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中院公布了一起哺乳期女教师被调岗为校园保洁工的案件，法院判决学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赔偿，但其实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当事人至少两次仲裁两次诉讼三次判决两次申请强制执行，而同期该校另一名同样遭遇的女教师得到的赔偿却少很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聊聊我的看法供参考。

大家好，我是关注新闻和法律的老梁。

根据广州中院公众号发布，广州一位谢女士是某小学的教师，产假结束后申请返岗被学校以无教师岗位为由，安排调至校园门卫及校园清洁工岗位，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谢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381.35元和拖欠的工资5165.5元，二审维持原判。

这个案例公布后网友有的是表示支持，也有人怀疑为什么这个案子判得这么少？一共才六万多块钱嘛。

我对这个案例也很好奇，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案件的过程要远比我们看到的复杂得多，而且同期还有一名同样遭遇的女教师，并没有像谢女士一样拿到2N，这里分享一点信息供参考。

目前可以查到涉案的小学是广州市番禺区一所民办小学，有网帖认为其是当地幼升小十大小学之一，公开资料每年招生4个班，大概一届一百七八十名学生。

根据裁判文书网的信息显示，这位谢女士是2014年5月12日入职，2020年8月4日开始休产假。

在产假还没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二，她就向学校递交了返岗申请，结果一直到3月30日产假结束学校也没有安排。

根据判决文书记录，谢女士提交的一段录音显示，在当年4月2日校领导曾经提出无教师岗位，只能安排清洁工或门卫岗，这遭到谢女士的拒绝，中间谢女士就一直没有返岗。

到6月15日学校发了一个不续签通知书，说明到7月10日合同终止，结果谢女士的维权经历就此启动。

目前的信息显示，谢女士一开始只是索要3月31日和4月的工资，但是在7月29日被劳动仲裁驳回，由于劳动仲裁文书没有公布不清楚理由，怀疑是因为她没有实际返岗。

于是在9月6日，谢女士第一次提起诉讼，这天距离她哺乳假结束还有一天。

当时谢女士的诉讼请求还是索要工资、补差额等，没有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所以诉讼请求就只有四千多元，看后续发布的判决书，谢女士是有律师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选择。

结果因为她没有实际返岗，虽然法院也认定那排门卫及清洁工岗位明显带有侮辱、惩罚性质，但是她本人未及时返岗或寻求其他救济途径，导致其损失扩大，最后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2100元/月计算赔偿的，判决学校支付2196.55元。

有趣的是，就这个钱学校也没给，天眼查的资料显示，2022年1月29日该校被强制执行了2197元，资料看就是这个案子。

但显然这个钱也太少了，现在的信息显示，在一审前后谢女士又申请了劳动仲裁，这次的诉求就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了，诉求部分获得劳动仲裁支持，这个劳动仲裁是2021年10月15日作出的。

期间谢女士又起诉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到2022年9月13日，一审法院判处学校支付64781.85元。

这里说明一下，实际上这次法院支持了我们通常说的2N，也就是劳动法规上的惩罚性赔偿，谢女士获得7.5X2倍的月薪赔偿，但她的月薪只有3892.09元，这个薪酬在广州番禺地区算什么水平我也不了解，反正在北京不算高，乘完了也就是不到六万块钱。

这里拖欠工资的部分，还是因为她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还是按最低工资计算的，加上退还的公积金、入职保证金才是六万多。

结果这次又没给，又是到2023年5月10日强制执行的，应该是拿到了。目前这个案件的信息跟广州中院公布的都对得上，只不过不是近日审判的，二审判决是去年3月30日作出的，可能法院对近日的概念跟媒体的不太一样。

让我意外的是，同时我还查到这个学校其他的诉讼信息，发现同期还有一个龚女士，跟谢女士情况一样，甚至她们的律师都是一个人，也是产后被安排门卫保洁岗位，也是申请仲裁、诉讼，一审二审强制执行。

