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与变革。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特别是他从书籍和新思想中汲取力量，决心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尤其令人瞩目。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逐步摆脱了清末的烂摊子，走向了自主与复兴。那么清朝灭亡后欠外国的钱毛主席是如何解决的？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当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时，毛主席及其领导团队已经面临许多遗留问题，其中最棘手的便是历史上的外债问题。清朝末年的巨额赔款不仅负担沉重，甚至在民国时期仍在继续。从孙中山先生不情愿地承担清政府赔款义务，到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政府，中国不得不继续在财政困境中艰难支付。

1931年中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支付了巨额赔款。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国人意识到，多年的偿债仅仅加剧了侵略者的野心。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了国民政府最终停止对日赔款，尽管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特权依旧存在。

面对这一现实，毛主席断然决定切断与过去沉重赔款的联系。他坚信，要清除历史上的旧债务，首先必须清洗国家内部的“脏东西”，为国家带来新的面貌和尊严。他公开表示：“要建设新家园，就必须彻底清理旧账。我们必须让这些过去的赔款成为历史，不再让人民为旧世界的错误支付代价。

这一强硬立场虽然在中央领导中引起了争议，一些人担心这会引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报复。但毛主席认为，这是脱离西方控制，实现真正独立的唯一途径。他的这一决策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新的形象和自信。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堵随之而来，但中国没有屈服于外部压力。反而利用这一机会加速自身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最终使得西方的一些国家因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而遭受经济困境。

到了2020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事件再次考验了中国的立场。一名众议员要求中国偿还由清政府发行债券产生的债务，尽管这些债券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却被高估至1.6万亿美元。这一荒谬的要求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再次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和自强的国家，不再是过去那个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那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负债累累的呢？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继承了庞大的外债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对外交往政策。特别是在乾隆皇帝时期，他在1793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拒绝了开放贸易的请求，这封信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中公开展示，信中的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互通有无”成为著名的一幕，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初步隔阂。

乾隆皇帝的这一决策反映了他对外界现代化进程的认知误区，这主要受到了明末严格的海禁政策影响。虽然海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海盗的侵扰，却也使得清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大为减少，导致中国错失了与国际社会互动、共同进步的机会。

称颂为“康乾盛世”的清朝中期，实际上是内忧外患并存的一个时期。康熙帝通过连年的征战确立了广阔的疆域，但也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力。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虽有一定的财政积累，但随后的乾隆帝却以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和频繁的南巡，再次消耗了国库中大量的财富。

清朝的财政困境与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对民众的重税和横征暴敛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清政府不得不动用重兵镇压，军费和人力损失巨大，国家的经济基础遭到进一步削弱。

英国的坚船利炮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迫使清政府开放国门，签订《南京条约》。虽然初次赔款2100万银元，约合1470万两白银，对于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清政府而言，这笔钱的支付仍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清政府在太平天国的动荡中，为了镇压内乱不得不继续依赖外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1853年清政府第一次以海关税收为担保，正式向外借款，这开启了依赖外债解决财政危机的先例。从此每当面临财政困难，清政府的首选便是向国外寻求资金援助，逐渐累积成巨额的外债，为后来的政权所继承。

在1856年，当英法联军首次挑战清政府的主权时，广州的袭击迫使中国签署了《天津条约》，同意支付60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只是帝国列强压迫下的一个开始。

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政府延迟赔款支付，英法联军决定用武力逼迫清政府屈服，这导致了北京的沦陷和圆明园的毁灭。结果，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北京条约》，除了割让领土外，还需要额外赔偿2100万两白银。

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让其对清朝索赔金额翻倍，从3亿两降至2亿两白银，尽管李鸿章的被刺事件有所影响。到了20世纪初的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再次让北京陷入混乱，慈禧太后逃离京城。

八国联军的无情破坏后，李鸿章再次被派出与列强谈判，《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接受了高达4.5亿的赔款，最终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总额达到惊人的9.8亿两白银。

