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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帝”时代以至夏代，可以总称为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滥觞期。

“中华”一词由“中国”与“华夏”合称而来，在现存文献中还仅仅始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极其晚近。

“中国”一词则出现甚早，周初《何尊》铭文已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于此治民）。”

《诗·大雅·民劳》亦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语。其初义指 “万国”之中的中心之国，在夏代即指夏后氏之国，后来遂用以泛指华夏统一国家或“王朝”及其疆域。

“华夏”一词，现在也仅见于春秋以后载籍。

如《尚书·武成》篇载：“华夏蛮夷，罔不率俾，恭成天命。”

伪孔传解释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孔疏云：“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武成》篇问题较多，一般认为是后人伪托的作品，虽所记为周武王伐纣事，但还不能据此 就认为“华夏”一词起于周初。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楚失华夏”之语；定公十年又载孔子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用的还是《尚书》伪孔传的解释。“华夏”可以分称“华”、 “夏”，又称“诸华”、“诸夏”，自春秋以来在学者的用语中意思都一样。

《诗·小雅·苕之华》郑笺：“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

《左传》襄公四年“诸华必叛”杜注：“诸华，中国。”

又闵公元年孔疏：“华、夏，皆谓中国也。”

此外又有“区夏”、“方夏” 的称呼，与“华夏”同义。

《尚书·微子之命》有“东夏”之称，偏指华夏东部地区；同书《太甲上》又有“西邑夏”之称，大致相当于通常所称的“西夏”，偏指华夏西部地区。

前人从词源上解释“华”、“夏”二字，一般认为“夏”即 “雅”、即正，指中原居民。

《荀子·儒效》篇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文，同书《荣辱》篇则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左传》有齐大夫“子雅”（见襄公二年、昭公二年及三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作“公子夏”。

这类异文都可证明战国时人确以“夏”、“雅”通用。

“华”字即古“花”字，亦即“荣”，引申开来用以指“冕服采章”、“服章之美”，也就是指中原礼仪制度、典章文物；也有人说“华”又含有赤的意思，因周朝尚赤，所以遵从周礼的地区和民族称“华”，与“夏”合称“华夏”。

这些都是后起的理解，虽古人习用，却并不能说明“华夏”一词的来历。

特别是以礼文服饰解释“华”字，只能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关照，并无语源根据。 近世学者对于“华夏”合称，大都是联系地域和文化两个方面的概念来理解的。

一方面注意到早期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 认为先前东部地区的居民称“华”，西部地区的居民称“夏”，在经过融合而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后便合称“华夏”；另一方面，仍从传统的说法，强调中原先进文化与周边后进文化的区别和分野。

如章太炎先生曾说：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这话着眼于“中外”，已扩大了传统所称“中国”和“中华”的概念范围，但基本涵义与前人的一般性理解无异。

问题仍在于怎样解释“华”字的源起。

章太炎先生提出诸华之民起于西岳华山，在东迁之后仍称“华”族，所以“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此说颇有影响。

徐旭生先生在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把源出西北的黄帝、炎帝“两大亚族”整合为“华夏集团”，虽然他没有解释“华”、“夏”二名从何而来，但也引到了炎帝之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等神话。

李平心先生认 为“华夏”之名当由传说的伏羲之母“华胥”而来。

程德祺先生也说：

“华族得名，很可能与华胥有关。如果说伏羲是华族最早的神话中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就是华族的始祖母。”

又认为华胥履“大迹”的雷泽即今之太湖，华山不是一般所称的西岳， 而是太湖之滨的惠山，因此“中华民族的最早源头是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

苏秉琦先生用具体的考古材料提出了一种看法：

“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

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

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许顺湛先生又补充说，华族以“花”作为族名，是由于他们崇拜花卉，以“花”为图腾祖先。

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依据，但需要澄清的问题也还不少。

首先是上古时代究竟有没有一个“华族”。

如果说有的话，它在古史传说中是怎么称呼的？或说除了可能相关的“华胥”之名外，还有没有其他称呼？

接下去要问：它的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与“夏族”的名称结合在一起的？

“华夏”一词在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如何？更要紧的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是否就以这一部族与“夏族”为主体？

如果说是的话，又怎样描述它的历史和文化？倘若不能描述，那么又何从谈起华夏民族的形成？ 还有，“华夏”之名与“中国”之称是什么关系？

二者为什么可以合称或互换？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往的说法恐怕都难以作出回答。

据我们所思考，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它的形成是和具体部族的起源决然不同的，因此对它的名称的来历，也不能仅从具体部族的名称上去推求。

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部族的名称，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文化起源上的单元论，因为这样推求的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仅仅导源于一两个部族或发祥于一两个地点，“华山说”与“太湖流域说”便都有这一种嫌疑。

现代考古学已经充分证实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是“满天星斗”式的，而在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上仍持单元论，毋宁是个大失误。

