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战役，乃彭总之一生中最为心痛的四大战役之一，损失了1.5万人，即便至其晚年，亦难以释然。
随着电视剧《西北岁月》的播出，这段历史又展现了出来。这次战役的关键人物王世泰，仕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那么，王世泰对西府战役，负全部责任，到底冤不冤？
本期文章，笔者深入解读，还原历史的真相。
一、西野决定攻打宝鸡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决定：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补充后勤。
当时，西北野战军缺粮食，缺武器弹药，缺药品。尽管有贺老总在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也是不够。当时，陕北、晋绥地区连年干旱，庄稼收成不好，再加上这两个地方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物产不多，难以支撑西北野战军。
于是，彭总决定攻打西府重镇宝鸡，补充西野后勤严重不足的问题。
西府是一个广泛的地理概念，大抵是泾水、渭水两河道形成的冲积平原。胡宗南将这块区域打造成为了关中战略大后方，尤其是宝鸡不仅有丰厚的物资，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宝鸡是胡宗南大军重要的物资补充基地。当时守卫宝鸡的整编76师，其主力被胡宗南调走支援前线，只保留下了师长徐保和2000多人驻守宝鸡。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胡宗南所率领的部队与马家军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在长期的军事部署、资源分配以及战略决策等诸多方面逐渐积累和激化的。
他们在势力范围划分、后勤补给争夺以及指挥权归属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胡宗南为了抢占战略要地，擅自调动部队，这一举动直接侵犯了马家军所认定的势力范围，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彭老总认为虽然马家军和留守胡宗南大本营的裴昌会都手握重兵，但马家军那边，只要不碰他们的地盘，他们是不会帮助胡宗南的。而裴昌会已经被我军打怕，即使出兵，也是慢吞吞地推进，不足为惧。我军完全有机会、有时间一战定宝鸡。同时，胡宗南在调兵回援之时，我军还可以趁机收复延安。
正是基于对这种长期矛盾的深入了解和分析，西野的领导们经过审慎的研讨和判断，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马家军暂时不会前来协助胡宗南。然而，这种判断却使得西野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警惕，甚至产生了过于轻敌的思想倾向。
绝大部分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都支持彭老总的战略，最后的决定是干脆连根据地都不建了，主力部队直扑宝鸡，一战吃个痛快。这也不能怪大伙冒进，确实是“饿急眼”了，宝鸡的诱惑也实在是太大了。
战争中的局势瞬息万变，任何一个细微的误判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西野领导们的这一误判，无疑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埋下了潜在的隐患。看似天地人和的条件成熟，实际上危险已经来临。
当彭总提出南下攻打宝鸡的计划时，西野司上下一片喝彩，唯有副司令员赵寿山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认为这样太冒险，马家军的夹攻不得不防，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地步。
与此同时，四纵司令员王世泰，也赞同赵寿山的的意见，还补充到：马家军历来强悍，步骑协同战术非常好，骑兵速度特别快，一旦马家军从北面进攻，形势不太好。
人微言轻，该建议没有任何音讯了。（当年在关家垴战斗中，刘帅、陈赓和彭总都拍桌子了，也没有改变彭总的意愿。）
1947年7月，赵寿山通电全国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二、面临南北夹击
1948年4月13日，彭总在关中地区马栏镇召开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
根据野司部署，西北野战军三纵继续围攻洛川，二、四纵队为左路，一纵为中路，六纵队为右路。渡过泾河后，左路和中路目标直指宝鸡，右路切断西安至兰州的公路，监视并抗击马步芳部随时可能的来援。
看这个部署：实力最强的一纵和二纵合计42000人主攻宝鸡，实力偏弱的四纵和六纵2万人分别负责防守东西两个侧翼，三纵继续围困洛川。
从这个安排上看，彭老总真是没把腹背受敌这个风险考虑进去。
一纵、二纵，是1946年11月成立，都是贺老总的老底子，358旅、359旅都是红军时期过来的老部队，战斗力强，参加了好多重大战斗。
而四纵、六纵，是1947年9月、10月才成立的，还没有形成战斗力。
