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子
被毛泽东称为“圣人”的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姓墨氏，名翟。据考证，墨氏出于宋微子，为宋微子后裔。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墨子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一名自然科学家。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的文章，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派确实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产生的，墨子的老师应当就是孔子弟子或门人。但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思想家。也许正是这一点，毛泽东一生对墨子有着某种偏爱。
墨子思想对毛泽东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会价值理念。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从人格精神上讲，他那种任侠仗义的豪杰品性、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勤俭苦拙的生活作风、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等，都与墨家有关，在墨家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更为清晰和直接的印证。
青年毛泽东为何潜心研读墨子著作
墨子
墨子思想之所以能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
首先，从时代潮流来讲，近代墨学复兴，为青年毛泽东接受墨子思想创造了特殊的文化氛围。
晚清“朴学家”孙诒让（字仲容）的《墨子闲诂》是公认的清末墨学研究的重要作品，梁启超曾说：“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
自孙诒让发表《墨子闲话》一书以来，尘封近两千年之久的墨学，在一大批执舆论之牛耳的学者、思想家的热情发掘和阐释之下，猛然间大放异彩，重新恢复了“显学”的地位，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股影响极为深远的墨学复兴思潮。
近代墨学复兴的意义远不止限于学术范围。在近代捣毁“孔家店”的文化背景中，发掘和昭揭墨学独具的现代性因素，成为否定儒学独断权威的重要方式。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儒学与墨学反对之一要点”，是“直捣儒家的中坚，对社会最为有益”。
墨学实属“救时最适之良药”，是“千古之雄识”。墨学的复兴，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在梁启超看来，墨学之所以具有救时之用，就在于墨学的许多思想内容，同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新文化精神是相通的，“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
继孙诒让、梁启超首倡墨学的现代意义后，扬墨辟儒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知识群体的思想共识。易白沙在《新青年》第一卷上发表《述墨》一文，对墨学的现实救亡意义做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指出：“周秦诸子文学，若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墨子矣。”联系到现实的救亡图强运动，易白沙倡言：“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
李大钊也多次著文抨击儒家“距辟杨墨”的“党伐之风”，认为墨家学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陈独秀在驳难尊孔者流以孔教为中国文化唯一国粹时，也一再援引墨学为例证，提出“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
胡适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用两篇共十章的篇幅来论述墨子及墨家的思想，充分展示了墨学固有的显学地位。胡适称墨子为“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精神更为赞赏，认为“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
在总结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方法论时，胡适还提出：“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指墨学流派）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
五四时期，墨学的复兴就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汇聚到一起，成为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者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他们纷纷以墨子的“赖其力以生”比拟社会主义的“人人劳动”，以“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理解“财产公有”，等等。
孙中山就曾把墨子的“兼爱”说误认为社会主义。梁启超也认为，兼爱“这种信条与现代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相符合的”。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1921年写的《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中，直接将墨学等同为列宁的“劳农主义”。
青年毛泽东的挚友、中共第一代理论家蔡和森，也曾将列宁说成是墨学的积极实践者。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说：“……只计大体上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在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精神领袖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潜心研读《墨子》，接受墨学思想影响，在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似曾相识之感，在某些方面以墨学的思想资料来理解、消化马列主义，并积淀在日后的思想中，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从地域文化而言，湘学文化为沟通毛泽东与墨子的精神联系，架起了重要的思想桥梁。
湘学历来崇尚禹墨勤俭之风。近代湘学代表人物曾国藩就相当看重墨学的思想价值，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可师矣，不可弃也”。曾国藩还认为，墨子的诸多方面如“豪侠”、薄利重义、忘己济人、轻死重节，皆“与圣人之道”相合。正因如此，曾国藩曾被正统理学家讥议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学”“混合儒墨”。
青年毛泽东崇拜的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深受湘学濡染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在其传世大作《仁学》中，对墨子的思想价值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惟其尚俭非乐，似未足进于大同。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自足相消，盖兼爱则人我如一，初非世之专以尚俭非乐苦人也。”从人格精神上讲，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风范，对谭嗣同的影响也极为深切，他自称“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的确以自己悲壮的人生归宿达到了这种人格境界。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非常推重墨学，仅在《达化斋日记》中就有许多关于他“看墨子”，及读时人所著的《读墨指要》之类书籍的记载。从杨昌济的读书笔记来看，他基本上持儒墨并重、互为补充的立场，对墨子的诸多价值观念如“仁”“俭”“勤”等更是持完全肯定态度。
曾国藩、谭嗣同和杨昌济都是对青年毛泽东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毛泽东读《墨子》，受到墨学思想的熏陶，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最后，农家出身的社会家庭背景，也极易使毛泽东对反映劳动者利益愿望的墨学产生天然的共鸣。
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热爱劳动，对社会底层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情感有着深切的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农民起义的政治学说的是墨子思想。在体现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墨子思想的熏陶。
少年毛泽东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曾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毛泽东已站在维护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了，这与维护最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墨子思想是一致的。
