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是安徽萧县农村，七十年代曾在新疆原北疆军区某团服役3年，算是一名退伍老军。
萧县农村自古以来都比较贫困，主要是当地土地贫瘠，又经常闹水灾，农民靠天吃饭，土地收成不好，其次是农村人口多，农民“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固化，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就拿我家来说吧，我母亲本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在那个生活非常艰苦的年代，却生下了7个孩子，夭折了1个，活下来6个。
我是家中的老大，下有4个妹妹、一个弟弟，一个个依次相差2到3岁左右。在我上到初中时，我母亲心脏病愈发严重，没钱没条件去大医院看病，吃了几年中医后便去世了，时年41岁。
1974年11月，在我刚满18岁时，和我们生产队队长陈福林的大儿子陈学亮同时验上了兵，同一个火车皮拉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距乌鲁木齐近300多公里的一片大山里的一个部队服役。
我服役所在的这个团是炮兵团，是野战师其中的一个团，师共有6个团，4个步兵团，2个兵种团。
我们这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及师机关、直属队都分布在这片群山环抱的2个大山沟里，而其它4个团驻地都在离乌鲁木齐70多公里的各县城附近。
我和陈学亮都分到了二营(火箭炮营)，他在一连、我在三连。当时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新兵在教导队3个月新训结束分到连队后，基本上都先是轮流到炊事班锻炼。
我分到了炊事班，而陈学亮文化水平高(高中毕业)，个人形象又好(个头一米七六)，被连长选去当了连队文书。
我本来出生在农村，入伍前由于家中生活贫困，姊妹又多，上到初中便被迫辍学回家帮父母干农活挣工分，白天生产队的农活忙完了，晚上回家还要干家务活。平时捡柴草、挖野菜、喂猪、放羊、捡粪，帮父母烧锅做饭，可以说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在部队炊事班干，一些城市兵怕苦怕累怕脏，都不愿意去，认为去炊事班就是专门吃苦磨炼人的，但对我来讲，除了比在战斗班每天要早起晚睡外，没多大区别。
所以我在炊事班，烧火、洗菜、炒菜、和面蒸馒头，在农村老家干惯了，到炊事班后什么都会干，根本不用向老班长去学，一干就熟练。
我头脑灵活、腿脚勤快，又能吃苦，重活脏活抢着干，工作积极主动，连长隔三差五在连务会上点名表扬我，说自从我到了炊事班，馒头面发得好，蒸的火候掌握的好，又白又大，连我们营部和一连、二连食堂也常到我们三连来取经。
我还会蒸大菜包子，当时连队不能常吃肉，也极少奢侈的用肉馅做包子。但豆腐和粉条连队常买得起，我便向副连长建议，动员战士去山里挖野菜。
我们团队所处的大山，是上百公里远的新疆天山天脉的延伸，山上常年积雪都有几尺多厚，融化的雪水从没断过，山沟里靠雪水滋生的野菜特别多，鲜嫩而茂盛。
能食用的有野芹菜、小野葱、灰灰菜、蒲公英、荠荠菜，马齿苋等，运气好时，还能发现许多野蘑菇。
我把战士们挖来的野菜，清洗干净后，放大铁锅里先用盐开水过一遍，杀去土青味后，挤干水份切碎，和豆腐(开水煮10分钟)切碎、粉条，一起掺和，加上盐葱姜蒜等调味品，再适量浇上热油，调制成包子馅，蒸出的大菜包子皮薄馅足味香，非常好吃。
虽然包子个头很大，战士们有的一顿能吃上7个，他们说吃上炊事班的大菜包子，肉都不想了吃了，真过瘾！
营长吃了一次后，经常背着手到我们连队来，笑哈哈地问连长：“唉！又馋了，你们连什么时候包野菜包子？”这时，我们炊事班赶忙又去准备包包子了。
我在炊事班干了3个月后，按计划该轮换人了。当时连队赵有权副连长看我工作踏实能干，给我做工作说:“看你虽是个农村兵，但你和别的农村兵又不一样，不仅能吃苦，工作又比较踏实细致，你先别下到战斗班了，继续在炊事班，不过，你只负责把每天剩菜剩饭管好，养好连队的十几头猪！”
赵副连长怕我不乐意，说完还补充道:“如果你把连队那十几头猪养好了，算是为连队做了大贡献，连里不会亏待你的！”
