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7日，夜，青阳西面的耿庄（现宿迁市泗洪县耿庄）村内。保长江季平与父亲江安太两人，看着坐在对面的那个老人，一阵迟疑。
来人名叫陈丰榷，家住石集村，算起来与江家还是亲戚，陈丰榷的父亲同江季平爷爷是亲表兄弟，其表侄子的闺女还嫁给了江季平的儿子，彼此的关系论起来，那是相当亲。
陈丰榷这次来，是受人之托，所托之人是陶滩武工队（原泗南武工队）指导员陈子良。
陈丰榷是陈子良的叔叔，此番陈子良是专门央托叔叔陈丰榷来给江家父子，捎带一句话。
“老哥，”陈丰榷看两人犹豫不决，随即向身旁的江安太继续说道，“北边的军队在莱芜、孟良崮都打了打胜仗，听外面说全歼国民党五六万人呢，你们看，就是那个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都被解放军俘虏了。你们整日里还一门心思地跟着国民党走，就没想过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陈指导员那边怎么说？”江安太没吭声，旁边的儿子江季平抬起头问道。
“他希望你们能够给自己留条后路，要你们为子孙后代着想，后面为他们办事。”陈丰榷压低声音，“你们若是同意，他可以明天亲自来陈家巷跟你们见面，到时候你们见面细谈。”
江季平想了想，觉得现下情况还是有些危险，他思忖了会儿，随后提出了一个条件——由他来与陈子良见面，但两人见面地方不要进村儿，定在庄子外一里多地的荒滩处。
那个地方四下无人，两人在那里悄悄见面，谈完话就走，不会被人发现。
谈定之后，第二天下午，陈子良与江季平两人碰了面，陈子良对江季平道：
“在现下的大好形势之下，你可要给自己和子孙留条后路，今后决不能杀害党员、群众干部以及他们的亲属，要给陶滩武工队送情报，如果有青阳、泗县县城内的敌情变化，也要及时、准确的送到，要为革命立下功劳。”
江季平一面听，一面点头称是，“你放心，我给子良你办事，一定要办好。”
陈子良纠正了对方的说法：“你是给组织办事，自然要办好！”
两人当天详谈了今后如何接头、送情报的事项，谨慎起见，江季平与陈子良两人建立的秘密联系，是单线联系。陈子良是江季平的唯一上线，因此，也只有他知道江家的人，暗地里其实是我们自己人。
革命战争期间，斗争环境十分严酷，危险无处不在，地下工作，多一个人知晓，就多一分危险，因此，当时陈、江两人的单线联系，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彼此暴露的风险。
然而，也恰恰正是这种不为人知的单线联系，也让地下工作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误会，而有时候，这种误会还可能是致命的。
在后面的几个月内，江季平与陈子良接触了好几次，向武工队传递了数份重要情报，为武工队革命工作出了大力。
然而，在后面的工作当中，却发生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
1948年1月12日，青阳方面的国民党部队突然出来扫荡，得知此消息之后，江季平焦急万分。
按照他与李子良的联络规定，两人往往五天联系一次，此时，距离上次联系才过去三天，要是等到两人在荒滩见面交通情报，那可就耽误事了。
为了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江季平叫来了小儿子“孬孜”，让对方赶去洪泽湖西岸，将敌人将要下来扫荡的消息，赶紧告诉李子良。
小孬孜也没多想，当即动身，一路小跑向着洪泽湖西岸一带奔去。当他走到朱台子附近的时候，道旁突然一声呐喊，几名地方民兵端着枪便冲了出来。
“别，别开枪，我找武工队的陈指导员！”小孬孜见状赶紧举手，大声喊叫道。
武工队指导员陈子良，大家是都知道的，但眼前这个穿着黑长褂，戴着小帽的青年男子，到底是不是好人？谁都拿不准。
因为，甭管怎么问对方，小孬孜始终不愿意回答，只是一句话，见了陈指导员才说。
当时，地方民兵里面有人认出了小孬孜，告诉众人，这是他们庄上大地主、反动保长的儿子，平日里嚣张跋扈、干了不少欺负老百姓的事儿。
一听说是反动地主的儿子，民兵们再看小孬孜的眼神可就变了，小孬孜一看不对劲儿，登时心乱如麻，不知道该不该将敌人将要过来扫荡的消息提前给眼前这些人透露出去。
但一旦透露出来，他们家的身份可就彻底暴露了。
正在犹豫逡巡之际，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响，不多时，两名民兵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不好了，不好了，敌人包抄过来了。”
原来，当天敌人的先头部队急行军，已经抵达了此处，与当地民兵遭遇，发生了交火。
情势顿时变得十分危急，众人来不及多想，急赶着撤离，仓促之际，大家顾不上对小孬孜的身份进行仔细甄别，只知道他是反动保长的儿子，随后便出来两个民兵，将小孬孜拖到了一旁的沟边，枪毙了。
“这件事儿，让江家人也颇受打击，我们这边也感到十分遗憾，后面虽然地方上面强调了纪律，但还是于事无补。”七十年代末，陈子良再次回忆起这段过往，依然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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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泗洪文史资料》，陈子良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