出身于农家，毕生与农业文化保持精神联系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把墨家优秀的道德规范及令人景仰的人格模式，内化于自己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理想中，并不断加以实践和光大。
墨子的“摩顶放踵”与毛泽东的以天下为己任
墨子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墨子最伟大的精神。孟子曾概括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就是把自己从头到脚磨成粉末都在所不辞。可见，“摩顶放踵”就意味着吃苦。墨子为天下人谋利益，提倡“自苦”精神，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并说“不能如此，不足为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墨子“度身而衣，量腹而食”，“墨突不黔”，四处奔波，一生辛劳。
“摩顶放踵”是一种不畏劳苦、舍身救世的献身精神，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奋斗精神。一个民族是要有灵魂的，墨家文化传统中的这种奋发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是支撑华夏文明的支柱之一，它永远激发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奔走效力。
毛泽东说：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毛泽东舍身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和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与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生追求是一致的。墨子的这种精神对一些接近下层民众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毛泽东，对此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毛泽东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代。毛泽东出身农家，深知民间疾苦，救民于水火之中就成了毛泽东以及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时抄给他父亲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诗，就表达了他一心向学、志在天下四方的决心。
青年毛泽东留下的一些笔记、书信，类似于墨家的生活信条随处可见：“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蔽。”“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这一著名的悲壮的“断腕”之说，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毛泽东把墨子的“断腕”之说加以引申，指出“仁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而首选的是拯救“天下万世”。
青年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同时，也不忘加强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炼。他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就表现了一种刻苦自励、顽强拼搏的精神。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认为发展体育事业是为了增强人们的意志，培养勇猛顽强的精神。“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毛泽东经常到大江大河里搏击风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渊博的知识，顽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为毛泽东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日后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异常艰巨的重任。在漫长的一生中，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繁荣和富强，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赴汤蹈火，鞠躬尽瘁，这与其说是一种圣贤气象，毋宁说是一种典型的墨家风范。
墨子的“兼爱”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
墨子
墨子将社会上存在的等级差别及各种客观矛盾称为“别”，他说：“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是谓天贼。”墨子提出“兼以易别”的主张：“兼即仁矣，义矣”，“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他期望整个社会不分贵贱亲疏，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结成亲密和谐的关系，以达到“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子讲兼爱，常与“利”相提。墨子所谓“利”，非个人的私利，乃“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万民之大利”。这既是圣王之道，又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对于墨子本人来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儒家也讲“爱人”。儒家的“爱人”，是以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由近及远，讲究“爱有差等”。墨子的“兼爱”则不讲差等，不分亲疏近远。相形之下，儒家的“爱人”说易为宗法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接受。
而墨子一反儒家“差等”之爱，主张爱人应该“运施周遍”，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这显然是上古大同社会的遗风。历代农民起义军所高举的，从“等贵贱，均贫富”，到“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正是墨子“兼爱”主义的旗帜。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被墨子的“兼爱”说所深深吸引，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积极评价了墨子的兼爱之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
从人格精神上看，毛泽东相当完美地实现了墨子的“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风范。如果说被青年毛泽东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还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那么，当他自觉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后，就始终以墨子式的胸怀去爱利天下百姓，始终站在底层大众的立场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一生所恪守的信念。
从社会价值理想而言，墨子的“兼爱”的理想社会模式对毛泽东更具有吸引力。无论从早年的“新村主义”和“湖南公社”，到“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根据地，还是从“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人民公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张鲁式”的社会主义，都与墨子所构想的“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理想社会非常相似。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迫切渴望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迅速走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消除了三大差别、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人的思想高尚无私的“大同”式的理想社会。人民公社化期间，毛泽东就表示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与此同时，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一些平均主义的口号和政策，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把当时的共产主义实践，当作了古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平均主义理想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延续。
“大同”理想一般认为是儒家思想，但许多学者考证指出，被儒家纳入《礼记》中的《大同篇》实际上是墨子的思想。因此，毛泽东早年和晚年相当浓厚的“大同”社会理想，正反映了墨子思想对他的一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墨子的“尚力”与毛泽东的崇尚劳动
墨子
