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依托传统文化先进因子，推动社会精神转型以禅宗为代表的隋唐佛学是儒、释、道的大合流，这一精神成果成为当时社会成功地实现精神转型的显著标志。那时，从人格化的层面来看，士大夫精神成为封建社会人们广为尊崇和敬畏的人格标志。宋明理学则把以隋唐佛学为代表的儒、释、道精神体系化、精致化。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生动活泼的封建文化慢慢地走向了僵化。以后，在社会历史转型中，在要不要社会精神的转型和怎样实现社会精神转型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层和官僚层并不像欧洲和日本那样清醒。
到明末清初，欧洲成功地进行了由封建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型，中国不但没有抓住机遇，清中后期反而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社会精神转型方面泥古不化、抱残守缺。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强势文化，“无为”并没有成为上上之策。鸦片战争以后，被西方列强打晕了的中国，在社会精神转型和社会文化转型的策略上，要么选择了全盘西化，要么冥顽不化。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中国的社会精神文化转型出现了新旧两种思想僵持不下的局面。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终于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请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长期来被封建统治者扭曲了的孔孟之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历史的误区，“五四”运动也没有最终完成社会文化和精神转型的任务。实际上，文化不可以割断，“孔家店”不应打倒，但对其进行合理取舍和“装修”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促成士大夫精神向现代企业家精神转型。
只有依靠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因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文化和精神转型，才能依此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无异于自毁基础，只会走进虚无的死胡同;而清末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成功也实属必然。不是发掘并凝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因子，而是糟粕与精华照单全收作为“体”，对自由平等的现代商业精神视而不见，却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割离出来定义为“西学”，焉能“为用”?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今天，中国应该有更为清晰的社会精神转型目标了--中国必须实现士大夫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实现封建小农意识向现代商业精神的转型，中国必须有培育和呵护企业家队伍成长壮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这才是今天我们彻底实现社会精神转型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