我们的看法是：“华夏”一词由“虞夏”转来，上古并不存在 一个所谓“华族”。

以往对“华夏”之名的推求，几乎全都着眼于横向的联系， 或注重于华夏民族内部的东西对立，或强调了中原与周边的比较，而恰恰忘记了华夏民族纵向的历史行程。

过去“古史辨派” 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来受到不少的质疑，他们的 “破坏”途径也确有可商量之处；但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

大概在夏、商之际，已可能有“夏商”的联称，而由于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观念还相当模糊。

到西周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 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逐步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四代” （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

确实的西周文献（金文除外）如今无从考求，下至春秋战国，则“虞、夏、商、周”的提法已屡见于载籍。

如下列各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

求《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如《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周礼·考工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 梓，周人尚舆。”

《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

先秦以至汉代古籍，特别是《礼记》一书中，还有更多比较四代制度之词，文繁不备录。

我国古代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 大致到西周后期才开始编修（个别诸侯国还要早些），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

《尚书》按虞、夏、商、周 “四代”的顺序编辑，正反映了这一种历史认识程序。

近年学术界对这一认识越来越重视，故叙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更多地溯及有虞氏时代的历史。

在先秦学者的意识中，上述“四代”的历史实际上是分为 “虞夏”和“商周”两个单元的，一为古代史，一为近代史，上引 《墨子》与《韩非子》之文都表现出这种意向。

《礼记·表记》以 “虞夏之质”与“殷周之文”对举，二者的区分更为明显。

这里有必要先谈一下“夏”这个概念的变化。

“华夏”一词自春秋以来开始流行，这个“夏”字的涵义必定与“虞夏”之“夏”相同，而不再局限于部族观念。

也就是说，在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成熟和确立的时代，这个“夏”已成为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而不再仅仅是指旧时所称的夏部族。

“其政治涵义是指中原王朝， 民族涵义是指“中国之人”，文化涵义是指中原文化，因此“诸 夏”可以代表当时的“全中国”、“全民族”，而不限于“东夏”或 “西夏”。

由于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所以历久相沿，称中原为“夏”。

周人入主中原后仍用这一称呼，以与四方的“蛮夷”（特别是东夷）相区别。

如《诗经·周颂》有“肆于时夏”（《时迈》）、“陈常于时夏”（《思文》）之文，“时夏”即“是夏”，亦即“中国”。此亦与周人自承与夏为一系有关系。

另外， 古籍习见的所谓“夏时”，也就是周时在中原地区仍然通行的“夏历”。

《大戴礼·诰志》云：

“虞史伯夷曰：虞夏之历正建（即斗建）于孟春。”

此言古历学，而上推至虞夏时。如由此返回去探讨“华夏”之“华”，我们以为它的涵义应该是 与“夏”平行而对称的，而不能单指某一部族。

即同样可以说， 它也代表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所以“诸华”的概念可以等同于 “诸夏”。

从这一层意义上观察，目前除了以“华夏”与“虞夏”作对称的解释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虞夏”本为时代之称，前后传承，而也含有地域、民族、文化的意味，有如后世所称的“秦汉”、“唐宋”之类。

这些涵义在“华夏”一词中全有，所以“华夏”与“虞夏”应该也可以互换。

遗憾的是，在现存古文献中，我们还没有找到以二词互换之例。不过“虞”、“华”古字可通，现在仍可找到一些证据。

“虞”字，甲骨文径写作“吴”，金文才多加“虍”头。“吴”字初文从口从矢，矢又写作天，所以“吴”字也写作“吴”。

后世载籍以“虞”与“吴”、“俣”、“娱”等通用者甚多，兹不赘举。

“虞”字古音在鱼部，《国语·鲁语上》便作“水虞”。金文的“攻敔”，专家考证即“勾吴”，也就是后来的吴国；又或说勾吴氏即传说古史上的昆吾族。

“华”字从“亏”得声，古音也在鱼部，与“虞”字极相近。

《诗经·周颂·丝衣》：“旨酒思柔，不吴不敖。”

毛传：“吴，哗也。”郑笺：“饮美酒者，皆思自安，不驩哗，不敖慢也。”

释音：“吴，旧如字。《说文》作吴。吴，大言也。何承天云：‘吴字误，当作吴，从口、下大。’此音恐惊俗也，音话。…哗音花。”

孔疏： “人自娱乐，必驩哗为声，故以娱为哗也。定本娱作吴。”

此可证 “吴”或“吴”字古读如“哗（哗）”，也就是“虞”字可以读作“华”；不过注“哗”为胡化反，是后起的音，不是古音。

《史记·武帝本纪》引有“不吴不敖”四字，而作“不虞不鷔”。一般音韵书归“虞”字于疑纽，归“华”字于匣纽，实际在上古的一些方言中，“虞”、“华”二字的声韵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不独如此，我们怀疑“虞夏”转为“华夏”，还由于“虞” “华”二字的古文有字形相近的写法。