墨子十分重视劳动，这与孔夫子的轻视劳动形成鲜明对立。墨子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的整个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简单而朴素的劳动观念上。“力”“强”是个人生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劳动提高到人的本质地位，真正认识到生产劳动的重要性的，首推墨子。墨子的学说为正确评价劳动及劳动者，并尊重劳动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家出身、从小养成劳动习惯的毛泽东，对一切好逸恶劳的观念都深恶痛绝。在《讲堂录》中他就写道“懒惰为万物之渊薮”。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提倡墨子之道，所偏重的正是墨子朴素的劳动观念。
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
毛泽东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非常尊重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这体现在他对劳动模范的重视和关怀中。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就做过关于劳模工作的论述，他说，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评价劳动模范说：“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全国劳模、淘粪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亲切的问候。
汲取墨子“尚力”观之精髓，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的思想观念，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在政治上，毛泽东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主张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在经济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张通过物质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这三条途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在军事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三位一体的思想，总结了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劳动的建设性作用，并对如何规范军队的生产劳动行为进行了阐述。
在教育上，毛泽东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教育的目的和落脚点应当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墨子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而革命领袖毛泽东崇尚劳动则还有另一番深意，他不仅把劳动看作是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而且视为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重要保障。
毛泽东对墨子“节用”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墨子
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节用”。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衣食之财”的不合理现象，提出“节用”“非乐”等主张。“节用”的基本要求是节约生活开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准。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能够利用的资源有限，导致财富极端匮乏，少数人的浪费就会危及多数人的生存。所以，从理论上说，只有节约用度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
墨子认为：“圣王为政，其发令行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俭节”的基本含义就是“无不加用而为者”（“不加”，即“无益”）。墨子主张对财务和人力的使用，都要切合实用，不可无益而费。墨子警告世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节用之法”，把衣、食、住、行限定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范围之内。譬如，衣裳，以“冬加温，夏加清”为限；宫室，以“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为限；舟车，以“加轻以利”为限；饮食，以“足以充虚继气，强肱骨，耳目聪明”为限。
墨家学派的生活作风相当朴素，“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墨子曾对越王说，只要用他的道理治国，自己同老百姓一样“度身而衣，量腹而食”，也就满足了。
墨子提出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思想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是应该大力提倡的美德和必须实施的经济措施。生活节俭不仅能使人克服经济困难，而且有助于道德修养，有助于人格完善。
毛泽东从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设计和展望，无不鲜明地体现出墨家“节用”“非乐”的色彩。
毛泽东一生都过着墨子式的简朴生活。作为农家子弟，他从小就秉承了世代所恪守的节俭、勤苦的传统。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这样的话：“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在求学期间，忍劳苦，制奢欲，简朴过人，曾经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在组织新民学会时，毛泽东还特意以“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章程。
毛泽东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近乎苛刻的节俭生活，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安定的日子里，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一作风。无论是他穿过的衣服、鞋子，还是他日常的饮食菜谱、生活用品，无不显示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毛泽东遗物中有许多震撼人心的物品，例如73个补丁的睡衣、54个补丁的毛巾被、连鞋匠也不愿意再补的皮拖鞋，所谓的“高级补品”只是维生素和葡萄糖等，这一切，都向世人展示了伟人毛泽东过着甚至比普通人还要节俭的生活。
毛泽东如此节俭，并不是为家庭成员聚敛财富，而是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节省资源。毛泽东遗物中有两瓶用剩的牙粉，他一生都用这种便宜的牙粉，他曾说：“牙粉还是会生产的，因为还有人用它嘛。
今后如果每个人都用上牙膏了，我就不再用牙粉啦！”可见，他节俭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消耗，为国家建设节省每一分钱，让全国人民早点过上富裕的日子。
墨子把节俭看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国策，毛泽东汲取了墨家文化的这一精华，他不仅仅把节俭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宝，而且把这种思想提升到治国的高度。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靠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又强调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一个要坚持几十年的长期方针：“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正是依靠毛泽东制定的“勤俭建国”这一方针，人民共和国医治了几十年战争的创伤，很快甩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墨家“节用”思想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民性内涵，提出：“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这实际上就是关于官吏要勤政廉洁的政治主张。墨子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廉政思想的精髓是要求统治者实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政策，不搞特殊化。而毛泽东的节俭，另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的清正廉洁上。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拟在毛泽东故居旁建一栋新房子，同时修一条由湘潭至韶山的公路。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于1950年9月20日给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王首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毛泽东为全党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墨子“兼士”人格与毛泽东对党员品格的要求
