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武时代是北魏皇权即将衰落还未衰落的微妙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颇可关注的历史事件，诸如元修上台，登基后组织力量对高欢的抵抗，失败后西逃关中等等。这一个个事件，貌似孤立，但是透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到各种势力在当时并没有稳定下来，还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考察其时聚集到孝武帝身边的各种势力，大致可以知道孝武朝廷失败的原因。这些势力虽然是一盘散沙，但并非没有实力。他们大都随着孝武帝来到关中，西魏之所以能够对抗东魏、南朝，没有这些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韩陵之战结束后，高欢没有对尔朱氏主力尔朱兆的军队予以追歼，而是先占据洛阳。其意图是明显的，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高欢面临两个选择：是继续支持起兵时拥立的中兴主元朗，还是支持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据《魏书》：“中兴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疏远，未允四海之心，请逊大位。齐献武王与百僚会议，佥谓高祖不可无后，乃共奉王”。安定王就是中兴主元朗，他自感与皇室嫡系的血亲关系较疏远，因而要求退位。皇帝的正当人选应该从高祖孝文皇帝的子孙中产生，这一推举标准的提出，是高欢集团的策略，是为排除节闵帝寻找借口。

高欢为何要废节闵帝？在讨论废立问题时，大臣綦俊站出来力保节闵帝，他说：“人主之体，必须度量深远，明哲仁恕。广陵王遇世艰难，不言淹载，以人谋察之，虽为尔朱扶戴，当今之圣主也。”在綦俊的辩护之中，他认为血统不是问题，所以没提，他是担忧节闵帝为尔朱氏拥立这个历史瑕疵。正如他所担心的，高欢阵营中也有人对节闵帝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河北士族崔㥄道：“若其明圣，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王。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同样是河北士族的魏兰根也认为：“帝神采高明，兰根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㥄同心固请于高祖，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今若仍立，于理不允。”可见力主废节闵帝的是河北士族。

高欢

綦俊是站在元魏臣子的立场上，认为只要圣明就是好皇帝。河北士族已经看到元魏政权衰落的不可避免，是站在高欢的立场上。废掉节闵帝对于高欢集团是必须的，因为尔朱集团的所有行为都是假借节闵帝的旨意。如果反对尔朱氏不反对节闵帝，这无异于否定高欢起兵的合法性。所以，高欢必须重新拥立皇帝。旧主既然必须抛弃，新帝的人选就应提出讨论。同时也需推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于是，“高祖不可无后”的目标就被制定出来。这一标准排除了元朗与节闵。当时，孝文帝的儿子元悦还在人间。高欢派人到梁朝将元悦接回。但元悦“清狂如故”，精神有点不大健康。于是只能在孝文帝的孙子辈中寻觅。当时“诸王皆逃匿”，只有元修“在田舍”。高欢只找到元修。当“高欢使斛斯椿求帝。椿从帝所亲王思政见帝”时，“帝变色曰：‘非卖我耶？’”不得已高欢只得亲自出马：“陈诚，泣下沾襟”，才使得元修回心转意，同意当皇帝。

综上所述，孝武帝登基的过程与孝庄帝不同，孝庄帝在藩时期就有一批支持者，并在朝野享有盛誉，所以他的上台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而孝武帝是被高欢选中的候选人之一，他完全是被动的。这反映了北魏皇权相对于霸权的进一步衰落。高欢与尔朱氏不同的是，由于河北士族的协助，高欢在拥立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见识。虽然皇权相对于霸权已经完全失去优势，但是皇权的相对独立必然会集结一批势力，于是一场新的较量上演了。

元修登基后，面临困难的选择。他要么做“汉献帝”，默默无闻，专等被废，要么发愤图强，振兴魏朝。这位性格“沉厚”，喜好“武事”的皇帝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形势也对元修有利，高欢羽翼未丰，忙于经营晋阳，无暇控制朝廷。这就给了元修以时机。而在其时，正有一股势力对高欢耿耿于怀。这就是高欢的老同僚——尔朱氏的残余势力。《北史・薛孝通传》记载了薛孝通对当时形势的分析：“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然公两兄太师、领军，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鹄、贾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吒烈延庆之徒，于尔朱之世，皆其夷等。韩陵之役，此辈前后降附，皆由事势危逼，非其本心。在于高王，曹操之孔融，马懿之葛诞。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虽令孙腾在阙下，娄昭处钩陈，必不能如建安之时，明矣。”

