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原本在朝鲜担任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由于战事疲累，身体染恙，因此回国接受治疗，由志愿军副司令邓华代为指挥。在手术后，医生特意叮嘱彭德怀必须静养、不可动怒。

然而就在彭德怀休养病情期间，西北方向却传来了令他极其震怒的消息：早在建国前就被歼灭的马家军，居然死灰复燃、再次叛乱！于是，彭德怀在病床上给青海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怒令：不把马家军消灭干净，提头来见！

1949年8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集中第2兵团以及来自华北野战部队的第19兵团，以5个军合计11余万的兵力向西北政治中心——兰州发起进攻。

虽然防守兰州的马家军依托外围山体以及城防工事顽固抵抗，但在解放军数百门火炮的轰击下，过去依靠骑兵叱咤西北的马家军最终尝到了现代火力的苦果。

经过10余天的激烈战斗，解放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解放兰州，同时将马家军毙伤1.3万余人、俘获2.4万余人，剩余马家军见势不妙，便沿河西走廊试图逃窜。

不过，随着解放军继续追击马家军残余力量，前后共有4000余名马家军主动投降，马家军主力部队至此全军覆没。

按理来说，马家军在当地作恶数十年，而且还在红军西征时期欠下了上万名红军战士的血债，但对于主动投诚的马家军，解放军依然给予其宽大改过的机会。

按照毛泽东、彭德怀作出的指示，解放军向马家军基层士兵发放遣散费让其回家，而中上层军官则编入“解放军官训练团”进行思想改造。

然而，马家军不仅在过去数十年里受到了西北彪悍民风与宗教的影响，而且此前逃亡台湾省的马步芳、马继援父子依然贼心不死，继续远程鼓动马家军伺机反叛，将青海打造为割据势力。

更何况，在马家军投降前，他们在西北民间私藏了大量武器弹药，就是蓄谋日后武装反叛时使用。

因此，在共和国建立后，青海、宁夏、甘肃等省份接连发生过多起马家军聚众反叛事件，人数最多的一次甚至达到了万人规模，需要解放军动用步兵、骑兵各一个师的兵力才将其歼灭。

当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便得知了马家军数年来多次叛乱的情况，雷霆大怒：

“全国解放都两三年了，马家军依然执迷不悟！”

于是，病床上的彭德怀叫来了老部下廖汉生，下令道：

“一定要彻底干净地歼灭马家军残余力量，把一切叛变因素扼杀在萌芽，否则你就提头来见！”

廖汉生是彭德怀一野的得力干将，而且二人性格很像，都较为火爆。在1947年榆林战役期间，彭德怀见一纵久攻不克，便直接给前线打去电话，质问道：

“都说贺龙的部队能打仗，会打仗，我看也不过如此！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而接电话的人正是一纵政委廖汉生，他听到彭德怀的怒骂，脾气也上来了：

“骂我无所谓，骂我老首长干什么！我让你看看，贺龙带出的兵到底是什么样！”

言罢，廖汉生竟直接摔了彭德怀的电话。事后，廖汉生亲自带领警卫连击退了敌人的援兵，而解放军在榆林战役也大获全胜，歼敌5200余人。

建国后，廖汉生担任西北军区政委、兼任解放军第1军政委等职务，是西北军务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廖汉生来说，虽然彭德怀脾气火爆，但和他一样都是直性子，因此二人实际上相当合得来。

面对老首长的命令，廖汉生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能够一劳永逸地歼灭马家军残余势力，廖汉生并未急于调动大批兵力进行作战，而是先派出大量情报人员摸清马家军的底细，将马家军残匪的活动规律总结得十分详尽。

1953年3月，休养了一个冬季的解放军人强马壮，廖汉生认为时机已到，便命令西北军区骑兵第1师、步兵第11师对马家军残匪进行围歼。

在战斗中，解放军提出“土匪不肃清，大军不收兵”的口号，以坚决无情的态度对马家军残匪发起进攻。

马家军残匪妄图像十余年前对付红军西路军一样，凭借骑兵机动性灵活转战，但此时的解放军早已今非昔比，不仅拥有对付骑兵的大杀器——重机枪与迫击炮，而且还拥有全方位取代骑兵的新兵种——坦克部队。

在已经进入现代化阶段的解放军面前，马家军手中的武器火力薄弱，不少人甚至持着马刀进行战斗，正面作战几乎毫无毫无抵抗之力。

经过2个多月的剿匪作战，马家军残余势力便已经彻底溃散，匪首马元祥被解放军直接击毙，剩余数千名武装分子均被毙伤俘虏。

此后，西北大地恢复了和平，而在人民政府的治理下，西北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往日有了本质提高，马家军那一套“割据作乱”的思想已经毫无市场，这支在西北盘踞数十年的武装力量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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