所以的赔款加起来累计达到了1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每位清朝百姓需要支付2两银子，而普通百姓年收入仅为6两银子。晚清时期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大约8000万两白银，表明清政府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的全部财政收入才能偿还这笔巨额债务。这使得国家在遭遇自然灾害如旱灾或洪水时，几乎无力提供任何救援。

清政府为了筹措这些赔款，采取了极端措施，包括将几乎所有的关税和盐税都抵押出去，几乎丧失了国家的财政自主权。自鸦片战争结束后至1944年，中国海关税务长官一职更是由英国人掌控，这种屈辱的现象持续存在于晚清、北洋政府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为了赎回这些财政自主，清政府不得不在国内征收重税，同时向国外进一步借贷，如通过俄、法、德三国贷款来支付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两银。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远未能缓解财政压力，反而使清朝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最终崩溃，留下了庞大的外债给后来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为了稳定政权，选择继承了所有清政府的外债，继续通过出卖资源和权利以筹措军费和偿还债务，例如段祺瑞向日本大量借贷以维持其军事统治，进一步将国家推向财政的深渊。

清朝的垮台留给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是因不平等条约累积下来的巨额外债。在这种压力下孙中山和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采取了对西方列强采取示好政策，以求稳定内部形势，避免中国沦为殖民地。

为此北洋政府承担了清朝遗留的所有赔款责任，希望通过外交渠道和国际倡议，寻求减免或推迟偿还债务的可能。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中华民国政府便利用这一机遇宣布停止向德国支付赔款。

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争取邻国支持，提供了给中华民国政府一个五年的缓冲期，这为中华民国减轻了不小的经济压力。1924年，苏联与中华民国进一步达成协议，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这些资金专门用于教育与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美国成为了第一个完全取消赔款并退还已支付赔款的国家。这一决策的背后有一个被历史忽略的英雄，梁诚，他是当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梁诚凭借对美国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深刻理解，发现了美国社会对庚子赔款的争议，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外交努力。

幸运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了这一提议，说服了国会终止赔款，并退还了1160万美元。美国政府还特别指定这笔款项用于教育事业，促成了清华大学的发展。

美国的这一行动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许多国家因利益驱动最初选择保持沉默，但苏联的加入改变了局势。英国、法国等国家在1930年也开始退还赔款，这一系列动作显著减轻了中华民国的外债负担。

直到1931年，日本以所谓的“满洲事变”作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距离清朝赔款结束支付的约定时间尚有不多年份，让中国人意识到，日本利用赔款作为经济杠杆，再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攻击。实际上，赔款几乎成了日本军事扩张的部分资金来源。

随后，世界战火纷飞，日本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国经历了数年的抗日战争和国内的内战，终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立了新中国。

毛主席对于这些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问题，采取了彻底的解决方案。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建了新房子，要从内到外好好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这象征着新政府决心摆脱旧时代的枷锁，重新确立国家的自主权。

基于国际法中“恶债不偿”的原则，新中国政府废除了所有由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断然拒绝承认这些历史债务。毛主席东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已经还的够多了，绝对不会再出一分一毫，那些欠款，谁承认就让他们找谁要去！”这一声明表明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定立场和自主性。

当新中国成立后它表明了一个清晰的立场，不再为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赔偿责任买单。这种决断展示了新时代的自信，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重视主权和尊严的坚定态度。毛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明确表示，历史的债务由其时的政府和那个时代的国际力量结构负责，新时代的中国将不再承认这些不公平的负担。

特别是在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中国展现了独立自主的风范。例如，在1979年的债务争议中，美国尽管对中国不履行清朝时期的赔偿责任耿耿于怀，却未曾想到自己也有巨额债务未向中国归还。据统计美国欠中国的债务高达8500亿美元，但美国政府对此却三缄其口，不提归还事宜。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在国际政治中不免引发争议。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历史的债务应由历史来解决。中国政府坚持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发展不能依赖于对过去的迷恋。中国关注的是现实和未来，任何企图利用过去的事件来影响现代关系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这种立场加强了国内的团结，也提升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的立场和行动展示了一个从苦难中崛起，自信而坚定的现代国家形象。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选择了以正视听，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向，中国的发展道路，将继续坚持自主自强，不断向世界证明其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成熟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