓声文学创作中的波动与痕迹，忠实地应和了时代的风向与潮讯。

但是，注意一下，叛逆期的梁晓声的思想理念，与正常期的梁晓声并没有发生断裂，那个时期的一些心理感受，还是融入了他日后正常写作状态下包括“好人文学”阶段的创作中。

我们看一看，叛逆期的梁晓声是如何向他自己左右开弓，大开杀戒的。

任何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一种自传。

在《泯灭》中，梁晓声不回避他的创作中，带有很大程度的自我经历陈述。

但是，梁晓声着重说明的是，他在这种陈述中，是作了某种程度的包装，而本质上的真相，梁晓声在叛逆时期祭起王朔的“千万不要把我当人”的信条，作了披揭：

“十余年来，我将自己一次次掰开了揉碎了，搓撒在我的创作中了。尽管难免常用遮遮掩掩、矫揉造作甚至文过饰非的语句近乎本能地‘包装’自己，但阅读眼光稍微成熟一些的男人和女人，轻轻巧巧地就会将那些‘技巧’性的语句从我的作品中抚去，而显见地看到由我变成为的一个男人的无数碎屑。哪怕用地摊上卖的最廉价的放大镜一照，一个男人的某些本质都可能会一览无余。”

对梁晓声被人们标记为“平民作家”的招牌，梁晓声自己都毫不留情，揭开这种标签后边的虚假。

这是他在《泯灭》中借好友之口，对“我”进行了一番深刻揭露：

“我读过你写的某些东西。你以为你写过某些似乎同情平民的东西，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平民的代言者了？其实你不过是在写你较为熟悉的生活而已。”

“在平民和中国的新生的大款之间，其实你更向往成为后者。成不了，你就站在平民的阶级前沿，冲着后者们哇哇怪叫。泼过去你的轻蔑、嫉妒和憎恨。但是，如果某一天，平民们需要用战斗的方式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时，你会为他们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么？你不会的！”

好友的话，确实是击中了要害，虽然是朋友之口说出来的，但更多的却是梁晓声本人的自我反思。

小说里写道梁晓声的感受是：“他的话像鞭子，已抽得我遍体鳞伤。”

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继续高标起平民文学的招牌，但是这一种写作策略，在叛逆的梁晓声眼中看来，不过是一种作秀而已。

对梁晓声本人毫不留情面的，恰恰是自己啊。

在《人世间》里，一方面为平民阶层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也炫耀这种平民文学带来的丰厚的利益回报。

比如，近乎是《人世间》的平行空间小说、周蓉所著的《我们那一代》，十分畅销，盈利颇丰。

平民文学，在梁晓声的自我审视中，只是他的一次接近大款存在的方式而已。

在《泯灭》中，梁晓声解剖自己，陈述自己的虚伪，可以说是刀刀见血，没有任何的手软：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是一个一以贯之地常以一副虚伪的准正人君子面目出现在人前的人。如今你从中国人中，又能挑选出几个不虚伪的男人呢？我的种种人生经验和人生体会告诉我，男人而不虚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里，梁晓声揭露出自己正人君子的幕后真相，而正人君子的虚伪，主要体现在背后的“男盗女娼”。

既然梁晓声要开撕自己虚伪了，自然不会放过“男盗女娼”这一个维度。

在《泯灭》中，他要阐明的是，他虚伪地藏起了他的好色的本性，而套上了正人君子的冠冕。

他的自我剖析如下：

“我并没有被熟悉我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视为一个‘好色之徒’，那也许实在是由于我善于伪装。或者还由于我的自卑给人们造成的假象。……与某些被人指斥为‘好色之徒’的男人相比，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对女色有着耗子一样的胆怯的理性的男人而已。”

梁晓声中年时期对自己写作本质的定性，是否可以概括他日后的文学创作？

我们不知道。

至少有一度时期，梁晓声是迷茫的，中气不足的，不得不追随着时代的流行浪潮，剔除掉他冲上文坛、据以自立的英雄主义特质，把粗鄙、委琐、庸俗加诸在自己的身上，否定了之前的文学创作中的基调，但是他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也可能影响到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定调。

日后，梁晓声在“好人文学”的理念倡导过程中，他醒悟过来的一个动机是，本来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悲惨与邪恶，但是为了创作，却不断地制造卖惨的元素，实际上是悖离了生活的真实。

正是这个缘故，集中体现了“好人文学”的《人世间》虽然还残留着之前梁晓声叛逆时期的一些主张与理念，但是仅仅凭着一个吻合了社会现实的“好人”人设，便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众多的观众的首肯。

可以看出，梁晓声叛逆时期的立场，只是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耸动新潮的选择，并不具备现实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如果不能正视这种现实的普及性存在、而只追踪先锋的新潮，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一意孤行的“虚伪”。

梁晓声最终还是在“好人文学”里，找到了自己的真实，而不是向虚伪投降。

在《泯灭》里，梁晓声犹如发现新大陆般地透视了一个男人、一个名叫“梁晓声”的作家在色欲熏心的男人症候中的不甘落后的常态化表现。

这种解剖，实在超过了梁晓声之前的文学创作的所有的道貌岸然的制约。

《泯灭》中，剧中人物“梁晓声”在看到少年时代的朋友的妻子的时候，立刻激发了潜在的欲望反应。

看看梁晓声是如何描写这样的心态的：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某位文豪说的一句话。他在一本小说的前言中告诫我们世俗男女——如果你交朋友切忌千万不能交在金钱和妻子这两方面都比你幸运的人。这一点反过来对女人们也是一样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不曾在想象中让自己变成了他或好同时占有那两种幸运的朋友。而在这一种不可告人的想象之中，许多世俗男女不止一次地在意识里犯了谋财罪和非法占有罪。”

