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性质和结局等因素，仅以军容论，那么德国军人是首屈一指的。赏心悦目的军装、整齐有序的队列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傲骨都令人忍不住赞叹。

长期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像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那样重视军队。长期的优越感铸就了德国军人独特的气质。

这个团体的核心是“军官团”，也可以通俗地理解成德国陆军参谋部。这里汇集了德国陆军的精华，他们全部接受过严格的军事理论教育，几乎都有过基层部队锻炼的经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在二战期间能够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将领。

然而自纳粹上台后，军官团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希特勒需要的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可军官团以及身后的军队虽然绝对效忠国家，但始终坚持自己应有的独立性。比如元首不能直接插手军队内部事务，比如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充分尊重军队的意见等等。这一点是希特勒和军队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1938年2月，通过“布隆伯格——弗里奇事件”，希特勒把“听话”的将领安排在军队的金字塔尖上。包括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统帅部总参谋长凯特尔等人。从此之后，军官团的地位被严重削弱，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荣光。

古德里安早就对统帅部那些“卑躬屈膝”的将军们感到厌恶。在他看来，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还算有点骨气，毕竟在关键时候还能为军队发声。最让他看不起的就是凯特尔，外表忠厚的他始终对希特勒言听计从，已经完全丧失了德国军人的荣誉感。

在担任装甲兵总监后，古德里安一直希望能够联络一批有影响力的人搞掉凯特尔。为此他曾找过戈培尔，并提出了凯特尔的理想替代者——曼施坦因。戈培尔倒也坦率，直接答复古德里安——不太可能，不过他承诺自己会找机会建议希特勒重组统帅部。事后证明，戈培尔从未向希特勒提过这件事（戈培尔在战败前用全家七条性命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殉葬）。

古德里安还找过希姆莱。两人以前的关系一般，当古德里安提出“应促成元首指派另一个能力更强的人担任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以便希特勒可以放手抓大事”时，希姆莱当场勃然大怒，认为古德里安的观点太荒谬。他甚至当面古质疑德里安有野心，真实目的是剥夺希特勒的权力。古德里安见希姆莱态度如此强横，只得起身告辞。

不甘心的古德里安又去找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同样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就在古德里安滔滔不绝地说得起劲儿时，约德尔打断了古德里安，然后反问他：“你还知道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吗？”古德里安一听，知道话不投机，于是又起身匆匆告别（约德尔在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经过几次挫折后，古德里安觉得指望别人是不行的，于是决定自己找机会跟希特勒面谈。1944年初，希特勒邀请古德里安共进早餐。两个人一番闲谈后，古德里安把话引到了正题。

他认为目前德军内部的指挥系统杂乱无章，这是导致前线战局不利的重要原因，所以应该找一个希特勒信得过的将领掌控全军指挥事务，解决目前的弊病。

希特勒马上就明白了古德里安的用意，无非是要自己少插手军队事务，变相恢复军官团的地位。如果撤掉凯特尔的职务，换成一个强硬派，这个目的自然就更近了一步。

希特勒哪有那么笨，自然不会接受古德里安的建议。

自从那次会面后，希特勒明显疏远了古德里安。若不是装甲兵的组织训练的确需要一个行家里手，估计他会找一个机会第二次罢免他。

失意的古德里安其实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早在1943年2月就任装甲兵总监后不久，他的旧友就为他引荐了一个人，对方和古德里安有一次密谈。

对方直言：“现在我们的元首已经无法胜任德国总理兼三军统帅的重任，为了德国的未来着想，最好还是设法停止他的权力。”随后，此人向古德里安详细介绍了改组政府的方案。

古德里安对未来政府的印象不错，但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希特勒交出权力。他问那位访客：“我也曾为此类问题私下与盟国接触过，但令人极为失望。即使能够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盟国还是不会放弃让我们‘无条件投降’这个条件的。而且怎样才能限制希特勒的权力呢？”

对方说：“应该把希特勒软禁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只让他担任名义上的元首。”

“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

“这需要国防军来决定，你可以在访问前线时，征得其他将领的支持。”

听到这句话古德里安心里有数了，对方还没有得到军方的支持，也就是没有行动的本钱。他又继续追问：“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应该是在给背后的人做事，那么是谁在领导这个活动？”