高欢的亲信封隆之也看到同样的问题：“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中复乖阻，及讨仲远，又与之同，猜忍之人，志欲无限。又叱烈延庆侯念贤皆在京师，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构祸隙。”薛孝通是贺拔岳的幕僚，封隆之是高欢的智囊，两个人从不同的立场分析了当时的政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曾经与高欢名位相当的尔朱将帅成为高欢控制朝廷的主要对手。而高欢要建设晋北军事基地，无暇南顾。这样孝武帝就成功地与尔朱将帅联合了。斛斯椿、贾显度、贾显智、叱烈延庆、樊子鹄、侯深、贺拔岳，其传记集中于《魏书》卷八十。可见在《魏书》的作者看来，这些人具备相似的特征——都是与高欢作对的尔朱氏的亲信大将。

《魏书・出帝纪》和《北史・魏孝武帝纪》记载斛斯椿出任孝武朝廷的领军、侍中，当时“军谋朝政，一决于椿。”叱烈延庆时任中军大都督，贾显度曾任尚书左仆射，这些人就是薛孝通所说的“或在京师”的那批人。贾显度曾任行徐州刺史东道大行台、雍州刺史西道大行台，贾显智曾任沧州刺史，樊子鹄任兖州刺史，侯深任齐州刺史，元贵由任青州刺史，大野拔任南青州刺史，斛斯元寿任豫州刺史。这些人就是薛孝通说的“或据州镇”。沧州、齐州、青州、南青州、兖州、豫州毗邻，都在黄河以南，在形势上形成了与高欢控制的河北诸州的对峙局面。

贺拔岳

不过，当时兵力尚可与高欢一决的只有贺拔岳兄弟，他们自然是孝武帝拉拢的对象。《魏书・贺拔胜传》记载：“太昌初，拜领军将军，余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纳斛斯椿等谗间之说，将谋齐献武王，以胜弟岳拥众关西，仍欲广为势援，除胜使持节、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孝武帝将贺拔胜安置于荆州是想与贺拔胜弟贺拔岳的关陇辖区连接，形成一个较为有实力的后方。

尔朱天光出关之后，关陇实际由贺拔岳控制，成为较有实力与高欢抗衡的人物。因而孝武帝对待他就相当殷勤。《北齐书・高乾传》记载：“及武帝置部曲，乾乃谓所亲曰：‘主上不亲勋贤，而招集群竖。数遣元士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外示疏忌，实欲树党，令其兄弟相近，冀据有西方。祸难将作，必及于我。’”这是高乾对孝武上台后的时局变动的分析。所谓勋贤指高欢，群竖指尔朱将帅及其他亲附孝武的大臣。

贺拔岳控制了关陇地区，加上其他尔朱将帅所控制的河南州郡，就对高欢形成了环状的包围。《北史・魏孝武帝纪》记载：“帝内图高欢……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可见尔朱将帅的这种分布是斛斯椿与孝武帝的战略部署。

《魏书・出帝纪》载，中大通六年（534年）五月，“时帝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谄佞间阻，贰于齐献武王”。这就是说，孝武帝的核心成员是这四位。魏光无考。斛斯椿原是尔朱氏亲信，元毗是宗室，王思政是洛阳官僚出身。也就是说洛阳官僚和宗室也是孝武帝倚重的势力。先看洛阳官僚。个别洛阳官僚早在孝武为藩王时就与之订交了，比如宇文显和与王思政。《周书・宇文神举传附显和传》说宇文显和，“魏孝武之在藩也，显和早蒙眷遇。时属多难，尝问计于显和。显和具陈宜杜门晦迹，相时而动。孝武深纳焉”。王思政，“时魏孝武在藩，素闻其名，颢军还，乃引为宾客，遇之甚厚”。

从宇文显和父祖的历官看，这个家族是鲜卑贵族家庭。王思政的父祖历官不详，可能是假冒太原王氏，然观其起家官，可能出自中级官僚家庭。孝庄帝为藩王时多与士族子弟交往，而孝武帝则多与有武功韬略者来往。从这种差异可看出孝庄帝性好风雅而孝武帝性喜武事。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其实反映了时代的不同。

元修

孝庄帝在藩时，天下还算承平，洛阳的汉化已达顶峰，在这一种氛围之下，孝庄帝自然会与士族为伍。而孝武帝封王在中大通二年（530年），其时已经历了尔朱氏残害百官，宗室自然看到了武力在乱世中的价值。所以孝武帝就极力拉拢武人。孝武帝登基之后，宇文显和与王思政成为其心腹。史称孝武帝以显和，“藩邸之旧，遇之甚厚”。对于王思政，“委以心膂”。