“对普通的中国男人而言，大概再也没有比一个野心勃勃的‘大款’同时拥有一位好妻子这种事儿更令人愤愤不平的了！那一天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普通的中国男人中心理承受能力极普通的一个。我对‘嫂子’的种种非份之想，也许只有三分之一是个好色之心未泯的中年男子对一个好看的妇人的苛且念头，而三分之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强烈的嫉妒。”

“金钱和女人，对普遍的男人们来说，难道不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么？”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其实在《人世间》的秉昆身上，也有显著的反应。

当秉昆见到涂志强的妻子、他应该称为嫂子的郑娟的时候，立刻生出了“非份之想。”

秉昆的心理，正是梁晓声的心理。可以看出，《泯灭》中的梁晓声的内心性取向，与秉昆看到郑娟的第一眼感受，是完全同步，且完全一致的。

这种感受，在一个敏感的作家的心理中，更被极端地放大了。

女人的这种威胁性与危险性，如同“女人都是老虎”在小和尚心目中的强烈刺激一样，令《泯灭》里的“我”不得不面对女人的诱惑，而采取退避三舍的办法，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自安。

而这样的效果，也是维护自己的正人君子的外在形象的需要。正所谓“惹不起，躲得起”。

看看《泯灭》中的描写：

“最清楚我内心里萌生的勃勃的欲念，和‘欣赏’这个雅致的词是毫不相干的。因而我总是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社交场合很有自知之明地，主动自觉地远远避开那些对我有诱惑力的女子。我太没有能力抵御她们客观上对我造成的诱惑了。”

梁晓声在这一段描写中，代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而深刻地剖析了一个男人的内心欲望世界，不可谓不真实。

这也是梁晓声的一种真正的面对自己内心秘密的勇敢。

这就是叛逆时期的梁晓声的无所顾忌地与自己过不去的挑战自我的勇毅一面。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后来梁晓声在涉过叛逆期的泥潭与魔沼的时候，梁晓声还是用他的“好人文学”的精髓，修饰了人性的太过赤裸的欲望出击。

最简单的表现，就是《人世间》里，秉昆虽然在第一眼看到郑娟的时候，色眼看人，内心飞扬，但是他还是严格地控制了自己的“欲”速不达，直到郑娟主动袒露出她也有相似的内心渴求，他才予以“色授魂与”的回应，使两个人的爱情升级，既符合现实中的男女恋情的递进流程，同时也吻合了人类道德的框架传承。

不能不说梁晓声强调了男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有着现实的生理学上的基础，但是，夸大这种人性的真实，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并没有触摸到人类性爱的全部。

因此，走过叛逆期的梁晓声抛弃了片面与夸大，而更体现出理性与现实的一面。《人世间》里秉昆与郑娟的爱情演绎带来的温情与美感，证明了一味地沉湎在欲望描写中，并不能接近人类的情感真谛。

我们注意到，在《人世间》里描写主人公与工友之间关系的时候，“嫉妒”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语。

剧中，秉昆与他的工友们一直并驾齐驱地走在时代的工棚下，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和平共处，相互帮助，嫉妒被隔离在一边。

但是，当他们出现了悬殊的级差的时候，嫉妒便开始出现。

嫉妒无疑是一种阴暗的心理，而梁晓声在他叛逆期的小说里，对嫉妒有着肆无忌惮的描写。

这种嫉妒里，有一种嫉妒是“性嫉妒”。

在《泯灭》中，当“我”看到童年的朋友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友的时候，立刻妒意大发，梁晓声详细地描写了这种难熬的醋味的每一缕酸楚：“我以前虽然也对别人产生过种种公开的或潜在的嫉妒心理，但都比不上那天晚上来得那么强烈。我甚至希望她既不漂亮，性格也不可爱。希望她不但容貌丑心灵也不美，而且性格刁钻古怪。似乎只有这样，对我和对其他男知青才算公平一点儿。”

“对于爱或被爱的嫉妒，大概是青年之间最难免也最强烈的嫉妒吧？……与它相比，什么荣誉啦之类的嫉妒，简直是不值得的了！”

嫉妒的狙击的范围，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泯灭》中自然没有忽略这样的一种维度：

“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

“只要我们从我们所嫉妒之人的身上，或他的家庭获得也存在着所谓不幸的根据，我们仿佛立刻就变得极富有同情心似的。而同情别人的自我感觉，又总是比嫉妒别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得多。”

这种嫉妒的心理，因为不幸的不期而至而缓解的状况，在《人世间》里也作了细腻的呈现。

因此，梁晓声叛逆期的对负面情绪的描写，依然可以在《人世间》里辨识到它们的微澜与遗痕。

综上所述，叛逆期的梁晓声对人心隐秘角落的发揭，受时代的风潮影响，作家在那一段时间里，都以“露丑”为时尚，纷纷披揭灵魂深处的丑陋与渺小，但后来梁晓声意识到这样的描写，固然有它的真实的现实原型，但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与人性的主流，所以，梁晓声急流勇退，重新回归他走上文坛的写作基调，推出了“好人文学”的理念，从而在《人世间》里复归了正常，引起了这个社会上主体基调是以好人居多的受众面的热捧与关注。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文学是否应该高于生活？至少不应该低于生活吧。“好人文学”这个不高的要求，恰恰是梁晓声在他的创作波动中体悟出来的、能够让文学最密切地接近现实的一种写作诉求。

叛逆期的梁晓声未尝不是一种对现实与人性的接近，但事实上，梁晓声对那个时期的抛弃，正是他认识到那里面埋伏着一个误区。

告别误区的梁晓声，才是在进入晚年之后，依然如同他初上文坛引起轰动的那个年轻的自我一样，能够创作出被社会热情接受与热烈回应的作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