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徐向前回忆,若没发生西安事变,中央还留了一招强有力杀手锏

淩轩 2024-12-04 14:35:33

文 /编辑:淩轩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前言—●

在历史上,我党曾多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但每一次都能依靠天时地利人和来转危为安,在多次危机当中,当属红军长征最为严重。

当时,国民党的实力处于巅峰时期,无论是人手数量还是枪械装备都几乎是碾压于我党的,但凭借着几乎不可能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最终逃出了一线生机。

并不是我们转移的远了,敌人就不来继续抓捕,到达陕北的我们依然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穷追不舍,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全民族统一的抗日战争。

这一事件的爆发让我党得以喘息,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它的导火索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因此会有人好奇:假如没有发生西安事变,我党将何去何从?

●—西安事变与我党关系—●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在国民党内部不异于是一场哗变,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杨虎城、张学良,在西安逼蒋抗日,也因此得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此之前,我党和国民党延续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可以说,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意义极大,如果不是张杨两人,这场内战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而之所以这两人会带头哗变,其实和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诸葛亮收孟获的心悦诚服,为什么这么说呢?

1937年,我党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陕北,三军会和后虽然是喜笑开颜的精神状态,但缺衣少食是摆在眼前的现实,更不要提十分紧迫需要的枪炮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带头呼吁,我党应该积极和全中国的农民、工人、剥削阶级联合起来,于是在汇合后没多久,红军便被发动,前往当地的各个百姓家里,以现钱、欠条或帮忙的形式,筹集到了许多资源。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提到,延安是具有红色精神的革命老地,是因为在这里,我党才有机会得以壮大队伍,滋养我们的士兵。

即使我党一刻也不停地发展,也难以比得上国民党的规模,与我党相比,国民党就像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无论是最早响应的人数,还是美国、德国帮助给予的装备,都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党依然抵御了对方十年的进攻,在久攻不下还让我党逃到陕北之后,蒋介石意识到我党的发展潜力巨大,必须要将危险扼杀在摇篮当中。

于是他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亲自调兵遣将坐镇西安,他手握重兵,并亲派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副司令长,一统指挥15万大军,可见蒋对他的信任。

长征时期,张学良就和我党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对拼,在鄂豫皖的争夺中,我党就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打得不分上下,第一次交锋就让张学良意识到我党并不简单。

第二次,红军第十五团于劳山设伏,在五个小时的鏖战下,东北军110师的两个团,包括师直属队被全部歼灭,连同其师长也身受重伤。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战役我党打了三场,东北军的三次败北,让张学良不得不佩服,他实在想象不到为什么明明一个缺衣少食的部队,能够打得如此勇猛。

我党在擒获对方的团长、军长等等重要人物之后,并没有选择枪决,而是以礼相待,并告知他们此时国共联合抗日的重要性,这些重要人物听后感动不已并深以为然。

于是多名将领被安全的送回自己的部队,不止一个人和张学良提出,与蒋介石沟通,将合作摆在第一线,将抗日摆在第一线,正因此才得以有后续西安事变发生的可能。

●—另有退路的绝密计划—●

很显然,张学良等人并不是毫无理智、良心的将领,在听到下属对于我党的高度评价之后,意识到了此时乱世之下必须先要统一解决眼前的敌人。

于是他联合杨虎城发生了西安事变,在这过程当中,蒋介石表现地非常坚决,多次有人上谏,底层士兵也有着强烈的不满,但他依然希望先除掉我党。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只能十分无奈地逼迫蒋介石抗日,面对众多将官的强硬,蒋介石只能妥协,而此事风波一过,蒋介石立即将张学良软禁了起来,足可见他当时的愤怒。

而如果没有张学良等人冒死发生的西安事变,我党面临蒋介石的率军亲临将会何去何从呢?

开国将军徐向前其实也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我党在长征结束后曾先去攻打过宁夏,在苦攻不下后,我们只能继续选择长征。

这是因为陕北虽然地势坚固,敌人的攻打重心也不在此,但相应的,此地过于贫瘠,很难养活我们这么多人,为了生存和壮大力量,我们必须得继续进行战略转移。

而当时转移的路线也已经被毛主席等人确认了,他们知道不能前往发展规模较为好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着国民党的重兵把守,也不能去太过穷困的地方,因为不利于发展。

于是,我党选择转移的路线为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或依据情况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湖北,其整个转移时间大约是一年左右。

我党的转移路线,其每一个途径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很多都是由地方军官组成的,而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并非铁板一块,例如张学良。

我党可以凭借逐个击破来劝说地方势力与我们的合作,以此来慢慢壮大我们的队伍,长征过程中,我们一次次战役的胜利,也意识到了敌人并不是击败不了的。

这些都给予了我们战略转移的信心,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张学良,我们还需要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狼狈的日子,但胜利的天平终究还是会倾斜于我党这一边。

信源:

经纬观察2024-11-14大 智 大 勇 徐 向 前

北京日报2011-01-31分析称中共党内高层撰写回忆录有助国史研究

澎湃新闻2021-01-14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险些又开始“第二次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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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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