墨子
墨家学派是具有舍己为人式宗教情怀的战斗团体，其道德标准远远超过维持日常人际关系的尺度。墨子塑造的“兼士”，是人类通往大同境界的理想的人格载体。
墨子将“士”分为两类：自私自利的“别士”，大公无私的“兼士”。《墨子·兼爱下》中说：“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
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在墨子看来，“别士”不把朋友当作自己看待，也不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看着朋友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别士”自私冷酷，没有爱心，心里只有他自己。而“兼士”则不同，他把朋友当作自己看待，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对待朋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完全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兼士”大公无私，博爱众人，爱人如爱自己，心里装着全天下人。显然，“兼士”是墨子们对上古大同时代天下为公，没有私人个体与小家庭观念的向往与践行。
墨子期望通过“兼士”来实现墨家的政治主张。墨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兼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墨子对“兼士”的三个要求。“厚乎德行”，要求“兼士”有很好的内在品质；“辩乎言谈”，则体现了墨子对“兼士”在思维辩论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兼士”能言善辩，并通过他们的“上说下教”，推行其主张；“博乎道术”即要求“兼士”博通各种知识和技能，有完成墨家政治目标的实践能力。
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与墨子对“兼士”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员干部品格的塑造，他在延安时代就说过：“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毛泽东指出的这些优秀品质，是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特殊的品格要求，基本点在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与实干的战斗作风、高超的政治见识和精湛的业务能力。这一主张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
毛泽东一再告诫全体党员要向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的方向努力：“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品格，确立了理想人格的典范。
毛泽东希望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完成改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重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提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始终强调共产党人要有正确的道德取向，坚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价值观。
墨子的“尚贤”与毛泽东的“任人唯贤”路线
墨子
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中，“尚贤”思想不仅是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主张中最突出的一点，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子特别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将人才视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认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是否“尚贤”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指出“尚贤为政之本”。
墨子的“尚贤”，最重要的内容是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儒家孔子亦有“举贤才”的主张，但是他更强调“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墨子的“众贤之术”有重大突破，他打破了“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界限，主张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即要“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大力推崇和挖掘“贱民”的能力价值，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
毛泽东非常推崇墨子的“尚贤”人才观。在深信“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毛泽东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和圣人君子所创造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而是由像盗跖、庄屩、陈胜这样最受人鄙视的奴隶和“小人”创造的，是奴隶们的造反和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种人民创造历史的执着信念，如果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远非“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思想所能涵盖的，而只能在墨子思想中找到本源。
墨子第一个明确提出的“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代表着正确的用人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这是对墨子提出的“任人唯贤”原则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不仅十分肯定“任人唯贤”的路线，而且以身作则实践这条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家乡的许多亲友都写信给他，要他帮助安排工作，但毛泽东都一律回信婉言拒绝了。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表兄文南松（文运昌的弟弟）的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56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族姑毛春秀的信中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这些信件，无一不展示了毛泽东心底无私、不搞特殊化的精神风范。毛泽东为执行“任人唯贤”的正派的用人路线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的章法，绝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毛泽东对墨子哲学思想的系统评价
墨子
毛泽东对墨子的哲学思想发表系统的看法，缘起于陈伯达的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发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作为响应，陈伯达写了诸子研究系列论文，《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就是其中的一篇。该文共36000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哲学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对墨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政治上，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文章还说，中华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
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了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这篇文章写就后，陈伯达送到毛泽东那里请教。毛泽东读后很高兴，对陈伯达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就《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看法。信中说：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
（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
（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
（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
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概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