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始于康熙时期，康熙亲政时平定三藩标志着盛世的开始。康熙是一位极其聪明且综合素质极高的皇帝，他有力地强化了中央皇权，削减了地方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颁布了相关制度，使得民生得以休息。

康熙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另一方面，设立南书房，使之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康熙还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力求最大限度地加强社会控制。

为了建立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康熙在康熙九年重设翰林院。翰林院由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员组成。康熙通过严格的考试，将高士奇选拔到身边，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对翰林院的掌控。

康熙还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通过科举考试、举荐贤才等多种方式，选拔出一批批优秀的官员，为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康熙注重对官员的培养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在整顿吏治方面，康熙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他还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作为施政纲领，内容涵盖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雠忿等方面，以教化为先，力求化民成俗。

康熙深知民生的重要性，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他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如鼓励开垦土地，将清廷官员从百姓手中抢来的土地如数归还，用免除赋税的办法鼓励开垦，对开垦后的田地允许归开垦者所有，并在法律上加以保护。同时，自愿开垦的农民还能得到朝廷政策的扶持，不但可以免除税收，还会将耕牛、种子借与农民。清政府把整饬吏治与奖励垦荒结合起来，增加了耕地面积，到康熙末年，全国耕田面积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 174 万余顷，超过了明代万历年间的耕田面积。

康熙还非常关注兴修水利，他深知预防、整治自然灾害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阻断了南北漕粮的交通要道。康熙在宫中柱子上亲手写下 “三藩、河务、漕运” 六个大字，把治理黄河作为重要任务。他任命能臣总督河道，如靳辅被提拔为河道总督，全权负责黄、运两河修守以及维持黄、运地区的秩序。康熙还亲自研究治河方案，一再谕令河臣进呈河图，在宫中时时研读河图与治河之书，亲自探究治河之道，并经常与大学士、九卿等朝臣阅图议事、筹议良方。此外，康熙亲自督导，六次南巡，亲临河工，了解河情，指授方略。康熙治理黄河，变水害为水利，不但保障了国计民生，而且对各地经济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康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 “藏富于民”，减轻百姓负担。他鼓励开荒，规定全国新耕种的土地十年之内不收税，三藩之乱后又重新规定新开发土地六年之内不税收。还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迁徙，如 “湖广填四川”。国家还给穷苦百姓提供耕牛、种子等，鼓励百姓开荒。康熙中期，出现了 “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的局面。此外，康熙推行 “更名田”，将明朝藩王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大大缓解了全国的土地矛盾。

康熙皇帝认为全国财政收入非常充足，于是给全国百姓减少税收，实行 “藏富于民”。赈灾分为直接的赈济和蠲免赋税。康熙皇帝修改了成灾标准，凡被灾六分以上者才称为 “成灾”。地方官员不准对灾害隐瞒不报，如有发现就严格处理。赈济主要分赈米和折赈两种，康熙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府州县建立米厂，就近救济，减少粮食运输的浪费。清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建立全国性救济系统的王朝。折赈就是对灾民发放钱财。蠲灾就是根据灾难的情况减免税收，康熙蠲灾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具体规定，除了灾蠲之外，还有恩蠲、普蠲、荒蠲、逋蠲等，全国所有臣民都享受了蠲免收税的实惠。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康熙一共给全国百姓减少了 1.5 亿两的税收，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空前的。普蠲的大规模推行，有利于减少百姓的负担，缓解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加速了清朝进入 “康乾盛世” 阶段。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努力，清政府每年的赋税收入从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 3200 万两左右，渐增为 18 世纪中期的 4300 多万两。乾隆时期，国库每年的白银储备都保持在 6000 万两以上，最高点达 81824044 两。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的发展，地丁杂税银、监课税银、关税银等收入较为稳定。在农业社会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体现了 “康乾盛世” 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相应的，清廷的国库存银也水涨船高，为乾隆皇帝的南巡及大兴土木等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 10.5 亿亩，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清朝统治者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开垦土地，将清廷官员从百姓手中抢来的土地如数归还，用免除赋税的办法鼓励开垦，对开垦后的田地允许归开垦者所有，并在法律上加以保护。同时，自愿开垦的农民还能得到朝廷政策的扶持，不但可以免除税收，还会将耕牛、种子借与农民。清政府把整饬吏治与奖励垦荒结合起来，增加了耕地面积。

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全国粮食产量则增至 2040 亿斤。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 60 多亿公斤。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康熙即位之初，发现宫廷中的丰泽园内的稻田有一株水稻 “鹤立鸡群”，比其他水稻早熟 2 个月。康熙将这株水稻的种子收藏，不断试种，增加规模，培育出 “御稻种”，并在热河、天津、江南等地推广种植，提高了土地的单产量。雍正即位后，在河北一带大规模经营水田，培育出 “御田米”。乾隆年间，农业耕作技术达到历代巅峰，江南、湖广一带推行水旱轮作，个别地区推行 “三熟”，双季稻从广东推广到长江流域。此外，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也为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民众生活贫困，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普通中国农户一年收入不过 32 两，年支出为 35 两，辛苦一年还要负债。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 11 镑，约合 33 - 44 两白银。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但民众生活水平却远低于英国农户。国富民穷的现象在康乾盛世中十分突出，这也反映了盛世之下隐藏的危机。