我明白了，赵副连长其实惦记着的是连队养的那十几头大黑猪。
当时我们受外国封锁，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军队伙食费很低，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于是全军兴起了勤俭节俭，部队因地制宜，自己动手，大力发展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农副业生产，以弥补伙食费不足的问题。
部队基层连队普遍都养了猪，师后勤部还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每个连队养猪不能少于10头，越多越好。
每年春节前，各连队必须至少出栏一头猪，达到百公斤以上标准，宰杀给连队春节改善伙食。完不成任务的连队，其他方面工作成绩再大，也不能评为先进连队，师、团后勤还要通报批评连队。
连队赵副连长主抓后勤工作，当然希望把猪养好。但我们连队前年春天买了12头小猪苗，养得却不够好，个个精瘦精瘦的。
这群猪好像时刻都在饿着肚子，老在圈地跑来跑去，嗷嗷乱叫，像练跨栏的运动员一样，不停地跳墙。
因为提倡节约粮食，连队的剩菜剩饭不能倒了喂猪，都是残羹剩菜和泔水喂猪，十几头猪哪能吃得饱，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当时喂养着那十几头猪，纯粹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充数。
我同意了副连长的要求，便主动去当饲养员，专门为连队喂猪。
我接手喂猪后，动了脑子，必须让猪吃饱吃好才能长个头长肉，仅靠剩菜剩饭剩汤怎么能行呢？
我便早晚主动到山里割猪喜欢吃的嫩草野菜等，背回来喂猪。
山里的野菜也真的多，成片成片的，长满了山坡沟边等，越割长得越旺！
这些野菜都是靠山上下来的雪水浇灌长大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纯粹的绿色蔬菜，我们连队做的野菜包子就是挖山里这些野菜做的馅，人都吃的美美的，猪当然更爱吃！
打回来的野菜成堆成堆投放到猪圈里，饿着肚子的猪发疯了一样抢着吃，后来这些猪，对剩菜剩饭都懒得吃了，专喜吃我每天打来的新鲜野菜。
几个月后，连队这12头猪在我的精心饲养下，长肉很快，年底个个膘肥体壮的，春节期间连队还宰杀了一头大猪，为全连改善伙食，我因养猪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连队嘉奖，并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后来，我又想了一招，因为连队驻地大山连绵几十公里，真像个天然牧场，野菜野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一是给连队建议，让全连战士在训练之余，夏秋季节都到山里收割野菜野草，晒干后打成捆，然后粉碎成饲料，专门留作冬天的猪饲料。
二是扩大猪养殖规模。连队自己动手扩建猪圈，使存栏猪达到了50多头。春夏秋季节主要给猪喂新鲜野菜，冬天喂饲料。
再买些母猪苗，猪生猪，扩大存栏数，始终保持30头数量，多余的出栏猪，留一些宰杀改善连队伙食，另一部分出栏的大猪，拉到市场上变卖钱，用卖猪的钱购买一些豆渣豆饼等高营养的猪饲料，配合现成的草饲料喂养，猪生长发育更快。
三是连队再买几十只小羊，以在山中散养为主，拓展连队副业。
两年后，我们连出栏猪达到了一百多头，养了200多只小羊都长成了膘肥体壮的大羊， 30多头母羊怀孕又生了50多头小羊。
连队农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第二年8月份，全师在我们团召开了“师农副业生产建设现场观摩会”，重点推广了我们连的做法和经验。
1977年5月，师里有3个提干名额，分别是军事训练标兵、政治理论学习模范和后勤种植、养殖能手。
我作为“后勤种植、养殖能手”提干人选，拟上报团党委研究审核后，上报野战师批准。
本来很有希望提干的事，确因有人给团里写匿名信，反映我家庭成份不好(中农)，不仅我提干的事泡了汤，而且还要调查我是如何当上兵的。
