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9年，南宋最后的军队在崖山海战中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背幼帝投海殉国，一个王朝悲壮落幕。而在北方元大都的牢狱中，另一位南宋名臣文天祥已绝食八日，等待死亡。他的面前站着一位故人——留梦炎，曾经的南宋宰相，如今的元朝说客。两人的对峙，不仅是生死抉择，更成为后世六百余年道德审判的起点。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一场跨越朝代的禁令，将忠奸之辩刻进了中国文脉的基因里。
文天祥出身江西望族，21岁中状元，本可安享富贵，却在元军铁骑踏破临安时散尽家财，招募义军。他带着残兵转战东南，甚至被俘后仍借机逃脱，在广东五坡岭重组抗元力量。史载他“日食一餐，夜宿草堆”，士兵含泪追随。而彼时的留梦炎，已是南宋宰相，却在1276年临安陷落后，脱下官袍跪迎元将伯颜。元史学者王瑞来指出：“留梦炎的投降并非孤立事件，他代表了南宋高层在绝望中的集体溃败。”
1278年冬，文天祥在五坡岭遭元军突袭。当时他正患痢疾，听闻敌军来袭，吞下随身携带的冰片自杀未遂。《宋史》记载被俘场景：元兵持刀逼其下跪，文天祥昂首道：“南人不能跪北地！”押解北上的三年间，忽必烈多次试图招降，甚至派已降元的宋恭帝赵㬎劝降。文天祥见到故主，伏地痛哭却仍拒称臣：“圣驾请回，此乃忠臣尽节之地。”
留梦炎此时扮演了最尴尬的角色。作为元廷礼部尚书，他奉命劝降文天祥，却遭到痛斥。据明代《稗史汇编》记载，文天祥当面质问：“汝为宋状元宰相，今为元宰相，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留梦炎无言以对。史学家钱穆曾分析：“留梦炎深知文天祥若死，自己将永远背负骂名，因此劝降实为自救。”这种心理挣扎，在文天祥《正气歌》中化作一句“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他把牢狱当作坚守气节的净土。
1283年正月初九，元大都柴市口万人空巷。文天祥面南而拜后引颈就戮，刽子手刀落时，围观百姓听见他最后的高呼：“吾事毕矣！”监斩官在遗物中发现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留梦炎全程未敢露面。后来民间传言，文家收敛遗体时，发现文天祥面色如生，衣带中藏着一封血书：“愿以颈血荐轩辕。”
大都酒肆里开始流传“文骨留皮”的顺口溜——文人要有文丞相的骨气，不能学留梦炎苟且偷生。茶楼说书人把《文丞相骂奸》编成段子，每当说到留梦炎劝降吃瘪时，满堂必定喝彩。元廷起初严查这些“谤议”，却发现越禁传得越广。连蒙古贵族都私下议论：“南朝有这般人物，难怪我们打了四十年。”
江南遗民的反映更耐人寻味。苏州寒山寺的和尚在墙上题诗：“留相府前车马稀，文公坟上草色青。”宁波渔民出海前，总要朝文天祥被俘的五坡岭方向洒酒祭拜。最刺痛留梦炎的是家族变故——其子留骏本在元朝为官，却遭同僚耻笑“父为宋贼，子为元奴”，最终辞官隐居。明代《留氏族谱》记载，留梦炎晚年常对镜自语：“早知死后千夫指，何如当时死临安？”
元朝统治者也陷入矛盾。忽必烈曾叹：“文天祥若降，必为宰相。”元廷将其妻女没入宫中为奴，却不敢公开折辱遗体。相反，留梦炎虽官至礼部尚书，却在元史中仅得“性狡黠，善逢迎”六字评价。历史的天平在鲜血与唾沫间倾斜——文天祥死后第二年，江西学子在白鹭洲书院竖起“正气碑”，而留氏祠堂的匾额总在深夜被人砸碎。
1385年，明朝洪武皇帝一纸诏书，将留氏子孙永远逐出科场。三百年后，清朝乾隆帝修订《贰臣传》，将留梦炎列为甲等叛臣。直到1905年科举废止，留家后人仍要自证“三代未出逆种”方可捐官。但历史的回响不止于惩罚——文天祥绝命诗中的“丹心”，成为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的座右铭；留梦炎的故事，则化作岳麓书院“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诫。当北京文丞相胡同的槐花飘落时，总有人想起那个选择：有人用四年苟活，换了六百年的骂名；有人用四十七年生命，照亮了千年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