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推荐阅读：1. 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2. 周恩来因何对秘书讲：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不能再提“风雨同舟，朝夕与共”3. 对越自卫还击战亲历记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2009年出版了一本叫《李井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书，其前言写道：……四川解放后，他长期（1952年-1966年）担任四川省以及西南局的主要领导工作，为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仍坚持对XX、XX集团进行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在该书正文部分，署名廖志高、许梦侠、杨万选（三人都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忆李井泉同志》说：……井泉同志保持批判和自我批判优良传统，他批判负责干部是相当严厉的，有时也有过头的语言，但他不记仇，不忘才。……他严于律己，诚恳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公私分明，数十年如一日……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有意思的是，200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里面，却有不一样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史料，是一个切面，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局面的具体情况，进而帮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和把握对那个时期的了解。在该书第二辑中，明朗（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我投了反对票》一文披露：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是1956年7月14日召开的，这次大会也是为八大作准备的。……我为什么投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反对票？我是合省时从川东来的，原来不认识省委主要负责人，到四川省委后，知道他是井冈山的老红军，十八兵团的政委，和贺龙在一起工作，资格老，功绩大，对他是很尊重的。日子一长，看见他动不动就对干部发脾气，别人有点不同意见，就训人家。我刚从部队转业下来，战斗部队有个好风气：“不怕摸老虎屁股”，敢于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我就想：你不要训到我头上，训到我头上，就给你顶回去。有一回就出事了。记得是搞公民选举，列入常委会讨论，我作为承办人列席会议。会上轮到要讨论这个议题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突然发了脾气，把桌子一拍说道：“你们也不准备个意见，就拿来讨论，怎么讨论嘛：不讨论了。”这件事是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编者注）主管，他的脾气可能不是冲着我发的，但因为这件事是我具体承办的，我以为在训我，就冒里冒失地站起来说：“怎么没准备意见？”原来常委们每人面前都有一叠待讨论的文件，选举的意见是放在最下层的，我便走到他面前，将选举的文件替他翻出来，往他面前一摊，并且说：“这不是准备好的意见是什么？你连看都没看就发脾气，为什么不讨论？”因为他训人的时候，从来没人顶过他，我这样一反驳，他的脸顿时就气青了，狠狠地望着我，说不出一句话。在场的其他书记都默默不语，无人打个圆场，马马虎虎就散了会。这件事好像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我投反对票的原因，关键是他训人训得太厉害，太没道理。
抗战时期的李井泉（左一）在一次全省的县委书记会议上，省委副书记赵林同志是分管农业的，他对县委书记们说：“你们回去以后把产量核实一下，省里派人下去了解，有些地方报的产量不实，有虚报现象。”省委主要负责人当时就打断赵林的话，疾言厉色地训道：“人家报了这么多，我们不相信。到哪里去找右倾？右倾就在我们省。”把赵林的脸一下说得通红，再没说半个字。对书记尚且如此，对其他干部就训得更多，更不像话。投票的时候，我还是再三考虑过，投还是不投？考虑的结果，决定还是在他的名字上画个“×”，使他的武断霸道作风有所收敛。……本来这事已经完了，没想到代表大会闭幕后，代表中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被留下来，又开了两天会。开会干什么?原来是端正对代表大会的认识，要求大家发表对代表大会的看法。有人发言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少了这么多票，想不通。四川的工作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和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怎么还投反对票？有的说：“下面选代表不慎重，把党性不强的人选上来了。”“反对票是谁投的，要查！”有的说：“反对票就在第一票箱里。”“投反对票的人是穿凡立丁衣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刚解放那几年零用钱发得很少，公家给地专以上干部每人发过一套凡立丁衣服。还有人义愤地站起来喊：“投反对票的人站出来！把你们投反对票的理由给大家说清楚。”所有的发言都是替省委主要负责人鸣不平。我注意到发言的人大都是下边的干部，地专以上省级各部门的人很少发言，大概这些干部的头脑还清醒一点。省委主要负责人坐在那里只唉声叹气，其他书记也无人制止。这个会实际上开成一个声讨党员权利的大会，是对党内民主的公开亵读。会议快结束时，李大章说了几句，大意是：投票是党员的权利，有反对票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不能追查。
廖伯康（左三）在《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里面，廖伯康（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披露：……说是四川特产，是因为四川在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而当时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思想特别“左”，领导作风尤其霸道，对中央有关纠“左”的一些措施与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顺昌逆亡，一意孤行，遂使人民群众的灾难和我们的厄运不可避免。……第四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领导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不少同志针对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提意见说，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毫不介意。但1957年以后就一天天不同了，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整了许多人，大家有了“经验”，变得有的驯服，有的油滑，有的沉默。不少人总是揣摩领导的心理和需要来表态行事，党内党外都是如此。即使在党委会上讨论工作也要看一把手脸色行事，不能说不同的意见，不能商量问题，一把手说了算。如此上行下效，在“一言堂”的情况下，谁提了不同意见，搞不好就被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结果造成党内不敢说真话，只能说成绩，不能说缺点，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使得领导很难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和群众真实心态。
