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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易势、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大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上一下跌入谷底，并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
这一影响并改写整个大唐王朝历史的重大事件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
1、安史之乱发生的背景
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对此曾云：
“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崩溃，农户的大量逃亡，致使建立于均田制之上的作为唐王朝武装力量基础的府兵制亦遭到空前的破坏，无法照老样维持下去。
因为府兵悉要自备器械资粮，负担太重，而这一切皆要出自土地，所以，均田制一崩溃，府兵就无力承担兵役，不得不逃避兵役，结果致使府兵制日趋瓦解。
玄宗为了弥补兵源的严重不足，于是接受宰相张说的建议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
募兵制改变了府兵制时的寓兵于农，当兵成为一种长期、固定的职业，从而引起了唐王朝军队体制及其格局的重大变化。
唐王朝前期，近半数以上的精兵强将集中于京师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对畿辅以外的地区保持着居重驭轻的完全的控制能力。
到唐玄宗时，为了进行频繁的对外战争，在边镇地区屯驻重兵，并不断增设节度使。
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边镇节度使已增至10个（内含一个经略使)，共有边镇兵49万，战马8万余匹。当时，整个唐朝共有军队57万余人，由边镇10个节度使直接指挥的军队竟占全国军队总数的85%以上，唐朝廷所直接控制的兵力仅有区区8万，不到军队总数的15%。
唐王朝的兵力分布格局已由唐初的内重外轻在潜移默化、悄然不觉之中一变而为内轻外重。
边镇之兵由于久不更调，长期驻守一地，逐渐变成了将领的私人势力。与此同时，边镇节度使还主管地方行政，集军事、政治、经济诸大权于一身，无疑这成了其后产生军阀及其割据的最适宜的温床与土壤。
2、死里逃生的安禄山
安禄山是营州（治今辽宁朝阳）混血胡人，其生父是西域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婆，以卜为业。
安禄山本名轧荦山，据说是因为生他之前，其母阿史德氏曾向营州少数民族所供奉的战斗神“轧荦山”祈祷而怀孕，故以此得名。
禄山生父死后，其母再嫁胡将安延偃，所以冒姓安氏，改名禄山。及长，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曾为互市牙郎，此为专管南北贸易及物价的小吏。
从军后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所重用，张守珪提拔他与史思明悉为捉生将。由于安禄山熟悉当地情形，故每次出击必有所获，悉能生擒几十个契丹人归还。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初露头角，官至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但是，不久在一次讨伐奚、契丹叛乱者的战役中，安禄山恃勇冒进，损兵折将，惨败而归。
是年四月，张守珪上奏朝廷，请求按军法处死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叫道：
“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奈何杀禄山！”
张守珪闻言为之心动，惜其骁勇遂不忍杀之，于是将他押送至京师，请朝廷最后裁决。
当时宰相张九龄就此事曾批示道：
“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然而，玄宗亲自见了安禄山之后，闻知其于边陲多有战功，又见其相貌魁梧，遂生惜才之意，欲要赦免他。
张九龄据理力争说：
“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
谁知此时的玄宗鬼迷心窍，固执已见，竟反而提出说：
“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因此之故，安禄山死里逃生，免作刀下之鬼，且准许其“戴罪立功”，为国家效力，这是安禄山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安禄山如何完成反叛准备？
不久，安禄山升为平卢军兵马使和节度副使。由于安禄山工于心计，曲意事人，以故人们对他交口称赞，安禄山本人亦是大大受益，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从京师到平卢的官吏，禄山悉不惜以重金向其行贿，以讨好献媚，博得这些人的欢心，这些人回到长安后，自然要在玄宗面前为安禄山吹嘘美言。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七月，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安禄山极尽阿谀奉迎，同时又贿赂了张利贞左右官吏，结果，张利贞入朝后则盛赞安禄山之功德。
是年八月，安禄山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一方面以迎合献媚、贿赂收买皇帝近臣的手段沽名钓誉，另方面又虚报战功以结玄宗欢心，结果天遂人愿，逐渐骗取了玄宗对他的宠信。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升为平卢节度使，成为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三月，安禄山复兼任范阳节度使。
当时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因受安禄山重金贿赂，故入朝后在玄宗面前大加称赞安禄山为官清廉公正、恪尽职守，李林甫等人亦皆顺旨称美，因此，玄宗宠信禄山之心更固。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二月，又兼任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已完全控制了东北三大重镇——平卢、范阳和河东，并拥有精兵强将。
