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媒体人，在二十多年深入新闻一线的采访工作中，我一直关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深切地认识到，记者的工作性质和使命，与政协委员的工作重心是一致的。于是当我在采访中关注到北京市考古标本库房等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不足，我便积极提交提案，为北京文物保护建言。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孕育了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2021年3月，北京琉璃河遗址发现76年后，又有重要考古新成果：首次发现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印证文献中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

琉璃河遗址是首都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贵物证，被誉为“西周燕国始封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

为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当年4月8日，我来到位于北京市区西南43公里处的琉璃河遗址核心区发掘现场——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村。探访完琉璃河遗址后，在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的带领下，我来到储存文物的库房参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众多珍贵的出土文物，竟然密密麻麻地挤在只有400平方米的库房里。负责人说：“这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前身）仅有的三处考古标本库房之一。”

这次采访，引起我对北京文物考古工作的关注。2021年4月，通州区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取得新进展，我前去采访。这个西汉遗址，曾获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是目前所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

随后，我前往通州文物库房参观，没想到这竟是个临时考古工作站库房，也只有800平方米，地上、货架上到处是出土的精美文物。参观后，我一方面为价值连城的文物赞叹，一方面心里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

北京的考古勘探及发掘数量居全国前列，而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我萌生了想为北京市文物考古保护工作做点什么的念头。

此后，我多次到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了解情况，相继走访工作人员包括多位领导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北京考古工作的实际现状及相关需求。截至2021年11月底，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共登记在册文物48823件套，仅有三处考古标本库房，且全部没有产权，共约1573平方米，包括文研所的单位库房373米，以及我之前去过的通州临时考古工作站库房和琉璃河遗址库房，没有足够的空间开展文物整理、修复、拍照、研究和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等工作，硬件设施及场馆与文物大省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浙江省等相比差距不小，已经形成制约了北京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瓶颈。

于是，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加大北京考古标本库房建设力度的提案》，提出了北京市的考古标本库房基地建筑面积建议在20000平方米以上。为了这个提案，在相关专家的指导和实地调研下，我前后修改了5次。在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我又提交了《关于加快在琉璃河遗址建设北京（国际）考古工作站的提案》。两份提案都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局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几任处长多次跟我电话、微信交流沟通，感谢我长期对北京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支持。令人欣慰的是，在《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20-2035）》中，已将北京（国际）考古工作站纳入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设施，预留建筑规划指标并明确可结合需求适当开发利用地下空间，为北京（国际）考古工作站选址和规划用地提供了依据。北京市文物局正在组织编写的《北京市考古工作站建设计划（2024-2035）》，也将工作站建设作为破解制约首都考古机构、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

本文作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光明日报北京记者站高级记者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张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