第四纵队下辖三个旅：
警备第一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左爱，下辖警二团、警三团；
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高维嵩，下辖警五团、警七团；
骑六师，师长胡景铎、政委李赤然（1946年10月，骑兵第六师起义。才列入建制）。
全纵队上下共计9645人。虽然名义上四纵有三旅（师）的完整建制，但整体实力较弱。
警一旅二团是新组建部队，是个架子团，仅有500多人。
警三旅重点承担保卫边区和屯垦任务，1943年曾创下全旅开荒两万多亩、打粮2370.1万斤的突出成绩。延安保卫战期间，警三旅七团损失较为严重，元气尚未完全恢复。
派一支实力偏弱的部队，去侧翼警戒、阻击敌人，有点危险。
1948年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三路大军同时开拔，发起西府陇东战役。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即令所属第5兵团率5个整编师驰援洛川，增防西安。
西北野战军，于4月17日至25日攻克灵台、凤翔、眉县等12座城镇，逼近宝鸡。26日攻占宝鸡，歼国军整编第76师师部及2个团，师长徐保阵亡，缴获大量物资。
西野主力突然西进，胡宗南大吃一惊。原本就防御空虚的西府地区，几乎被瞬间打穿。
胡宗南听到宝鸡发生变故，急令裴昌会率领率整36师、整1师、整65师、整30师、整编第20师第27旅急速西援，快速推进战线。
而在北线，西府的占领，对于马家军的天水、兰州等重地，造成了严重威胁，马继援率整82师一路南下，攻占长武，将战线推进至亭口，企图南北夹击，将我西野主力歼灭在宝鸡。
马家军与胡宗南迅速扑来，南北夹击西北野战军，而且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形势相当危险。
按照军史记载：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兵力部署分散，抗击不力，当阵地被突破时，既不报告上级，也不通知友邻，擅自将部队撤至岐山东北山地，让开道路，任裴昌会兵团长驱直进，至27日时已突进到虢镇，距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仅10几公里。
导敌整36师、整65师、整1师三个师得以长驱直入，迅速逼近宝鸡，刚刚结束攻城战役的西野第一、第二纵队对于这一情况并不知晓。
西北野战军为挣脱被夹击的困厄态势，4月28日撤离宝鸡，朝陇东转移。5月12日摆脱追截围堵，辗转至解放区的马栏、转角等地。
在接踵而至的近乎半个月的时光中，在敌人一路猖獗的围追堵截之下，彭老总引领西北野战军，在全然陌生的敌占区域辗转跋涉达上千公里。
此间，既无群众根基，亦无可信赖的情报来源，各纵队与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亦颇为不畅，一路堪称险象迭生，甚至曾一度浮现全军覆没的危局。
三、分析失利原因
西府战役后，部队转入全面休整阶段。
为总结春季攻势特别是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制定部队的整训计划，西野前委于5月26日至6月1日在陕北洛川土基镇召开了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贺龙、林伯渠、王维舟和全军旅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上，彭老总首先对自己的轻敌和计划不周进行了严肃自我批评。随后，话锋直指四纵司令员王世泰，对四纵不听命令，擅作主张，贻误战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甚至一度对王世泰吼道：“你造成的战争损失，按律当斩！
为此，对四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给予王世泰严重警告处分。
这也难怪彭老总会暴跳如雷，在部队转移的过程中，本来应该在西峰镇布防的四纵警三旅却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太平镇，差点让西北野战军再次被敌人包了饺子。
关于这个问题，王世泰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的：
会议认为造成全局被动的主要原因是四纵“抗击不力”。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也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四纵原来的任务是在昭陵地区以“佯攻咸阳”态势牵制敌军。当敌援军裴昌会兵团逼进宝鸡时，野司急调四纵接替扶风杏林镇一线防务，当警三旅急行军到达指定地点时，即遭遇敌军的猛烈攻击，部队来不及部署就被冲散为几块。
由于通讯联络不畅，又在平原开阔地带，敌人利用便利的交通和先进的运输工具，以十倍于我的大兵压境，不难设想以区区两个团加一个营的兵力，要抗击敌军11个半旅的攻击，能抗得住吗？
即使四纵两个团的兵力全拼上了，也无力挽救全局的被动。如果当时不轻易做出北上收复陇东的决定，暂时不打马步芳部，也不至于造成那样大的损失。