“前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上将。”

听到这里古德里安大失所望，战前古德里安长期在贝克手下任职，深知此人行事拖沓，畏首畏尾，根本干不了这种事情。于是他告诉对方：“我认为你的计划对德国有损无益，根本不可能成功。所以你还是另找他人，我和陆军的其他将领一样还会继续效忠我的誓词。”

不过古德里安没有把话说绝，他最后说：“尽管我反对，但你要求我向其他将领征求意见的事，我一定会照办。”

不久之后他和那个人又见了一次，然后告诉他：“陆军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你的看法，一方面是军人要忠于誓词，一方面前方战局极为危险，大家不能分心，我也劝你放弃这个计划。”

两人以后再也没见面。

1944年7月17日，一位同古德里安熟识的空军军官找到他，直截了当地说：“西线总司令克鲁格正准备避开希特勒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议，现在正与盟军接触。”

古德里安早有同西方停战的想法，只是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时候与其谈判并不合时宜。他问那位军官：“消息可靠吗？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那位军官看到古德里安难以捉摸的神色，迟疑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身告辞了。古德里安也想了半天，还考虑过是否应该向希特勒报告。可转念一想自己和克鲁格有旧怨，没有真凭实据最多只是让希特勒对克鲁格产生猜忌，也就只好作罢。

7月19日，他乘车下部队。第二天下午，他接到统帅部打来的电话，称“有人刺杀希特勒未遂”！

古德里安心里一惊，立刻把近几天的事情串联起来，心里一阵后怕。

这次事件后，希特勒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被逮捕的名单中很多都是军内的高级军官，其中不乏隆美尔、维茨莱本这些元帅级别的高级将领。克鲁格因为受到牵连，在奉命返回柏林的途中服毒自杀。

为了制造对立、彰显公平，希特勒还成立所谓“人民法庭”，对那些参加密谋行动的人进行公开审判。同时希特勒还成立“荣誉法庭”，专门审判军人，庭长由伦德施泰特担任，其他成员包括凯特尔和古德里安等人。

古德里安不想背上骂名，每次出庭都已公务繁忙推脱。恰好希特勒刚解除蔡茨勒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正在寻找一位替代者。尽管他不想起用古德里安，可也没有合适人选，只能由其出任。

古德里安很乐意接受参谋部的工作。首先他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颇为自信，再者就是他希望在这个位置能帮助参谋部恢复到以前的地位。

就任之初古德里安摆出了效忠的姿态，他向全体陆军参谋部的军官下令，取消传统军礼，一律以纳粹礼代替。他还警告部下，所有人必须带头做“效忠希特勒”的表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立即辞去陆军参谋部的职务。

古德里安的姿态没有打消希特勒的猜忌。不久之后古德里安提出应该扩大参谋部的职权，允许其直接向集团军群下达命令，并且有指导集团军一级纯参谋业务的权力。希特勒马上回绝了这两项请求，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告知参谋部，只可以过问东线的战局，西线则无权过问。

古德里安不甘心，要求和希特勒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问他“是想讨论业务问题还是人事问题”？当古德里安说“只是业务问题”后，希特勒安排了一次会面，但要求凯特尔作陪，还安排了两名速记员在场。在这种情况下，古德里安自然不敢把话说开。

涉及业务问题，希特勒还能听得进去古德里安的话。比如他建议把隶属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北调，以改善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自苏军于1944年6月实施白俄罗斯战役（即“巴格拉季昂行动”）后，东线局势急剧恶化。苏军不仅抵近维斯瓦河，威胁波兰首都华沙，还突入到东普鲁士，意图将德军上述两个集团军群的陆上联系切断。

在得到希特勒的准许后，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军装甲师迅速北上，用钢铁堆砌出一条狭窄通道，两个集团军群得以维持着脆弱的联系。

古德里安知道这种局面不会长久，遂向希特勒建议将北方集团军群全部撤出波罗的海三国，退入东普鲁士重新组织防御。但这一次希特勒拒绝了。

随着战场上一个个坏消息传来，古德里安和希特勒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即使古德里安不再提及所谓的人事问题，两个人就战局的认知分歧也越来越大，争吵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古德里安劝说希特勒跟西方讲和，以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东线。希特勒则醉心于等到11月份在西线发动一次决定性攻势，击败对手。