同时，在安禄山周围已经形成一个以高尚、严庄、张通儒以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以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为骨干的反唐集团。
这些人悉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绝非等闲之辈。如田承嗣原来仅是卢龙小校，安禄山破格提拔他为前锋兵马使。他治军有方，以刚猛威严著称。
这时，由于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其所辖兵力已达18万多人。
安禄山为了收买军心，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二月，安禄山上奏玄宗请求将其部属500多人封为将军，2000余人授予中郎将。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二月，安禄山又奏准撤换了其所属部队中的32名汉将。至此，安禄山已经完成了起兵兴乱的各种准备。
4、从盟友到政敌
从上述不难看出安禄山举兵兴乱已是势在必然，只不过是迟早之事。
但最终是什么原因促使安禄山举兵兴乱呢？
安禄山举兵兴乱未必蓄谋已久，但是，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才是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
杨国忠在拜相执政之前，原本与安禄山的关系很密切。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十月，安禄山入朝面圣，杨国忠兄妹悉亲自出迎，冠盖蔽野，礼遇犹如贵宾。此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承恩用事，他见安禄山身兼二镇节度使，手握十数万精兵强将，又得玄宗格外垂青宠信，极有利用价值。
于是，杨国忠便有意讨好并主动接近安禄山，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在朝廷里政治斗争中极有份量的筹码。诸如，安禄山由于身体臃肿肥硕，行走十分不便，杨国忠见状，每逢上下朝登降殿阶之时，杨国忠悉匆匆上前去搀扶安禄山。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杨国忠在同李林甫争权夺势、正面抗争的激烈冲突中，安禄山亦从一己之私利出发附和杨国忠使人诬告李林甫，与杨国忠里外勾结，遥相呼应。
然而，可悲的是杨国忠想要巴结讨好安禄山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
已官至宰相，得意非凡的杨国忠也正承恩受宠，内又有杨贵妃、虢国夫人为内助，复兼领40余使，执掌度支，吏部三铨，朝廷的财政、选举大权悉操纵在杨国忠的手中，可谓位极人臣，权势熏天。
他岂能容忍一个出身卑微、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对他如此傲慢无礼，更不能容忍安禄山的狂妄和目中无人。如此一来，二人遂结下了怨仇，以至势若仇雠，形同水火。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杨国忠擢升右相并兼文部尚书（吏部尚书），这时他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亦愈来愈尖锐。
杨国忠虽然不厌其烦地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反，但玄宗并不相信自己如此宠爱厚待安禄山，安禄山竟会无缘无故地背叛他。如果说杨国忠屡言安禄山必反是出于私心，但这时东宫太子李亨亦上奏说安禄山必反。
虽然未完全打动玄宗，但是亦使玄宗不能一听了之。
因为安禄山毕竟是控制东北三大重镇、拥有十数万精兵强将的“封疆大吏”，倘若举兵兴乱，后果实不堪设想。
因此，当杨国忠向玄宗建议说：“陛下试召之，必不来。”
玄宗非常爽快地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遣使者持诏奔赴范阳召安禄山入朝，以静观其变。
5、安禄山的“表演”
孰料安禄山接到诏书后随即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如期来到京师长安，这是杨国忠等人始料所未及。
安禄山的这番举措，非但使杨国忠等完全陷入被动窘迫的困境之中，使杨国忠几年来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悉成泡影，毁于一旦；而且亦给心神不宁的玄宗服了一剂定心丸，使他再也难以相信安禄山将要举兵兴乱的话。
为了安抚笼络安禄山，在给安禄山丰厚的赏赐之外，还想加授安禄山宰相职衔，并都已经命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
杨国忠闻知这个消息后惊恐万分，于当天就匆匆入宫，见到玄宗后他急不可待地说：
“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
玄宗听后亦觉得有道理，当即决定停授宰相，但是作为补偿，玄宗复加安禄山为尚书左仆射，并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职。
遂乘机得寸进尺地向玄宗要求兼领闲厩、群牧使，玄宗此时对安禄山有求必应，所以欣然应允了安禄山的请求，当即任命他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
从上述不难看出，玄宗之所以对安禄山有求必应，甚至不厌其烦地满足他的种种要求，其良苦用心就在于以此笼络安抚安禄山，以使他感恩戴德，为大唐王朝效忠尽力。
但是，玄宗的姑息与纵容非但没有打动安禄山，消解他的野心，反而助长了安禄山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欲望，并加速了这个进程。
曾开创有唐一代全盛时期的玄宗竟被目不识丁、粗俗狂妄的一介武夫所蒙骗戏耍，甚至玩弄于股掌之上，真是可悲可叹！
6、两次试探
尤其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玄宗并未就此悬崖勒马，及早醒悟，而是一错再错，以至最后放虎归山，终成祸患，致使玄宗本人连同其所统治的大唐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
是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告辞将回范阳，临行之际，玄宗脱下御衣赐给安禄山，以示恩宠，同时复命高力士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为他设宴饯行。
高力士为安禄山饯行，主要是受玄宗之命观察其言行心态，所以高力士一回宫交差，玄宗就急不可耐地问道：“禄山慰意乎？”高力士回答说：“观其意怏怏，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
