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6年，大宋庆历六年，大辽重熙十五年。
这一年，一个叫张方平的御史台长官发表了重要言论：说到宋朝官员太多，必须裁减官吏。
宋朝刚建立那会儿全国官员只有三四千人，到了真宗时期，这个数字就达到八九千人，仁宗时期就有一万七千多人。尽管多次进行裁撤，但官员数量依旧一路飙升，就像失控的马车难以遏制。
大宋朝为什么官员越来越多，根本裁不掉呢？
一提到官僚制度，我们第一印象就是效率低，人浮于事，贪污腐败，其实不仅现代人是这样的感觉，古代人也是。宋代人王禹偁发现，自己家乡曾经无人担任县尉一职，后来配齐官吏，他们也没做什么事，官员增加反而让百姓负担加重。
但，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和大型国家运行的重要支撑。
中国官僚制成熟的较早，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成型，历经千年的改进，成就了中华文明。官僚制天生就存在自我膨胀冗官问题，这也成为现代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重点。英国学者帕金森称官僚机构会用尽给定的时间和预算资源；虽然官员可能很平庸，但他们为保权自己会招聘更多平庸的助手，导致组织膨胀，这就是著名的“帕金斯定律”。
南宋洪迈给一岁儿子办手续，吏部和地方衙门要求洪迈证明孩子是他的，而且必须提供有无犯罪记录，让人哭笑不得，这也是为遵循规则程序，目标发生替代。现在企业中也有这样“目标置换”的现象，比如企业搞一个销售培训，目标是培训考试结果，也可能是培训人员的到场率。
官僚机构常把维持自身存在当作首要目标，强调分管事项的重要性，争取更多资源，从而推动官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就如马克斯韦伯说：官僚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一种自我扩展和自我维持的内在倾向。
宋代冗官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构建了复杂官制，官员相互牵制导致数量增多；二是大力推进科举制，宋朝录取进士数量远超唐朝，宋太宗一朝录取近万人，整个唐朝才6000多人；三是朝廷实行恩荫制度，官员能让亲戚子弟当官，一人当官可拖带一二十人也做官。
传统观念认为，冗官是因大宋皇帝封官太松，解决办法是裁撤。这就如同胖子减肥，认为胖是因个人意志不坚定，减肥只需管住嘴、迈开腿。但实际上，在面对挑战时古人和我们一样聪明且迷茫，他们反复做出同样选择，或许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方案。
公元617年李渊起兵反隋，打下西河郡和霍邑时，对七十岁以上百姓封散官，有能耐者也一律封官，甚至给不愿打仗的关中来的军人封五品散官。站在李渊的角度来看自己用未来的官位收服人心，比打仗更有效果。他的逻辑是：节省手头资源；对未来资源慷慨，不怕给得多；因为不知自己有没有未来，所以用未来资源解决当下问题。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也出现了滥封官爵，这是需要用大量的官职来维系平息叛乱的将领不再叛乱。从历史上看，隋炀帝、项羽不舍得封官，是历史上的失败者；李渊和刘邦封官大方，成为汉唐开国君主 。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概念：每个人做的都对，但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冗官现象，就是这样的“合成谬误”。
宋代存在冗官现象，即便在建国后，皇帝也会纵容官僚系统扩张。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上台后，因担心武将威胁，设宴劝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用更高职位与丰厚赏赐置换其军权。十二年后，朝廷又给这些人升为名义上的宰相级别。
从另一角度看杯酒释兵权这一事件，虽常被视作赵匡胤仁义之举，却也造成了“冗官”。在王朝正常时期，皇帝出于多种原因也会进行类似“杯酒释兵权”的操作，比如对皇室宗亲、元老、官员子弟、有表现的胥吏以及科考未中的儒生等，用虚职或初级官职安抚，以换取现实的安全利益，长期积累便导致了冗官现象。
“杯酒释兵权”虽存争议，但其核心意义——皇帝赎买、将领交权，是长期且微妙凶险的过程。赵匡胤陈桥兵变后，面对新朝局势不稳，除公开反对的武将外，其余武将和文官班子未作变动，甚至四年后才任用赵普为相。待局面稳定后他开始逐步换人，先从禁军资历浅的将领入手，再到声望高的慕容延钊和韩令坤，最后才拿下石守信等亲近将领，换上绝对忠诚的部下，历时两年才完成这一过程。
由此可见，为消除权力威胁，皇帝愿意以多封官、增加未来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现实危机。这就如同家庭为应对危机不断向未来借钱，最终债台高筑。从这一角度看，古代冗官现象是皇帝解决现实危机的未来代价。一方面，皇权对权力现实安全的追求使其不断向未来推迟危机、堆积成本；另一方面，古人虽精明决策，但最终陷入“合成谬误”。
现代人同样面临臃肿低效的组织问题，人类难以摆脱人性弱点，总在历史中不断轮回，难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