古德里安建议尽快在东线构筑一条完整的新防线，以抵御苏军的进攻。但希特勒认为这样反而会加快前线部队后撤的步伐。

古德里安建议在冬季到来后，把东线所有的装甲师撤到本土休整，以利来年再战。至于抽走兵力造成的防御密度变小的问题，可以适当用收缩防线的方式来弥补。希特勒一听到放弃阵地，立即暴跳如雷。

古德里安又提出放弃库尔兰半岛，把北方集团军群的兵力调回主战场，增加正面防御力量。希特勒则以保护海军港口为由拒绝了。

1945年1月12日，苏军在东线发起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由于德军的主防线、纵深防线和预备队三者距离太近，开战后就混成了一团，不仅在苏军炮火打击时损失惨重，还被苏军轻易地打开了突破口。面对如此窝囊的惨败，希特勒高声质问：“是谁下达了这样混蛋的命令”？

站在一旁的古德里安毫不客气地告诉希特勒：“元首，这是根据你的命令做出的部署。”

希特勒不承认，他让副官把以前的会议记录找出来，以证明自己的英明。当结果会议记录后，希特勒一开始还大声读着，不一会就念不下去了，因为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当初他做出的决策。

当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语无伦次地汇报战局时，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他一定是个东普鲁士人，满嘴的废话。”古德里安的悠悠地回敬道：“据我所知，他是个奥地利人。”

古德里安有时会向希特勒耐心解释一些军事常识，希特勒则会训斥他“不要把我当作小学生看待，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长达五年。在此期间我获得的实际经验超出参谋部所有人的想象之外。我读过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读过毛奇的著作，也研读过施利芬的著作，我的军事素养比你高明得多！”

古德里安还能说什么呢？

1945年1月16日，苏军攻入华沙。次日陆军参谋部已经收不到华沙守军的任何消息。作战处长伯宁上校根据战场的情况分析华沙已经失守，并把结论写进报告中。古德里安对这件事也没有核实，他很清楚华沙城根本守不住，于是在当天的例会上宣读了这份报告。

没想到会议进行时，华沙守军通过无线电与柏林取得了联系，称部队仍在抵抗，并计划在晚上实施突围。

当时的东线情况十分危急，苏军突破德军在维斯瓦河的防线后，正全力向奥得河一线推进，德军的后撤已经演变成溃败，提前在纵深构筑的抵抗枢纽甚至都来不及进驻，就被苏军占领了。华沙还在坚守的消息让希特勒振奋，同时对陆军参谋部谎报军情怒不可遏。

接下来的几天，希特勒撇下其他事情，专注于研究华沙失守的原因。同时他让古德里安找出那位草率地做出“华沙失守”结论的参谋军官，然后把那个人抓起来审讯。

负有失察之责的古德里安怎么能牵连部下，于是他对希特勒说：“决定是我做出的，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承担。如果要治罪，那么就应该把我抓起来，而不是我的部下！”

这一次希特勒还算客气，他对古德里安说：“不，不，我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参谋部。我实在受不了那些强迫你意志的军官团，这就是参谋部所谓的传统精神吗？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粉碎！”

在对待军官团的态度上，希特勒的言辞一直很隐晦，只是用行动去打压。这一次希特勒的一席话已经把话挑明，而且当时只有他和古德里安单独待在房间里。愤怒的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发生了激烈争吵，彼此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最后两个人都筋疲力尽，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古德里安在家中接到电话，作战处长伯宁以及参谋部几名军官被带走了。古德里安再次找到希特勒，要求将这几个人释放。最终，伯宁等人被发配到“地狱般的东线”。

重振军官团的念头就此终断。

1945年1月底，古德里安将精力放在促成同西方和谈上。他找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向他表明战场的局势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没想到里宾特洛甫完全不相信古德里安的话，一再反问道：“真是这样吗？你说的话是事实？”很显然，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对时局也缺乏客观的认知。

当古德里安提出自己的想法后，里宾特洛甫一口回绝，他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元首是不愿意和敌人谈判的，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当古德里安提醒里宾特洛甫，苏军有可能“在三四个星期内就会敲击柏林的大门”时，里宾特洛甫还是不相信。

