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死前发作到辞世仅45分钟，死前留下两遗憾和四句经典遗言
1872年3月12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南京病逝，享年62岁。这位被誉为＂半个圣人＂的晚清重臣，从发病到辞世仅用了45分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带着两个未了的心愿长眠于世：一个是未能完成左宗棠所托的刘松山墓志铭，另一个是未能亲眼见证公费留美学生启程的历史性时刻。然而，这位功勋卓著的封建官僚并非匆匆离去，他早已将四句意味深长的遗言留给后人：严以律己、专心处事、求仁得仁、好学不倦。这些饱含智慧的箴言，不仅是对子孙的谆谆教诲，更成为后世追寻的精神财富。
平定太平乱世 功成名就身
1860年代初，太平天国运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洪秀全的病逝，让这场持续多年的农民起义走向了尾声。
在曾国藩的精心谋划下，以曾国荃为主力的清军开始对天京发起围剿。湘军将士们日夜奋战，逐步蚕食太平军的外围据点。
天京城内，太平军仓促立幼主，已显败象。外围防线不断崩溃，城内军心涣散，这座昔日的反清重镇即将迎来末日。
攻城战役中，曾国藩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他指挥湘军稳扎稳打，终于攻克天京，彻底瓦解了这场影响清朝统治根基的农民运动。
朝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被封为＂毅勇侯＂。这个显赫的爵位，标志着他已经跻身晚清重臣之列。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继续担任两江总督，驻守南京。他开始着手恢复战乱后的江南文教事业。
在南京、苏州等地，他创办书局，重开乡试。这些措施为战后江南的文化复兴打下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捻军叛乱在山东爆发。朝廷命令曾国藩北上督师，但此时的他已难觅往日锋芒。
湘军主力早已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损耗殆尽，剩下的兵力捉襟见肘。更糟的是，捻军对湘军的战术了如指掌。
原本行之有效的包围战术，在机动灵活的捻军面前失去效果。防线被突破后，曾国藩只得向朝廷承认失职。
最终，这场战役由新崛起的李鸿章接手指挥。对曾国藩而言，这标志着他军事生涯的转折点。
天津教案后，年迈的曾国藩重返南京。此时的他已是体弱多病，心力交瘁。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这位功勋卓著的晚清名臣逐渐淡出了权力中心。对于一个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来说，能够位极人臣、功成名就，已是难得的人生圆满。
未完遗憾铭记 两事难了心愿
1872年的江南，春寒料峭。曾国藩在南京的官邸中，正为两件未完成的心事而忧虑。
这两件心事，一个关乎故人，一个关乎国运。左宗棠托付的刘松山墓志铭尚未动笔，而公费留美幼童计划即将启程。
刘松山是湘军的开国元勋，为曾国藩立下汗马功劳。在平定太平军的战役中，刘松山身先士卒，屡建战功。
战事最激烈时，刘松山在前线阵亡。左宗棠念及故人功绩，特地请曾国藩为其撰写墓志铭。
曾国藩深知刘松山的为人与功绩，本想亲笔写下这篇墓志铭。但朝廷事务繁忙，加上身体日渐衰弱，这篇墓志铭始终未能完成。
另一件心事，则是公费留美幼童计划。这个由他与李鸿章共同推动的计划，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计划的核心是选派幼童赴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些幼童年龄在十二岁到十六岁之间，将在美国接受为期十五年的教育。
为了这个计划，曾国藩亲自参与制定选拔标准。他要求这些幼童不仅要有良好的汉学基础，还要具备过人的学习能力。
选拔工作进行得十分严格。最终，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脱颖而出，准备启程赴美。
曾国藩本想亲眼目送这些幼童启程。在他看来，这批幼童肩负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幼童们即将启程之际，曾国藩的病情突然恶化。
他躺在病榻上，无法亲自为这些幼童送行。这个遗憾，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牵挂之一。
这两件未了的心事，一个关乎私交，一个关乎国运。它们都反映出曾国藩对人对事的责任感。
对于刘松山墓志铭，这是他对同袍战友的承诺。对于留美幼童计划，这是他对国家未来的期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两件心事始终萦绕在曾国藩心头。它们成为他临终前最大的遗憾。
这些遗憾，也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封建官僚，更是一个重情重义、心系国运的人。
四句遗言箴言 传世治学精要
1872年3月12日清晨，曾国藩在南京官邸中召集家人。病榻前，这位晚清重臣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他最后的教诲。
四句遗言中的第一句是＂严以律己＂。这句话来自曾国藩一生的切身体会，他从未因位居高官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每日还是按照年轻时的习惯早起读书。即便公务繁忙，他也坚持写日记反省自己。
＂专心处事＂是第二句遗言。这句话源于他对做事专注的体会，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处理政务，他都全身心投入。
在指挥湘军作战时，曾国藩常常废寝忘食地研究战术。他要求幕僚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反复推敲每个细节。
第三句遗言是＂求仁得仁＂。这句话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践行，在为官从政中始终保持仁德之心。
即便在剿灭太平军的战役中，他也多次下令保护投降的敌军。对待百姓，他更是强调要以仁政安抚。
＂好学不倦＂是最后一句遗言。这句话反映了他对学问的追求，从科举入仕到位极人臣，他从未放下过手中的书籍。
在担任总督期间，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研读经典的习惯。他还经常与幕僚讨论学问，探讨治国之道。
这四句遗言，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为官、为人、求学的深刻道理。它们是曾国藩一生经历的总结。
遗言说完后，曾国藩命人取来纸笔。他想将这些话写下来，作为对后人最后的嘱托。
但就在执笔的那一刻，病情突然加重。他只来得及写下＂严＂字，便再也提不起笔。
四十五分钟后，这位清朝的重臣溘然长逝。他的遗言却被家人牢记，并代代相传。
这四句遗言，不仅成为曾氏家训，更被后人视为修身治学的指南。它们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展现出普遍的价值。
在清朝灭亡后，这些遗言仍然被人们传诵。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封建官僚的遗训，更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遗产。
这些遗言的价值，在于它们既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它们是曾国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身后荣辱浮沉 功过自有评说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这个谥号寓意＂德足以教天下，行足以耸后世＂。
追赠仪式上，大臣们无不叹息这位中兴名臣的离世。朝廷特派官员前往南京料理后事，规格之高前所未见。
葬礼举行时，江南士绅、文人墨客纷纷前来祭奠。曾国藩生前重建的书院，也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然而随着时局变迁，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歧。有人称颂他平定太平天国，拯救清王朝于危难之际。
也有人指责他镇压农民起义，是封建统治的帮凶。这种争议在清末维新变法时期尤为激烈。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推崇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和为官之道。他们将曾国藩的著作列为必读书目。
但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则大为不同。孙中山曾说过，太平天国之败，使中国革命事业推迟了五十年。
民国初期，对曾国藩的研究一度陷入低潮。他的著作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代表，遭到冷落。
直到20世纪30年代，学界才开始重新审视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他的日记和家书重新引起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曾国藩又被定性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见天日。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渐回归理性。他的为人处世、修身治学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特别是他的家书和日记，被认为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这些著作中蕴含的治学方法和处世哲学，对现代人仍有启发。
在当代，曾国藩的评价趋于客观。学者们既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不回避他作为封建官僚的局限性。
他治家格言和修身之道，被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推崇。许多管理学著作都引用他的言论作为案例。
曾国藩的著作被不断出版和再版。他的家书成为畅销书，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读物。
这种评价的起伏变迁，恰恰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认知。曾国藩的功过是非，已超越了个人范畴，成为一面折射中国近代史的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