在那个政治特别敏感的年代，团党委非常重视，发调函到我们公社，公社让大队核实，大队徐得权支书亲自到我们生产队找陈福林队长核实情况。
经审查，我祖上太爷(我爷爷的父亲)那一辈确实是富农成份，但我太爷没有剥削过穷人，而且我太爷是靠贩卖洋线起家的，置了上百亩地，但后来因家族遭遇重大变故，在民国刚诞生时就破产了，土地全部抵押、变卖了，到我爷爷那辈早已穷得叮当响。
解放后划成份，到我父亲这辈划的是贫农成份，有人拿我家上几辈历史说事，纯属不怀好心。
虽然调查我家庭成份没有问题，但这么一折腾，我早已错过了提干的机会，而且团里都知道我是让组织调查过的人，即使没有任何问题，名声早已传了出去。
我当年底便退伍回乡，连队考虑到我各方面表现优秀，退役前预备党员给我转了正，让我心里有所安慰。
和我一起当兵的陈学亮，虽然他当了一年多的连队通信员，但表现一般，退役时也没被发展成党员。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当年是谁给团里写了匿名信。组织调查我家成份前，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上几辈的历史情况，但生产队长陈福林和他当兵的大儿子陈学亮，为什么这么清楚呢？而且我的战友们，除了老乡，怎么可能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千里之外我老家的事呢？
唉！一个生产队同时出来当兵的，你比别人优秀，别人是有想法的，但也不至于干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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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亮复员回村后，凭借当兵的资本和他老爹是生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
我退伍回来后，家庭依然非常贫困，大妹二妹都找到了对像，但家里没有钱给二个妹妹置嫁妆，伐了家里门前屋后老宅基地上的2棵大树，请木工做了一些桌凳，七凑八凑总算把大妹嫁了出去。
我当兵3年，第二年有一次探亲假，正是回家找对象的好机会，但我把平时每月攒下的津贴都定期邮回了家里，根本没钱买火车票探家，所以一直没找成对象。
听父亲说，我当兵期间，也有媒婆主动要给我介绍对象，但一看到我家姊妹多，家庭又穷，都没了兴致。
我退役半年后，便突发奇想，和父亲商量，决心走出家门，到外面去闯荡。
没有多少本钱做生意，我便从几乎不要多少成本的补鞋做起，我买了一些补鞋用的胶皮、胶水、锉刀、锤子等，先是在我们萧县县城摆流动摊点，边学边做。
渴了舍不得花钱买水，便自带个水杯，到小饭店去蹭点水喝；饿了舍不得下馆子，随便买点馒头，就着便宜的咸菜疙瘩，吃下不饿就行。晚上也是租住县城边乡下最便宜的小旅馆。
由于我学手艺勤奋又爱钻研，补鞋手艺越做越精，加之我态度热情诚恳，收费合理，县城里不止我一个人干补鞋生意，但找专我补鞋的人却很多。
那个年代，虽说是城里人有钱生活好，但鞋子坏了都舍不得扔，都是先补一补再穿，所以我补鞋的生意非常好，别看做补鞋的名声不好听，但成本少，我又勤快不怕吃苦，所以一年下来也挣了不少钱，算是我退伍后做生意挣的第一桶金吧。
在县城也经常碰到老家来城里办事的乡亲，也有人嘲笑我，说我堂堂一个当过兵的男子汉，怎么混成到街头补鞋来了，这和乞丐有什么区别？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靠双手劳动挣钱吃饭有什么丢人的呢？
干了3年多补鞋的生意，积攒了一些钱，后来我不满足做补鞋的小生意，发挥我在部队炊事班喜欢做饭的强项，在萧县开了一家羊肉汤馆，取名“萧县羊肉馆”。
我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不断改进汤料味道，同样的价格羊肉汤，别的羊肉馆用小碗、中碗，我用大碗，羊肉也比别人放的多，免费续汤，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天一亮我的羊肉馆前便客满了，特别是中午和下午饭点，总是排起了长队。
我又把老家三妹、四妹叫过来帮忙，在羊肉馆旁做起了打锅饼、杠馍、炸油条、蒸包子等，和羊肉馆配套做生意。