……第四，是反映省委主要领导人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统治。他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不许提不同意见，一提不同意见就扣帽子，轻的是“不尊重省委”，重的是“藐视省委”，是反党。他常说：“跟着省委走，错了由省委负责，不跟省委走，就是对了也有个组织错误。”他这句话在四川干部中影响很大，不然为什么明知是错的还要跟着走？他在全省布置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不仅在农村打击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干部，还在厂矿基层大搞“擦锈”和“火线整风”。后来我查了省里的有关资料，自“大跃进”以来，被打击批判并戴了帽子而需甄别平反的干部达三十八万人之多。七千人大会后，这位领导人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对自己究竟有什么错误不作检查，相反提出“四川是团结起来犯错误”。杨尚昆听后说，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
李井泉（左三）此外，我们还谈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四川独断专行，实行家长统治的作风问题。他在上面搞专制主义，下面就搞奴隶主义。所以群众和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1960年是四川最困难的时候，他对农村一些落后地区，不分析落后原因，对农村干部一律三撤二，五撤三。他在南充蹲点，培养“典型”。为了交流推广南充的做法，用南充经验改造其他地方，便把南充的干部派到雅安去。这些干部人生地不熟，不但没能解决落后地区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像这样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做法，就他来说不只一两桩，而且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回四川传达时，便别出心裁，设下口袋阵让你去钻。他不打招呼，不讲会议情况，而将彭德怀的《意见书》直接印发给重庆市属一百二十六个单位五百二十三名党员负责干部，要人人看后表态，赞成和基本赞成达五十八人。结果凡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者便被定为“严重右倾”，甚至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重庆市民政局局长、老红军、原冀鲁豫军区组织部副部长王云程，因工作忙，连《意见书》都没看过，上面急着问他的态度，他告诉秘书说，既然是彭老总的意见，就告诉他们说我同意。就这样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后开大会为他平反，他在狂喜中突发脑溢血而死于平反大会上）。
再以水稻种植为例，明朗说：1958年我被下放到德阳担任县委书记，这次下放是锻炼性质，因我缺乏地方基层工作经验和农业生产知识。县委第一书记是张金声同志，我只是敲敲边鼓而已。下去第一件事就碰上插秧，县级机关要种试验田，试验田下多少肥、株行距几寸省里都有规定。……那天，试验田栽秧，我去得晚了点，田里已在牵起绳索比划着尺寸插秧了。田坎上站满看热闹的人。有人说：下这么多肥哪能不增产？有人说：水都黑了，只怕要把秧苗烧死。也有人说：不怕，你看栽得多密，这和吃饭一样，饭多，吃的人也多，胀不死。另有人说：这是经过科学计算的，结多少穗，一穗多少谷粒都有标准了。我便问：你们看，这样种一亩能产多少？一位老农说：“收个铲铲。”我问：“铲铲是多少？”他们都笑了，说：“颗粒无收。”老农又说：“我把脑壳赌上，能收够种子算我输。”我问为什么。他说：“栽这么密，一发范不通风，不透气，还不撰毡？”我问：“什么是'毡？”他们说：“秧子烂成一张饼，不是辔毡是什么？”这时，张金声在田里看见了我，老远就打招呼叫我下田栽秧。几个农民见县委书记认识我，知道刚才说的话走了火，便赶快离我而去，叫都叫不回来。廖伯康说：有的同志提出，省委从未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作过自我批评。省委对中央要求民主，强调因地制宜；对下面则要求集中，强调服从照办，有时到了违背常识、不近情理的地步。在“大跃进”中，省委提出全省要“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连插秧也要拉起绳子比照插，做到“三、六条栽”、“四、七条栽”“一个样”，致使水稻大量减产。下面稍有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是否和省委一条心？”使干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笔者四川达州人，所以关于这个问题，能够通过家乡老人得到一些信息。对此，笔者父亲说，爷爷讲过，当年确实有省里规定严格按照省里规定的种植间距拉绳子插秧的事情，因为爷爷当时是生产队长，知道按照这个法子根本出不了稻谷，所以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做，为此还差点被处分，所以他记忆犹新。
再比如，据廖伯康说：第二，是反映省委主要领导人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瞎指挥。举的例子就是破坏了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冬水田制度。他不管水利条件如何，硬性规定必须放多少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小麦收后马上要栽秧，天不下雨，田中无水秧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为了表面好看，他还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高产路”，把远离公路地方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只图表面好看，造成新的“一平二调”。同时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都要同时栽种收割。杨尚昆问，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懂南方耕作制度？于克书说他是南方人啊。我说主要问题不是哪里人的问题，主要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在贯彻中央政策方面，明朗说：到了1959年春，大概毛主席已觉察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危害，写了个《党内通讯》，指定发到公社。“通讯”是防“左”限制瞎指挥的，深受基层干部的欢迎，县委正在组织宣讲，贯彻执行，忽然接到通知，一律收回，连县委也没留一份。以后方知这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为了防止干部从消极方面理解，下令收缴的。这个以毛主席名义下发的文件在四川竟没有贯彻执行。廖伯康也有同样的说法：第一，是说省委主要领导人总强调四川情况特殊，中央的许多方针政策在四川都没得到贯彻执行。