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叙事，是人类对世界毁灭的想象产物；而想象的基础，正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

现代文明在科技的渗透之下，隐含着自我毁灭的因素。

人类社会的崩塌、历史文明的终结，许多科幻电影流露出强烈的“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情绪，其主体思想是对未来社会“不美好”（Not-goodplace）的忧虑和恐惧。

科幻电影作品常常借助描绘未来空间的方式，来反映当下的社会现状。

末日叙事空间，更多是为了思考当下社会问题而营造的幻景，是对现代生活中的人们紧张、焦虑情绪的艺术回应。

人们常常有一种征服自然的渴望，而人们索取各种自然资源的工业活动深深影响着大自然，森林消减、土地沙化、海洋赤潮、大气污染、温室效应，不少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一些稀有动植物的物种也渐渐趋于灭绝。

技术带给我们便利，但大自然的资源枯竭与生态危机正在提醒我们，警惕技术滥用。

关于人类应当如何在大自然中自处，以及人类的集体命运应当何去何从的思考，不仅在环保领域引起了重视，也在包括电影在内的多种艺术领域引起了讨论。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不难发现许多作品或多或少都展露出生态主义批判色彩，它们通过书写末日世界中资源枯竭与生态危机对人类的消极影响，试图唤起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警示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尊重自然，守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中一种叙事方向是讲述变异动物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威胁。

电影《猩球崛起》系列、《侏罗纪世界》系列、《哥斯拉》系列等，都是这一类主题电影的典范。

《猩球崛起》讲述猩猩因受人类实验研究而变异的故事，《侏罗纪世界》讲述人类做基因研究而复活了恐龙的故事，《哥斯拉》则是讲述远古生物受到人类核污染而变异的故事。

这些电影具有深厚的生态反思情结，能够向观众传递出一种观念：如果没有人类过度的工业活动，这些动物按照自身进化的节奏，并不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变异，继而危害人类社会；而人类对科技的过度滥用，最终将使人类遭到自然生灵的报复。

另一种叙事方向是讲述变异植物导致人类生存困难。

如电影《灭顶之灾》（TheHappening，2008），便如同一个关于当代环境危机的寓言，电影设定了植物大规模释放神经毒素，人类吸入这种毒气就会停下脚步、纷纷自杀的科学依据。

故事结局看似皆大欢喜，男主角勇敢地穿越草地，和家人团聚，灾难也戛然而止，但在影片的最后，人们又忽然地停下了脚步，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危机即将到来。

而电影《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中的末日灾难，根源问题也在于植物，人类即将灭亡是由于植物的枯萎病盛行，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地球被铺天盖地黄沙的掩盖，不见绿意。

植物问题引发的粮食短缺与氧气枯竭，使全体人类即将面临饿死与憋死的命运。

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的植物危机，往往给观众带来一种静谧的、渐进的窒息感，它不像动物危机那样因为空间被变异生物大规模破坏而显得轰轰烈烈，但其营造的末日恐怖氛围并不亚于动物危机，甚至用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入到原本极易被我们忽略的植物范畴当中。

还有一种更为宏观的叙事视野，将末日原因归为生态大环境的消极变化。

如电影《明日之战》（TheTomorrowWar，2021）便是从温室效应入手，讲述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怪物因地球冰川融化而苏醒，继而危害四方的故事。

再如电影《后天》（TheDayAfterTomorrow，2004），也是从温室效应入手，讲述气候骤变之下的地球进入冰河时期的故事。

这些电影将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指向人类自身，表露出环保主义的思维方式。

“明日”“后天”，电影名称将观众的思绪引向不远的将来，通过展现未来末日世界中人们的艰难处境，抛出一个个亟待人们思考的问题：真正的“明日”“后天”会变得怎样？生态危机是否已经到来？

如果人类再不关注生态环境，电影中那些恐怖的末日场景，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二、阶级分化与贫富差距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混乱的情节，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屡见不鲜。

在极端条件的末日空间中，贫富矛盾更加凸显。

电影《艾利之书》（TheBookofEli，2010）中，黑帮头目凭借武装力量垄断了地方水源，拥有末世之中的权力与大量财富，而委身于黑帮的一众小角色，都是供头目随意使唤或牺牲的低等人。

电影《嗜血破晓》（Daybreakers，2009）中，蝙蝠瘟疫导致大规模人类变成吸血鬼，这些吸血鬼如果不喝正常人类的血液就会逐渐蝙蝠化，而小部分自带抗体的正常人类或躲藏着，或沦为吸血鬼的血袋，被抽干血液供人吸食。

电影《末日危途》（TheRoad，2009）中，世界大饥荒，底层人被剥夺了所有财富，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如蝼蚁般苟且着，等待着自己将被当作食品加工原材料的命运。

这些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如同一面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倾向，成为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生动写照。

影片用大银幕向观众艺术再现了不同阶级角色在末日之下所遭遇的不同生存境况（尽管电影中的底层阶级往往只是作为中产阶级的陪衬），隐含着电影对现实世界中贫富差距过大等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阶级分化不仅用于表现人类自身的社会，也延伸到人类之外的群体中。

电影《活死人军团》（ArmyoftheDead，2021）中的丧尸社会等级森严，被尸王亲口咬过的人，会变成“阿尔法”丧尸，不仅拥有智力，甚至拥有群居和繁殖的能力；而被“阿尔法”丧尸咬过的人，则会变成低等级的丧尸，虽然具备继续咬人的意识，但智力低下。

三层等级的设定使得丧尸角色分类更加细化，充满了社会阶级分化的隐喻。

除此之外，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对外星生物社会的描述也带有阶级色彩，其中一种倾向便是将入侵地球的外星生物的社会结构想象成虫群结构。