在撤退途中，鉴于六纵的伤亡较重，而一纵与二纵又肩负着运输宝贵物资，彭老总决定让先前撤出战斗的四纵承担起掩护的重任。南庄李家成了理想的阻击点。彭老总亲自下达指令，要求在此地修筑工事以拦截追兵。
然而，历经沟通误差与判断失误，四纵的王世泰和旅长黄罗斌在执行任务时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他们因为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误认为南庄李家已落入国军之手，导致计划的失败。警五团擅自撤离，没有阻击敌人。
其实，四纵在撤退前，给野司是发了电报的。当时的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晚年回忆到：野司确实收到了电报，但撤退仓促，一片混乱，还没来得及上报彭总。让四纵背了锅，特别后悔。
王世泰，是从陕甘红军的创始人，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这点常识，应该还是知道的，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失利的原因有四：
1、轻敌思想严重
经过陕北三战三捷、沙家店、宜瓦战役等战役，从上到下骄傲自满，认为敌人已经被我们打怕，不敢轻举妄动。
宝鸡是胡宗南的后方大基地，他怎能不着急呢。而且，西野一旦占领宝鸡，将会威胁国民党西南大后方，胡宗南势必誓死夺回。如果丢了宝鸡，校长还不得把他撸了。
西野占领了宝鸡，将直接威胁马家军统领的天水、兰州等重要城镇，所以他们会拼命配合胡宗南夺回宝鸡，巩固自己的地盘。
2、兵力部署问题
一纵、二纵，实力比较强，而且贺炳炎、王震，都是悍将，应该在两翼警戒、监视敌人，一旦发生不测，能抵挡一阵子，不至于那么被动。贺炳炎、王震，久经沙场，战场应变能力比较强，能灵活调整防御对策。
王世泰，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陕甘宁地区，没有接触过大兵团作战。红军时期，刘志丹领导者他。抗战时期，一直保卫陕甘宁边区，没有上过抗日战场，没有残酷战场的经历。
这里说的意思，不是说他指挥不行，而是要合理用将。
如果，彭总统率四纵、六纵攻打宝鸡，一纵、二纵，在两侧警戒，不会损失那么大。本来宝鸡，敌人兵力就不多，四纵、六纵完全能攻下。
3、通讯联络问题
马家军和胡宗南反扑而来，大家都手忙脚乱，联络通信就成了大问题，信息不畅通，情报没有做到共享，都急于撤退，以至于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很被动。
4、三纵执行命令不坚决
西府战役期间，4月21日我延安地方部队收复延安。虽取得骄人战绩但也暴露出些严重问题。
例如：三纵个别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战军司令员的命令，在敌优势兵力追堵中几次给野战军造成险势，拖拖拉拉没有起到掩护主力的作用，未能实现战役预期的全部目的。当时，让三纵攻打洛川、延安，就是为了吸引胡宗南部主力。
得知这一情况后，贺龙立即从延安赶赴三纵驻地黄龙山区白水县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三纵。
在三纵党委扩大会上他严肃指出，虽打了胜仗但要看到，一些干部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还着重批评个别领导执行命令不坚决，闹不团结，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
在他帮助下三纵各级党委组织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增进了团结，提高了认识，作风很快有了好转。
因此，在西府战役上，三纵也有一定的重任，没有真正起到掩护主力的作用。
由此看出，西府战役的失利，责任应该三三分（野司、三纵、四纵），而不是全部让四纵承担。
在整个战役中，由于部队作风，主官指挥能力、组织协调等因素影响，成为了西府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
四、四纵干部的结局
因此在战后总结时，彭总在作出深刻自我检讨后，也对一些部队及其指挥员提出了严肃批评。甚至为了严肃军纪，有些将领被降职、撤职。
不过，彭总性子太过急躁，为人太过耿直，讲评部队缺点时又不太注重方式方法，战后总结时因为一个误会而导致了不少将领积怨爆发，从而迫使贺龙、林伯渠等人不得不出面做老部下的工作，坚决维护彭德怀的威信。
这次会议，作出以下处分决定：
四纵司令员王世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警备三旅旅长黄罗斌，被调往地方部队；
警备三旅五团团长郭应春，被降级为战士。（郭应春没有像集结号那么死心眼，而是保了全团几千战士的生命。椐当时经历者回忆，郭应春率团浴血突围后，全团活着的干部、战士都给他跪下以示感谢。）
建国以后，王世泰、张仲良（四纵政委），调到地方工作，没有授衔。
1955年授衔时，四纵授衔将领是最少的，军事干部几乎都没有授衔，只有副司令员孙超群授予少将军衔。下属三个旅（师）长：高锦纯、黄罗斌、胡景铎，都没有授衔，都是调地方工作。
80年代以后，黄罗斌向军委申诉自己的问题，最后经过调查，黄罗斌是执行了野司和纵队命令的，没有问题。