送走古德里安后，因为惧怕受到牵连，里宾特洛甫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后者在当晚例会时大声斥责古德里安：“参谋总长居然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告诉他东线的情况如何如何严重，并主张跟西方停战求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卖国！”

长时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使古德里安已经消除了以前对希特勒的恐惧。面对对方的指责，古德里安十分平静，他什么都没说，等到希特勒说累了，这件事自动结束。

之后古德里安又找过希姆莱和施佩尔。前者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其实希姆莱早已有所行动）。施佩尔则给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希特勒看到这里就合上了文件，把它锁进了保险柜。

3月15日，陆军参谋部遭到空袭。古德里安及时跑进了防空洞，没有受伤；作战处的人行动慢了一点儿，结果刚到任的副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和几个参谋被炸伤。克雷布斯头部受伤，被送进了医院。

几天后在一次例会结束时，希特勒把古德里安留了下来，对他说：“将军，我发现你的心脏病又厉害了。你应该请四个星期的病假去休养。”

古德里安当然明白希特勒的意思，但他现在还不想辞职，于是他答复道：“目前我无法离开岗位，我的副手克雷布斯的伤还没有好。作战处因为“华沙事件”还没有恢复元气。我现在就马上设法找一个副手，然后我就向你请假。”

3月27日，古德里安正在第9集团军指挥部视察，接到刚刚出院的克雷布斯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和第9集团军司令布塞务必参加次日中午举行的统帅部例会。接到克雷布斯的电话古德里安似乎明白自己的军旅生涯就要终结了。

3月28日14时，古德里安和布塞走进会议室。希特勒见到布塞后，立即大声指责他指挥不力。古德里安越听越窝火（据说他在会前喝了很多酒），于是用希特勒的方式回敬了他：“元首！请你准许我打断你的话，插进来几句。我已经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把这个问题详细解释清楚了。布塞将军不应该为此事承担责任，他的部队已经把弹药打光了，他们尽到了责任，这种特别高的伤亡数字就是证明。所以你不要再责骂布塞了！”

希特勒愣了一下，然后对与会人员说：“我要求诸位先生们都暂时离开这间房子，除了这位元帅（凯特尔）和这位上将（古德里安）。”

众人离开后，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你的健康问题使你必须请六个星期的病假。”

“是的，我马上就走。”古德里安说完就走向门口。

希特勒叫住了他，然后说：“请坐在这里，等会议开完了再离开。”于是古德里安又坐回椅子上。众人返回房间继续开会，希特勒也没有再斥责布塞。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又把凯特尔、约德尔和古德里安留了下来，然后对古德里安说：“请你赶紧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六个星期后局势一定更紧张。所以我更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准备到哪里养病呢？”

古德里安简单地讲了一下自己的打算，然后向希特勒高高举起右手，行了一个纳粹礼，然后在凯特尔的陪同下走出总理府。临上车时，凯特尔对希特勒讲出了自己的金玉良言：“将军，下次不要再违背元首的意思。”古德里安连头都没回。

凯特尔在战后被处以绞刑。

1945年5月1日，古德里安来到装甲兵总监部，他准备在那里迎接战争结束。

装甲兵总监部里有很多古德里安过去的部下，这位德军一级上将虽然起起伏伏，却一直受到装甲兵们的爱戴。大家都无事可做，于是聚在一起回忆这场漫长的战争。渐渐地又谈到了战后的出路。

晚上大家在吃饭时，一个人匆匆忙忙跑了进来，对大家说：“元首已经死了。”

古德里安问：“哪里得到的消息？”

“广播里说的。”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后古德里安和装甲兵总监部人员按照事先商定，来到美军军营。古德里安主动向美军亮明了身份，并要求对方善待自己的部下。

鉴于古德里安和他的部队并没有在战时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所以古德里安只被关押了三年，于1948年被释放。

出狱后的古德里安身体状况很不好，心脏病越来越重，以至于影响到正常生活。晚年古德里安写了一本传记——《一个士兵的回忆》，这本书出版后反响不错。于是他决定再写一部关于德国坦克部队发展和战术的专著，可惜没能完成。

1954年5月14日，古德里安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