如电影《独立日2：卷土重来》（IndependenceDay:Resurgence，2016），外星人长相形似昆虫，而人类一旦杀死了虫形女王，其他外星人便一哄而散；电影《安德的游戏》（Ender'sGame，2013）中，外星人的形象也是昆虫，虫族女王是整个虫群的最高领袖。

这些简单化的社会结构设定便于在一部有限时间的电影中阐述清楚，便于观众理解，并能够通过极致化的末日灾难呈现，引发观众对人类自身社会分化问题的观照。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当代叙事学理论转折的特征总结为三点：

多样化、政治化与解构主义——多样化意味着叙事学的方法不断适应新的要求；

政治化反映为许多叙事问题总是与特殊人群（如性别、种族、民族）或话语类型联系起来；

解构主义则是一个范畴更广的概念，它代表着打破传统界限，释放被压制的差异，对抗非正当的教条与霸权。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空间思潮在本质上具有共通之处，都主张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与包容。

新世纪以来的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叙事受到后现代主义与空间转向的影响，表现出对单一化、机械化的工业文明的迷惘、质疑与反思。

新世纪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除了关注人类自身所处的空间，也更多地探讨了人类与其他多元主体空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动摇。

如电影《嗜血破晓》（Daybreakers，2009）中的正常人类，数量不到人类总体的5%，并不是电影表现的主体，他们的生存空间也被急剧压缩。

影片中的绝大多数人类都因感染了蝙蝠瘟疫而成为吸血鬼苟活着，电影叙述吸血鬼如何吸取小部分正常人类的血液用以维生，重点呈现两类人群的冲突。

电影将正常人类置于叙事的边缘位置，而从一个有良知的吸血鬼男主角的角度，展开对末日社会深层矛盾的探讨。

这种“主流”+“异常”与“非主流”+“正常”的混搭，体现出深刻的讽刺意味。

再如电影《猩球崛起》（RiseofthePlanetoftheApes，2011），讲述了黑猩猩被人类用于药物实验而导致基因变异，继而进化为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种族，从此开始争取自身的权力，与人类拉开战争序幕的故事。

在《猩球崛起》系列电影中，故事主体是黑猩猩而不是人类，人类总体上沦为一种负面形象，展露着贪婪的本性——为了榨取能源，漠视生命，无休止地破坏自然环境。

电影不再延续人类主体的惯性思维，而将人类与黑猩猩的视角作了对调，人类沦为边缘化的“低等族群”，而黑猩猩及他们的生存空间则被重点叙述。

这一立场的戏剧性转换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影片用对立的视角重新看待我们人类群体。

虽然这样的角色置换并没有从根本上逃脱人与非人二元对立的桎梏——人类显得没有“人性”。

黑猩猩却变得更为“人性”，影片仿佛在创造另一个“人族”崛起的传奇，但电影叙事的内容诠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瓦解，并以此警醒人类及时审视自身，以免遭遇灭顶之灾。

与《猩球崛起》相比，《降临》（Arrival，2016）则巧妙地绕过了主体思维的陷阱，将人类与外星人的地位看作对等的。

电影中，一位语言学家不断登上空间奇特的外星飞船，研究外星生物的语言表达，探索外星语言的奥秘，并最终化解了这场有关地球存亡的外星生物危机。

人与非人的关系在互动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最终通过沟通实现了共赢。

《降临》中人与非人的关系是非二元化的，由此传递出一种相互依存的互动意涵，表现出从主体性走向具有交往理论视野的主体间性。

对后现代人类的诠释，电影《安德的游戏》（Ender'sGame，2013）的结局表现得更加深刻。

作为人类军团领袖的安德，打赢了与虫族的战争，毁灭了虫族的母星。

然而安德最后却独自与虫族女王交流，自行带着虫族女王的卵，脱离了人类群体，开启新的宇宙航程。

安德的行为看似是人类的“叛徒”，但电影将安德刻画为一位肩负使命的英雄。

正如“当人类违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立场时，便是‘反人类’的，而遵循了这个终极立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安德“反人类”的态度反映出的是一种悲悯的情怀，而这反而成为他身上最具“人情味”的部分。

如果说上述影片还只是温和地展现超越主体的生态视角，那么电影《湮灭》（Annihilation，2018）便是在用更加前卫大胆的方式表明后现代生态主义的立场，更为激进地挑战观众的主体思维。

电影中被“闪光”笼罩的X区域中的生物从始至终一直在发生基因变异，各类变异生物共同呈现出既美丽又惊悚的生态景观。

然而电影并不意图将诡异的X区域划入人类阵营的敌对方。

“闪光”本身并非邪恶，它只是加快生物进化的一种方式；代表了生态内在演化机制的“闪光”，对X区域内的生物而言，作用是双面性的，即虽然变异产生了消亡，也带来了新生。

电影中，生物加速演化过程的具象画面极大挑战了人们惯性的“主—客”二元思想，通过异样的视觉空间为观众带来精神冲击，并借此反对以“人类主体”为视角所建立的批判路径和行为准则。

X区域呈现出的不稳定性、流动性与混合性，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多元价值不谋而合。

《湮灭》在对人类空间、非人生物空间、自然环境空间多元共生观念的重申中，凸显了后现代人类的对自我认同的怀疑。

影片用人类新形式的灭亡与新生，进一步动摇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抨击。

新世纪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正从后人类叙事的角度切入，追求更为平等的价值体现，探索“种族、性别、自然与文化等传统二元对立的消解”。

这些后现代电影对主体刻画的全新尝试，传递出生态批评的意涵，表现出人们对“他者”空间的更多关注，以及对人类终极意义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