郭应春（曾经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到了华北军区。历任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团长、作战科科长、第63军188师副参谋长、参谋长、189师副师长。建国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西府战役虽然以解放军撤退告终，但它在彭总的军事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场战役不仅考验了他的指挥才能，也让他在失败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正是这种不断反思、勇于担当的精神，使彭德怀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而彭总作为名帅，更是会从失败中获取成功的经验。
在朝鲜战争第三次战役中，美军一路溃逃到37线以南，面对不世之功的巨大诱惑，彭总敏锐地意识到危机所在，从而顶住巨大的压力果断叫停了追击，使李奇微煞费苦心设好的圈套彻底落了空。
由此可见，西府战役的血没有白流。
五、换掉西野参谋长
西府战役之后，彭总对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整顿，加强部队纪律性、作战能力、部队之间协同配合等问题。
这次仓促撤退，也暴露了野司机关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就失去了指挥枢纽的作用，乱成了一团。
不久，彭总把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阎揆要，调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原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调任第四纵队任参谋长。
阎揆要，是何许人也？
1904年出生于陕北佳县，1921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榆林中学，适逢共产党员李子洲在榆林中学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逐步确立了革命思想。
1924年春，阎揆要中学毕业后，由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介绍，考取黄埔军校，为黄埔第一期学员。
同期的同学有：陈赓、徐向前、左权、周士第、许继慎、王尔琢，以及胡宗南、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陈明仁、黄维、孙元良等人。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其后皆成为了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阎揆要，于这般的学习氛围里，能够习得诸多军事知识，亦能同这些同窗学友相互交流，进而拓展自身的视野。
1926年8月，由谢子长、杨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了著名的清涧起义，任第五大队队长。
1930以后，长期在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
1938年加入八路军，历任八路军总部第一科（作战科）科长，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科科长，军政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抗大总校教育长等职。
在担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时，阎揆要不仅强化了军区的情报系统，还特别注意抓司令部的全面建设，结合冀鲁豫军区的实际，相继建立值班制度、办公制度、汇报制度、通报制度、检查制度、学习制度等，使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建设明显增强。同时参与指挥了卫南战役、八公桥战斗，南乐战役、东平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深得上级领导的信任。
解放战争初期，历任军委第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
因为，抗战时期阎揆要在八路军工作过，了解他的工作能力。调他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阎揆要乃陕西人士，对陕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皆了如指掌。
其二，阎揆要与胡宗南系黄埔军校一期的同班同窗，在应对彼时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部队时更具把握。他亦更能洞悉这位旧友的思维模式，所出之招更易奏效。
1955年，阎揆要授予中将军衔。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等职。
总结语：历史的烽火已然消散于岁月长河，还原历史的本真，乃是对历史人物致以的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