尽管安禄山的反状昭然若揭，但是玄宗对他的态度却始终如一，信任不减，相反恩宠有加。“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安禄山虽然有惊无险平安地抵达老巢范阳，但是他仍惊魂未定，忐忑不安，自此他才下定决心举兵反唐。
此对安禄山仍心存幻想，不相信他会真的忘恩负义背叛自己，所以，玄宗暗地里又派遣宦官辅谬琳以送御赐珍果为名，前往范阳打探安禄山的虚实真伪，然后再作定夺。
杨国忠、韦见素虽然早已将诏书拟好，但是，辅谬琳还在范阳未归，吉凶祸福未卜，所以，玄宗与杨国忠、韦见素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在急切的等待之中，辅谬琳终于回来了，孰料，玄宗自以为可以信赖的宦官辅谬琳却贪图私利，被安禄山以重金收买，因此，他回来后，在玄宗面前“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玄宗听了辅谬琳的谎言之后，信以为真，大有如释重负、忧怀顿解之感，当即将诏书焚烧，并郑重地告诫杨国忠、韦见素说：
“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
7、杨国忠如何激怒安禄山？
杨国忠见自己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上奏安禄山必反，可是始终都未能取得玄宗的相信，不禁恼羞成怒，更加嫉恨安禄山。
遂决定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激怒安禄山，以使安禄山速反，从而证明自己的意见正确。先是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正月初九，除掉了安禄山在京师长安充当坐探、间谍的死党吉温，继之，又秘密派遣其门客蹇昂、何盈做暗探，不分昼夜地严密监视安禄山在长安的私宅，以“日夜求禄山反状”。然后，又假传玄宗旨意，命京兆尹率兵围抄了安禄山的私宅，捕杀了其门客李超、安岱和李方来等。
但是，杨国忠虽然想千方百计激怒安禄山，使其速反，然而可悲的是，不学无术、急功近利的杨国忠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逼反安禄山的可怕的后果，以及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所以，杨国忠在军事上也未做任何部署与筹划，未雨绸缪，以及时制止或有效防御安禄山的举兵兴乱，后来杨国忠亦为此遭受了严厉的惩罚，这是其始料所未及的。
这时在京师长安任太仆卿的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迅速将此事密报其父。安禄山闻讯勃然大怒，当即命心腹谋士严庄上表申辩，同时还揭发了杨国忠20多条罪状予以反击。
玄宗对此忧心忡忡，唯恐事态进一步扩大，激反安禄山，为了息事宁人、缓和危机，玄宗只得将责任归咎于京兆尹李岘，李岘被外放贬为长沙太守，李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做了无辜的牺牲品。
8、唐玄宗的“守株待兔”
是年六月，玄宗将宗室女荣义郡主下嫁安庆宗，并为他们举行婚礼，同时手诏安禄山入京观礼。欲借此将他诱骗至京师长安，置于他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狡猾奸诈、富于心计的安禄山早已看穿了玄宗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怎肯再踏上充满杀机与险恶的京师之路，自投罗网呢！
于是他以疾病为由，坚辞不来。这时，安禄山反唐的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决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已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请献良马3000匹，每匹派两名士兵护送，并由22名蕃将带队，阴有偷袭京师之心。
河南尹达奚珣怀疑他心怀叵测，欲图谋不轨，遂上奏玄宗请求：“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
至此，玄宗这才如梦初醒，方感到事态的严重，正巧辅谬琳受贿东窗事发，于是玄宗将全部的愤怒与怨恨渲泄在辅谬琳身上，找了个借口将他处以极刑。
此时此刻的玄宗悔恨交加，不想自己多年来的心血与努力竟这样毁于一旦，化为乌有。
但是，不久玄宗还是冷静下来，依照达奚珣的建议写了诏书，派遣宦官冯神威前往范阳宣旨，临行之际，玄宗又让冯神威顺便传达口谕，告诉安禄山在华清宫为他新造一汤池，十月份将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
玄宗仍想故伎重演、继续以恩宠笼络，将安禄山诳来。
冯神威到达范阳，宣读圣旨时，安禄山凶相毕露，嚣张狂妄，“踞床微起，亦不拜”。在听了宣旨之后，只是心不在焉地问：“圣人安稳。”接着怨气十足地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说完即命左右将冯神威安置于馆舍，不再见他，还派卫士严加看守，不许随便走动，平素孤假虎威、有恃无恐的冯神威哪见过这阵式，所以被吓得胆战心惊。被软禁了好几天，安禄山才放冯神威回长安，但对诏旨之事只字不提。冯神威狼狈不堪地回到朝廷后，哭着对玄宗说：“臣几不得见大家！”
这时，安禄山舍此已别无选择，只好举兵。自冯神威离开范阳后，安禄山遂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及将军阿史那承庆暗地里日夜密谋筹划，而其他将领悉不知内情，“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
至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安禄山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反状昭然若揭的危急之秋，自命不凡、老谋深算的玄宗却不采取任何备战措施，以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
相反，仍然寻欢作乐，沉湎于声色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天真地跑到华清宫去“守株待兔”，幻想安禄山能自投罗网，白白送死。
谁料想即将降临的是一场改变整个大唐王朝历史与玄宗本人命运的巨大浩劫与动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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