孝武帝在位时洛阳的鲜卑贵族也加入了孝武帝阵营。魏初的功臣长孙道生的后代长孙稚、长孙子彦也是孝武帝倚重的人。《魏书・长孙稚传》说：“出帝初，转太傅，录尚书事。以定策功，更封开国子……出帝入关，稚时镇虎牢，亦随赴长安。”“出帝与献武王构隙，加子彦中军大都督、行台仆射，镇弘农，以为心膂。后从帝入关。”

宇文测、宇文深兄弟的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父骐驎、父亲永，其具体历官不详，但从世系推断，应该是随道武帝入塞的小贵族。宇文测 “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及魏孝武疑齐神武有异图，诏测诣太祖言，令密为之备”。从宇文测的传记可以看出，他已经是汉化了的鲜卑贵族。因为与皇室的婚姻而为孝武帝重用。

以上孝武帝所任用的人物，都是洛阳官僚或其子弟。这些官僚与孝庄帝所任用的人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都具有实际的才干，而且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能力。

在尔朱亲信斛斯椿的策划下，孝武帝初步筹备了军队：“劝出帝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自直阁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又说帝数出游幸，号令部曲，别为行陈，椿自约勒，指麾其间。从此以后，军谋朝政，一决于椿。又劝帝征兵，诡称南讨，将以伐齐献武王，帝从之。遂陈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诘旦戎服与椿临阅焉。”据《魏书・出帝纪》，这支军队数目达到十万人。据《周书・王思政传》，当时王思政拜大将军大都督，“总宿卫兵”。

王思政

洛阳官僚对于孝武帝和尔朱将帅策划的依凭黄河与高欢对抗的战略不是很看好。《周书・王思政传》记载了在高欢率军队南下压迫孝武帝时，王思政对孝武帝的一段时政分析：“高欢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御万夫。且士马精强，粮储委积，进可以讨除逆命，退可以保据关、河。宇文夏州纠合同盟，愿立功效。若闻车驾西幸，必当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资，因已成之业，一二年间，习战阵，劝耕桑，修旧京，何虑不克。”在这里，王思政没有提到尔朱将帅的势力，可见他对这股势力不太看好。

他认为单靠洛阳的军队不足以对抗高欢，必须依靠关陇的宇文泰。同样是孝武帝亲信的宇文显和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及齐神武专政，帝每不自安。谓显和曰：‘天下汹汹，将若之何？’对曰：‘当今之计，莫若择善而从之。’因诵诗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关之策。”宇文显和也赞成孝武帝依靠宇文泰对抗高欢，看来对于尔朱将帅也不是很信任。

派往关陇与贺拔岳联系的元士弼是元魏宗室。而宗室也是孝武帝重用的人群之一。例如元毗，《北史・元毗传》载，“武帝之在藩邸，少亲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于卧内”。是心腹。孝武时宗室的任职情况如下：尚书令：元罗、元宝炬；录尚书事：元谌；尚书左丞：元玄；给事黄门侍郎：元昭业；直阁将军：元景暄；卫将军：元昭业；中军四面大都督：元宝炬；司州牧：元湛；河南尹：元仲景；青州刺史：元贵平；梁州刺史：元罗；北徐州刺史：元忻之；兖州刺史：元嶷。

由以上任职可以观察到孝武帝力图让宗室掌握尚书省、中书省、禁军、洛阳及河南地区的意图。孝武帝似乎对尚武的宗室特别亲任。史称元贵平“人才险薄”，孝武帝的心腹元斌之“性险无行”。可见孝武对于宗室不能掌握兵权是不满意的，所以力图在宗室中寻找军事人才。在孝武帝的支持下宗室与高欢势力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状态。 《北史》记载元宝炬“性强果，始为太尉时，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欢之党，骄狎公卿。因公会，帝劝酒不饮，怒而殴之，骂曰：‘镇兵，何敢尔也！’孝武以欢故，免帝太尉，归第，命羽林守卫，月余复位”。元宝炬之殴打高隆之是在中大通四年（532年）六月，孝武帝登极两个月之后，算是对高欢势力的一种反抗。

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孝武帝和高欢都比较克制，但对各自的亲信都持袒护的态度，因而冲突不断发生。宗室元玄，曾“依法举劾”高欢的亲信孙腾，“当时咸为玄惧，出帝重其强正，封临淄县子”。约在中大通六年（534年）二月，孝武亲信与高欢亲信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迫使高欢亲信娄昭等人逃回到了晋阳。在反高浪潮中宗室是急先锋。

