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媒体揭发IAEA接受“贿赂”：日本神话背后的企业黑历史

日本核污水排海过程中，用所谓“国际标准”替核污水排海开绿灯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它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韩国的两个独立公民媒体《蒲公英》和《探查》联手曾在今年6月进行了一系列爆料，说日本政府以捐赠100万欧元，换取IAEA秘书处提早将审查报告泄露给日本政府，并按照日本政府建议，修改为对排放核污水更有利的内幕。

两个媒体公布的第一份文件是一个备忘录，内容是日本外务省的官员A和“负责人”浅川，于5月30日面谈的逐字稿，共三页，皆用红字标注了“席上收回(见面后收回)”和有“社外密(对单位之外必须保密)”浮水印的文件。内容是A向浅川说明外务省为了确保IAEA报告内容符合日本需求，做了哪些台面下的努力。

这位浅川被《蒲公英》认为可能是和内阁关系深厚的亚洲开发银行的董事长浅川雅嗣，那么外务省官员A，为何需要特别向他说明处理IAEA的保密内情？

尤其A向浅川提到了韩国等国也可能用捐款来影响IAEA，所以日本一定要再捐款至少100万欧元给这个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和IAEA有长期合作计划，难道亚洲开发银行是外务省的白手套？但银行公关否认此事，称逐字稿标注的会谈日期，浅川不在国内。

绝大多数韩国和日本的主流媒体封杀了韩国这两个民间媒体的报道，只有极少数引述韩国《民族日报》，报道了这则新闻，揭露IAEA将原本规划经过三阶段取样检验后才会做出结论的流程，以很牵强的理由，缩水为只靠一次取样检验结果，就做出核污水排海“对人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的结论。

日本向国际组织行贿也有前科。

法国金融检察院于2018年约谈东京奥运组执委员会主席竹田恒和的案件。竹田为了取得2020年奥运主办权，交付820万美元给广告代理商电通公司高阶主管及奥运执行委员的高桥治之，疑似请他作为白手套，向国际奥委会委员行贿。高桥坦承，曾购买数位相机及要价4.65万美元的精工表，送给前奥运会经纪人、塞内加尔籍国际奥委会（IOC）委员迪亚克（Lamine Diack）。

另外，东京奥组委员会2013年以咨询费为名义汇款200万美元给新加坡的黑潮顾问公司，这家公司为电通公司旗下的空壳公司，与迪亚克的儿子关系匪浅，法国检察单位认为这是对迪亚克行贿。

高桥又因为收受东京奥运赞助商贿赂，今年7月遭东京地方法院判处2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竹田因高桥案被约谈调查，于2019年辞去奥组会主席一职。迪亚克则因其他收受运动员贿赂案入狱，于2021年病死狱中。当然，韩国相关媒体指控IAEA的“收贿”，是指通过捐款赞助来影响机构决策，和东京奥组会行贿来收买个人，性质非常不同。但东京奥组会的案件，的确反映日本社会贿络风气盛行，和日本人留给外界谨守秩序的印象相当冲突。

2021年5月，日本政府首次透露，将要把福岛核污水排海时，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竟然配合日本政府宣传，将核污水和核电厂冷却水混为一谈。

抗议人士改编了弘一大师的《送别》要送给谢长廷：“长廷外，苦海边，驻日媚语满嘴边；欺渔民，毒阴谋，自私自利耍大权；大家来，护渔民，为己为利爱海天”，并且提到日本最严重的海水污染公害“水俣症”的悲剧，希望核污水不要重蹈当年汞毒排海的覆辙。

没想到，韩国公民媒体公布的这份逐字稿中，也提到了“水俣症”。外务省官员A轻佻地用“水俣症”为例，说日本民众非常健忘，所以不用担心核污水危机不可收拾；但浅川提醒他，当年负责处理“水俣症”的官员可是自杀身亡的，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这份逐字稿是真的，日本政府官员对公害受害者的心态只能以冷血来形容。

去日本旅游的人通常会对日本的一丝不苟印象深刻，媒体广告炫耀的日本顶尖精致工艺，也塑造了日本的神话。但香港理工大学李镇邦提示了日本大企业的黑历史，打破了这个迷思。

其实，日本早就有四大公害，包括：熊山县水俣镇汞毒排海公害、富山镉米骨痛病、四日市哮喘症和米糠油多氯联苯事件。其中水俣症和现在的核污水排海争议惊人相似。窒素株式会社将含汞毒废水排入水俣湾，这些剧毒物质被水中生物食用，转成有机汞化合物，人类食用后就会肢体变形、疼痛难耐。最初从猫的发狂开始，1956年出现第一个人类病例，居民开始怀疑窒素株式会社排放有毒污水。1959年，会社在化工厂紧急安装了净化系统，并特地举行启用仪式，总裁吉冈喜一当着诸多媒体的镜头，喝下一杯自称经过净化过的水，证明化工厂排放的“处理水”绝对安全。但后来法庭公开的证词却是：“净化罐是作为社会解决方案安装的，对去除有机汞没有任何作用。”