多年来，我生意越做越大，由于萧县那地方开饭店地盘太小。从1991年开始，我迁到了江苏省徐州市，在鼓楼区一带继续开了2个大点的饭店，除了开饭店，还卖夜市，把老家亲戚和邻居一些闲人，叫过来帮助我做生意，带动他们致富……
1995年7月的一天深夜，我曾经的同村战友陈学亮，急匆匆敲打着我饭店的门，我开门后让我非常吃惊，只见他神色极为慌张，蓬头垢面的样子。
还没能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迫不及待地闪进了屋，在墙角他用哀求语气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老谢，你得帮我！我家出大事了，我知道你早知道了我过去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看在咱俩是战友的份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所有办法都想过了，只有你能帮我……”
我赶紧把他让到饭店平时没人住的侧屋里，倒了杯水，让他不要着急慌张，慢慢讲，问他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说，其实他昨天天刚黑时，便从家里院子里翻墙逃了出来，在湖里玉米地里躲了一夜，又辗转坐火车到徐州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在徐州市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又怕万一碰到熟人，趁着夜色好不容易摸到了我的饭店。
原来，他儿子和同村的吴姓一个小混混因矛盾发生打架，用刀子误伤了前来劝架的吴姓小混混的爷爷，伤了脖子上的动脉，老人因流血过多死亡。
吴姓小混混在我们村也是大户人家(我们村吴姓和陈学亮的陈姓，两姓人口最多，都是大户人家)，小混混平时都是欺负人家，这次他爷爷被陈学亮大儿子用刀捅死了，这还了得！
于是，吴姓家族上百口人，把陈学亮的院子团团围住，让陈学亮交出凶手！
陈学亮哪敢把儿子交出来，交出来不被打死，也甚少被打成残废，只好反插上大门锁，他和儿子趁天黑翻墙逃了出来，吴家撞开陈家大院的门，见找不到陈学亮和他的儿子，就把死了的老人尸体抬到陈学亮家暴尸。
陈学亮说，天太热，那老人的尸体在他家院子里很快腐烂了，弄得满院子恶臭，他这个家以后是住不成了，农村迷信又讲究，家里停放过外人的死尸，谁还敢以后再住下去。
县上派出所正在通缉他儿子，抓住后不枪毙也会判无期徒刑、把牢底坐穿，陈学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算举家出逃。
他想先把大儿子弄到我饭店，藏在后厨偷偷当帮工，饭店人多混杂，公安局的人不太注意，而他和老婆及一个女儿打算逃的远远的，去新疆或东北黑龙江，等落稳了脚再来接他大儿子。
陈学亮的儿子小时娇生惯养，上到初一便辍学回家，天天游手好闲，他和同村吴姓小混混经常为个人私利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相互不服气，直至闹出人命。
但陈学亮的闺女霞霞却从小乖巧懂事，学习成绩非常好，是我们村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考上萧县重点高中的女生。当时，谁家孩子能考上县上重点高中，那考上名牌大学几乎十拿九稳。陈学亮家这一出事，女儿也跟着倒霉了！
面对战友陈学亮儿子发生的杀人案件，稍懂点法律常识的人，都不可能答应他把杀人凶犯偷偷藏起来，那叫包庇罪犯，知法犯法，同样会受到法律制裁。
我只有向陈学亮晓之以理，我说什么忙都可以帮他，这个忙我不能帮！并劝他带着儿子主动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争取能宽大处理！
没想到，他不仅听不进我的劝告，还反而非常生气怨恨，说我见死不救，不讲战友情面，甚至说我是拿他过去的事来报复他！
唉！我真是无可奈何，找谁评理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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