虽然孝武帝成功地集结了一批社会势力，但他争取山东士族的努力失败了。这里所提之山东士族，专指与高欢结盟对抗尔朱氏的山东士族。孝武帝称帝后，这些大族人物一般在洛阳政府出任要职。这一批有深厚地方势力背景的大族显然会引起孝武帝的关注。但是二者的关系却陷入了怪圈之中。孝武帝最先与原尔朱将帅联盟。但山东士族是在反抗尔朱氏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山东士族与尔朱将帅的关系不可能融洽。高欢在羽翼未丰之时，对山东士族竭拉拢之能事，但尔朱氏败亡后，高欢对强大的山东士族的态度也变得暧昧。夹于孝武帝与高欢之间的山东士族处境艰难。

北魏孝武帝当时拉拢高乾，高乾依违于孝武帝与高欢之间，遂被高欢抛弃，被孝武帝赐死。高乾之死，使得山东士族对于孝武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孝武帝对于山东士族的不合作态度失去了耐心，任由斛斯椿对其疯狂打击。封隆之“后为斛斯椿等构之于魏帝，逃归乡里。高祖知其被诬，召赴晋阳”。魏兰根的处境颇窘，史称“高乾之死，兰根惧，去宅，避于寺。武帝大加谴责，兰根忧怖，移病解仆射”。崔㥄“居门下，恃预义旗，颇自矜纵。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因逃还乡里，遇赦始出。高祖以崔㥄本预义旗，复其黄门”。

山东士族受到孝武压迫时并没有逃往晋阳，这与高欢心腹孙腾、高隆之的动向不同，说明了山东士族与高欢之间未始没有隔膜，所以不敢贸然去投，怕落得高乾的下场。高欢明白山东士族仓惶的心态，就出面予以保护，将其势力收归幕府。孝武帝因为处理失当，也就失去了山东士族的支持。

没有吸收到山东士族，孝武帝手中可以与高欢一决的就只有尔朱将帅了。斛斯椿的计划是，由宇文泰控制关陇；贺拔胜控制洛阳正南、西南地区；樊子鹄任兖州刺史，侯渊任齐州刺史，大野拔任南青州刺史，元贵平任青州刺史控制河南地区。从关西、河南夹击高欢所控制的河东、河北地区。如果以上将领能够服从孝武政权统一调配，同仇敌忾，即使不能消灭高欢，也足以形成相持局面。

不过，这些武人都只想割据称雄不肯与孝武帝精诚合作。河东豪族裴侠对宇文泰的动向有一段分析：“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已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抚之，恐是‘据于蒺藜’也。”也就是说宇文泰势力已经独自发展，不可能归附元魏政权了。贺拔胜也一心自保，不肯为孝武帝出力。

元修

《周书・卢柔传》载：“孝武后招胜引兵赴洛，胜以问柔。曰：‘高欢托晋阳之甲，意实难知。公宜席卷赴都，与决胜负，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接关中，带甲十万，观衅而动，亦中策也。举三荆之地，通款梁国，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胜轻柔年少，笑而不应。”从二人的对答看，贺拔胜实际上是十分犹豫的。《周书・贺拔胜传》说他率兵到达广州后就“犹豫未进，而帝已西迁”。孝武帝因而未获贺拔胜的支援。侯渊也是左右摇摆，想坐收渔利：“与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密信往来，以相连结，又遣间使通诚于献武王。”

由引文可知，宇文泰、贺拔胜、侯渊都只打各自的算盘，并不愿同心协力对抗高欢。于是，孝武帝就只能西逃关中。高欢乘中原群龙无首各个击破，使势力延伸到整个华北平原。

孝武帝登基之后立刻获得元魏忠臣的支持，并且反高欢势力也迅速地集结在孝武的周围。从表面看来他具备了与高欢抗衡的实力。事实上，孝武集团中掌握实权的是拥兵自重的尔朱将帅。这些人既不想团结在孝武周围，更不想齐心协力对抗高欢，他们就是拥兵自重，坐以待变。所以孝武集团从全局看是一盘散沙，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孝武核心集团却未必是无能的。这个团体从一开始就注意军队问题，并且初步形成了让高欢必须全力应对的武装。其次，构想了联合关陇、河南的军阀与高欢划河对峙的战略。这是很高明的设想。再次，支持孝武帝的人物大多数为北魏的中低层官僚。这些官僚大都具备实干的精神，所以孝武集团显得有活力。这种活力后来注入了西魏北周，使得相对较弱的西魏北周得以度过艰难。

东西魏对峙示意图

在与孝武帝对抗的过程中，高欢虽然胜利了，但是孝武帝的西逃立即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高欢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西魏政府，而不是军阀宇文泰。这个失算无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孝武集团的不屈使得高欢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孝武帝来到关中后很快被宇文泰杀害，西魏被宇文泰控制，从此皇权彻底成了表示正统的幌子，实际上并没有权力。历史进入了霸府政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