例如，1959年4月毛主席有个《党内通信》六条指示，四川没有贯彻执行,后来四川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没有执行《党内通信》六条有关。省委主要领导人说这个《党内通信》发下去会起副作用，便在文件上批了句“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再往下发。重庆因李止舟感到这个文件特别重要，接到文件就立即转发下去了，下面都传达了这个文件，不久省里又要求收回。四川其他不少地方农村干部甚至不知有这个文件。杨尚昆插话说他也听到过这方面的反映，说四川没有把《党内通信》下发，他也曾问过，说文件发下去后很快被省委收回。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我还谈了一个养猪政策问题，一个人民公社分配究竟是实行“大包干”还是实行“三包一奖”的问题。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而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改为以公养为主，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造成生猪生产第一大省的产量锐减。再有就是1959年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把办好人民公社的原则总结为十四句话，其中两句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当时确定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管理区或生产大队。1961年9月，毛主席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糊涂日子(从 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而省委主要领导人则一直坚持说“队”在四川就是大队，把小队改为大队，到1962年也还解决得不彻底。我问尚昆：1961年四川还搞了“新三反”(实际重点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说中央根本没有布置搞什么“新三反”。此事，据以人民日报记者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身份前往四川调查真实情况的萧风在《四川情况》调查报告中说：……二、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问题。四川农村工作的政策，主要是死抱“左”的东西不丢。同志们说：四川的工作，不是听中央和主席的话，不是“稳”，而是抵抗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上马迟，赶得猛”，出了毛病转得慢，不彻底，拖长了严重局面。有的同志用两句话概括说明这种严重局面：“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一)不执行毛主席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二)办公社急于平调，急于过渡；(三)坚持公社组织规模要大；(四)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五）食堂、自留地、生猪三不放；(六)全省开展“新三反”运动。……
关于领导作风问题。省委的领导作风，据同志们反映是：对上分散对下集中；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上欺中央，下压群众；上推中央，下推各级；顺我者昌，违我者整。有的同志反映：省委负责同志说过，中央有好多东西，并未规定各地一定要执行。所以有些指示、决定，都是“可行可不行”。如中央要纠“左”，省委却布置反右，要各级都“落实到人”。有的同志说，在四川工作的同志是不能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如果反映，就要被批评是“告状”，就要挨整。有的同志说：“也许是四川‘雾重’，有人一手遮天。”明朗、廖伯康都曾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而且都被李井泉知道了的。二人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报复。明朗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大章曾提到七千人大会有这么一封信，中央当时就印发给各常委。红卫兵竟然到中央机关去把这封信抄了出来，刷大字报到处张贴。我当时被关押在川大学生宿舍，今天被这个单位拉出去挂黑牌子游街，明天被另一个单位揪出去“坐喷气式”批斗。造反组织那时到处查问匿名信是谁写的，问到我头上，我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打倒(中央报刊已把他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承认是我写的。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便从“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黑干将”、“文教新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免却许多皮肉之苦。但“文化大革命”以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复出，我又遭到他的打击报复，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训。
廖伯康说：(一)萧李廖一案，从形式上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帮”的，实际上这一案件是在1963年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上就定下的，只是当时没有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罢了。因此，平反的问题应首先从1963年说起，然后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定为“黑帮”的问题。(二)“萧李廖”一案，主要是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杨尚昆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派人来四川了解情况，我们如实作了反映，触犯了省委主要领导人，才被罗织许多罪名，遭受严重打击的。因此，从1963年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所遭受的一切打击，都不是由于我们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问题，或者组织上有什么误解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反映了当时四川存在的问题而引起的。从明朗、廖伯康的讲述来看，李井泉作风显然与《李井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所勾勒的李井泉形象是全然不符的。有人说，看建国以后某段时期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但我倒认为，不仅应该细，而且要具体到事具体到人，不然，说起来好像就某一个人犯了错误，其他人都是伟光正的光辉楷模似的。你听我的话，支持我，你干过的那些事儿就以“宜粗不宜细”的理由推个干干净净；你不听我的话，不支持我，你就是必须要被清理的几类人，这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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