诗歌方面：康熙后期的文士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其诗追求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小说方面：《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揭露和辛辣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的深刻现实性，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

康乾时期，清政府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不仅有力彰显了康乾盛世的经济丰饶与国家富庶，而且充分表征了这一历史阶段封建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寓禁于征”，毁弃和肢解我国古代典籍多达 3100 种、15.1 万余部，销毁书版 8 万多块。

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以朱子注释为准则；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禁锢了人民的思想。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 “沉寂” 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熙开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设立南书房，使得皇帝能够直接掌控机要事务，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康熙通过对官员的严格考核以及对藩臬的掌控，力求整顿官场风气。他将 “大计” 中藩臬的条呈改为直接面呈皇帝，以便更好地监控官员。同时，康熙大力奖励清廉官员，如 “天下第一廉吏” 于成龙等，树立清官形象，向世人表明贪腐只是小部分现象。此外，康熙还创立了密折制度，通过密折汇报，不仅可以监视官员，还能了解廉政问题。

雍正设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大臣 “跪受笔录”，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

乾隆撤销 “议政王大臣会议”，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力求最大限度地加强社会控制。

康熙帝削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为清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康熙二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清朝的西北边疆军事活动一直在进行，随军贸易的合法化与人数规模不断扩大，为内地商民进入蒙古草原、新疆地区提供了合法依据。早期的随军贸易虽多为雁行式贸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坐商，满足了漠北喀尔喀王公的需求。康熙五十九年，清朝正式允许俄方至库伦互市，虽后停止，但内地商民与蒙古间的贸易一直存在。

乾隆帝有 “十全武功”，其中二平准噶尔，二平大小和卓，极大地拓展了清朝的疆域。乾隆时期，彻底平定准噶尔，收复我国西北地区将近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奠定了我国现代版图的基础。乾隆认为如果西北地区的问题不解决，清朝将永无宁日，坚持作战，最终一举收复 21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将其取名为新疆。乾隆的 “十全武功” 还包括二平廓尔喀，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二平大小金川，取消土司制度，解放农奴改置州县；平台湾林爽文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定甘肃回部等，展现了清朝在边疆地区的强大统治力。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和政治举措，极大地拓展了疆域，巩固了边疆，为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方面

清政府对天文学高度重视，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命传教士制造并添加了不少天文仪器，同时出现了相关天文学术著作，还改善和编制了较为先进的历法。例如传教士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主持设计制造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和天体仪等，纪理安制作了欧洲风格的地平经纬仪。这些天文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西方的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熙朝定案》，亦著有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这些著作为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 “奇器” 进行研究和高度仿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绘画领域

康乾盛世时期绘画大发展，人物画成就最为突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扬州，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清代评论家因这群画家的行为和艺术皆与时俗不同而以 “怪” 称之，到了现代，学界逐渐以 “扬州画派” 之名将这群画家归类。扬州画派在中国文人写意绘画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画派诸家继承了文人写意画的传统，不受正统派主流画风的束缚，领异标新，独辟蹊径，在花鸟、人物、山水等题材上都有所创新，尤其在写意花鸟画方面表现最为引人瞩目。扬州画派对近两百年的写意画发展影响巨大，他们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扬州画派的开启者和先驱石涛晚年在江苏扬州地区的活动，对于 “扬州画派” 的确立和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石涛开扬州”，石涛成为 “扬州画派” 的先驱和开创者。

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有金农、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李鱓、高翔、罗聘、陈撰、高凤翰、华嵒、边寿民、李葂、杨法等。他们高举 “借古开今” 的大旗，自成一体，师古不泥，关注平民，体悟生活，在追求文人性情的同时，营造出极强的装饰趣味，将峭拔孤傲的品格和闲淡温雅的艺术融汇贯通，满足了社会民众渴求的文人雅趣。扬州画派隐然成形。扬州画派以 “扬州八怪” 称著于世，他们以文人画的创作为主题，以大写意花鸟画和人物画为主流，题材、风格、技法、意蕴等各方面大胆创新，不拘于摹古，突出意象，直抒性情，为传统画风注入变革的活力。扬州画派的异军突起，突破了传统文人画 “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 的审美桎梏，主张 “笔墨当随时代”，通过笔墨来传达 “多直露，少虚伪，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 的艺术思想和 “宁拙勿妍，宁丑勿媚” 的审美态度。他们的作品既属于商人也属于文士，既关乎艺术也关乎社会，将谐俗精巧和朴拙奇异、惊世骇俗、不拘一格的艺术风格汇聚成美学理论，引领时代，感召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