而韩国相关媒体再度报道，一位化名Jorseti、自称是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吹哨人，来信表示媒体的报道符合事实，并爆料了外务省内部反应；接着，这两家媒体再发布了吹哨人寄来的IAEA报告草稿的封面和目录的照片，以证明他所言不假，并且指证说，日本政府在6月15日之前已拿到这个版本，并要求IAEA修改一些关键字句，例如：尽量将“污染水”改为“处理水”；将“ALPS处理水的辐射暴露”的“辐射暴露”一词删除；以及加上“在83种鱼类检测样本中从未发现有机结合氚（OBT）”。

别忘了，这份IAEA审查报告是7月4日才公布的，为什么日本政府这个被审查对象，竟然能够提早拿到未定案的草稿？如果这是真的，报告的公信力就破产了！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反问，如何确认Jorseti的身份确实是外务省官员？

《蒲公英》一位编辑就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为什么在吹哨人的真实身份无法查证的情况下，他们坚持报道的抉择。这篇文章是新闻伦理的重要案例，有必要特别引述。

在一篇文章里说，作为媒体必须考虑：如果这个(吹哨人提供的)信息是真的，“它将造成韩国公民的健康及安全无差别、不可逆的冲击，因此它是紧急和影响重大的资讯”，“但是作为媒体也不能因为它是紧急和影响重大的资讯就不尽查证的责任”。

《蒲公英》首先认为，即使无法确认Jorseti的真实身份，但他提供的信息除了内容都和事实相对应外，也提供了IAEA报告的相片，因此相当可信。《蒲公英》另一个决定报道的理由，是要打破信息不对称的结构。

日本、韩国政府和东电，拥有全部信息却极端不透明和封闭；而提出质疑的一方却几乎无法取得信息。这个不对等，又因为主流媒体一面倒的为前者传播，而被更加放大。《蒲公英》主张，“对少数和弱势信息(就像少数和弱势族群一样)的发声权利，应该特别被尊重”。

之后，在7月4日，两个媒体赶在IAEA和日本政府发表《报告》之前，召开紧急国际记者会，《蒲公英》的编辑重申这个立场，说他们的确无法确认吹哨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在面对核污水排放的巨大威胁，“考虑到我们（蒲公英）报道后将面临的信誉风险，对比不报道带来的对公众巨大的风险，选择不报道只是一个过度轻易的放弃。不报道等于犯罪，所以我们选择了报道。”。

到了6月29日，两媒体又公布了Jorseti提供的更具爆炸性的文件，是IAEA管辖的“核安全和安保司”纪录日本政府对报告提出了哪些修改建议的文件。

文件最后提到，“(日本政府)原先提供的85万欧元已经告罄，需要再提供100万欧元，但日本当局对此要求持否定态度，IAEA表示将在日本政府批准并支付追加预算后，再发布最终报告并进行后续监测”。

《探索》向IAEA求证这份文件的真伪，IAEA回覆：“就我们所知，这份文件不是IAEA的文件，所以不代表IAEA的立场。”

7月4日，IAEA和日本首相联手公布了《报告》后，《蒲公英》把这个“正式版”和吹哨人6月下旬提供的“草稿版”比对，正式版的修正之处，几乎都和吹哨人先前举发的内容相符合。

至此，不管这位Jorseti是不是日本外务省官员，至少他一定是IAEA审查程序里的重要利害关系人的其中一人，这个吹哨人的身份已经难以被推翻，也因此韩国两公民媒体的报导为真的机率大幅增加。

但是，全球听众无法看到这两家媒体上的完整信息，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主流媒体播出的：7月4日，IAEA秘书长格罗西在公布《报告》记者会后，被韩国记者追问是否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捐款时，他动怒的回答：“我什么都没有收到，好吗，这太荒谬了！太荒谬了！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钱，好吗，这点很清楚！”

韩国政府还发表声明，谴责韩国民众对格罗西提出是否受贿的疑问，“在国际上是非常不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