但是这个龚女士的结果就不是那么美好了，首先她入职时间短，是2017年入职；其次她工资也低，才3171.14元/月，这样她能拿到的赔偿本来就少。结果她一审的时候还得到了三万多的赔偿，二审赔偿反而少了一万多。

根据二审判决书的内容看，她主要是没有收到学校的不续签通知书，至少她证据里没有，结果她的合同解除时间以她诉讼的时间为准，而且是算她自己解除的，虽然也是认为学校安排门卫保洁岗位有过错，但是这就只有N了，所以她强制执行就拿到20525元。

这一组案子看了下来，我觉得应该肯定法律对哺乳期妇女的保护，并且从制度上已经做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也就是俗称的2N，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几个问题。

一个是惩罚性赔偿是以实际工资收入为标准的，这样越是低收入的人，这个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反而越弱，但其实越是低收入的人，他自我保护能力、维权意识、维权手段越有限，法律对他的保护并没有因为他的弱势增强，实际上就是减弱了。

这就好比如说，有的人身体不好，天冷要多穿几件，你说大家都穿一样的就是公平，这恐怕并非如此。

其次，这个维权成本还是太高，尤其是仲裁、诉讼的周期太长，以谢女士为例，他2021年春节开始要求返岗，结果到去年5月30日才通过执行拿到款项，得亏不是像中院文章写的是近日审结，否则这个周期也太长了，她还是找了律师的，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很难想象如果普通人没有请律师是什么结果，这中间要花多少的精力，多少的时间，最后只是拿到几万块钱的赔偿，恕我直言维权性价比不高。

第三，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责任分摊是否合理值得商榷，比如说这两位女士都有一段时间没有返岗，但是她们不返岗是因为学校不配合，不是她们不想上班，虽然说她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或许有责任，但是普通劳动者并没有这种经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求他们像精通法律的法官一样，及时采取措施，我个人很怀疑这个要求的合理性，扪心自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这里所谓的及时，以此认定她们被拖欠的工资只按照最低工资计算，恕我直言不是光工资最低，而是法律的同理心也低到让人惊讶。

第四，其实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一个生育成本谁来担当的问题，学校不安排返岗说到底是因为这两位女士生育中断了工作，客观上重新安排也有成本，学校不想安排就解聘，老实说究竟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违法，还是说把违法也当成了可接受的成本，或许这个学校不一定是这样，但现实中未必没有用人单位这么想。只要违法成本小于用人单位分摊的生育成本，那怎么选择大家也心里有数。

因此我个人会建议，一个法院善用手里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可以酌定赔偿的部分，应该尽量向劳动者倾斜，尤其是收入相对不高的劳动者，适当放宽赔偿幅度和举证责任，特别是要考虑到劳动者的认识能力，真正做到“如我在诉”；

二是考虑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劳动争议也是民事诉讼的一种，但是现在劳动争议中很少采用精神损害赔偿，按理说我失去宠物都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我失去工作却没有呢？难道我这工作不如狗么？更何况用明显跟我岗位性质不符内容来羞辱我，难道这不应该赔偿么？如此劳动者尊严何在？

第三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除了民事赔偿之外，立法层面应该考虑行政执法处罚，尤其是针对侵犯孕期、哺乳期女性权益的，应该采取罚款、停业整顿甚至吊销执照的处罚，增加这种违法成本，让用人单位不再只是把违法当成可接受的成本，真正的实现敬畏。

第四，我认为政府层面应该对有女性员工生育哺乳的企业推出优惠措施，这样分摊一部分的生育成本，让企业负担降低，实现疏堵结合。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免除一定的应税额，或者在其他一些方面给予优惠，这样让企业真心愿意接受女性员工生育，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生育的职场环境，这或许相比单纯的处罚更能起到效果。

以上就是我对女教师产后被安排保洁岗案情况的一个分享，个人浅见难免疏漏，也欢迎有不同意见的小伙儿伴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给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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