《左传》隐公元年卷首载：

宋武公之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闵公二年又载鲁桓公之子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公元年又载晋国始祖唐叔虞，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友”字较简单，说手纹相似容易理解；“鲁”字、“虞”字都较复杂，用以和手纹相比就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隐公元年孔疏有个合理的解释：

“隶书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于，鲁作表，手文容或似之。”

这个“鲁”字的写法，实借“旅”字的古文为之，见《说文》所录古文“旅”。

“虞”字写作“于”，从字形上看，则当是“华”字的假借，只不过省去了篆文“华”字的声符“亏”，仅保留了字的上 部而又有省变（“华”字小篆作等）。

“虞”字在古可读为“华”是没有问题的。

古“夸”、“华”二字同声符，章太炎先生谓“侉”即“华”之遗言也是完全合理的。

进一步地说，“虞夏”、“华夏”都是双声（或准双声）叠韵字 （“夏”字亦属匣纽鱼部），在上古口语中可能没有分别，因此我们推断“华夏”不过是“虞夏”的转写。

顾颉刚先生曾说：

“‘华、 夏’，本一字也，以加重其发音而成为二字，犹之‘越’以‘于’为发音而遂为‘于越’二字也。言‘越’即有‘于’音，言‘夏’即有‘华’音。…‘夷’之与‘裔’，亦复如是。《左传》定十年：‘裔 不谋夏，夷不乱华’，不过藉其异文，重出一句，使语气增益其力量耳。”

此说有混“华”、“夏”为一字之嫌，且“华夏”联称的方式实与“于越”不同（“于越”之“于”实为词头），然认定“华” “夏”二字古同音是确不可移的。

“华胥”一词应该也是“华夏” 的转写，“胥”字从“疋”得声，而“疋”即“雅”字，与“夏”完全同 读。

传说“华胥”为黄帝之母，当由尊崇黄帝为华夏始祖的观念化出，是知“华胥”一词的起源一定晚于“华夏”，现在用以论证“华夏”之名出于“华胥”，正好搞反了。

“华山”之名当亦晚起， 其地在今陕西境内，也决不会成为“华夏”之称的本源。

古如果承认“华夏”之名起于“虞夏”，那么对所谓“华族”的考求，就不能拘泥于某一部族。

即使强说这样一个“华族”确曾存在，那也只能是指“五帝”时代后期以虞舜为代表的东方集群。

事实上，“华夏”一词还仅见于春秋以来载籍，这时的“夏”早已不是单指历史上的夏部族，因此“虞”或“华”也不应单指历史上的东方部族一“华”和“夏”都已成为中原民族的代名词，故既可单称，也可合称。

《说文》说：“夏，中国（原）之人也。”

这是相对于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之后的很正确的解释。

“夏”字本为首部和四肢俱全的人形之摹画，一望而知含有“衣冠楚楚” 的意象，可见古人在造字时已赋予了它特定的文化涵义，在字形上已显示出中原与四裔之别。

与此相对的四裔之名，最显豁的是东夷之名，其初文只写作表示跽坐的“尸”，形体极简单，与 “夏”字大异。

依此而言，如果把“华”字也作为族称来对待，那么对它的训诂也只能和“夏”字一样——“中原之人也”——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到，降至春秋战国时，中原文化区的范围已大大扩展，大凡各大诸侯国的控制区（包括许多过去被视为“四裔”之地的边地），都已进入中原文化区的范围，因此对华夏民族分布区的界定，也就断不可囿于旧有的地理方位。

例如东方的齐、鲁地区，原属东夷腹地，而这时都已入于 “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载齐、鲁夹谷之会，齐侯欲以莱人之兵劫持鲁侯，孔子斥退之，因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语。

孔疏云：

“莱是东夷，其地又远。‘裔不谋夏’，言诸夏近而莱地远； ‘夷不乱华’，言莱是夷而鲁是华。二句其旨大同，各令文相对耳。”

这中间包含了孔子对齐人“失礼”的不满，但也并非是说齐国就是“夷”。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华夏”一词的内涵。

这里还想强调一点：

“华夏”一词虽晚起，并且主要地并不是反映古代部族构成的概念，但在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东西部地区之间的部族斗争和融合却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早期文明主要是在西北集群与东部集群的冲突和融汇过程中发生和成长的。后来商代夏，周代商，东西对立的形势仍然很鲜明，所以三代文明的轴心，是沿黄河中下游流域而东 西向的。

我们在这里所以要费力对“华夏”一词作些考求，也是为了印证东夷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华”虽不等于“虞”，其文化内涵却须上溯到上古东夷文化，并且这一文化始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

后来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大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即根基于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华夏”读为“夷夏”亦不为过。

这样来看，过去仅把炎、黄视为“华夏集团”是偏而不全的，华夏民族历夏、商、周三代或虞、夏、商、周四代而整合、形成和发展，东夷集团始终是其间的骨干力量，是以“华夏”一词的确诂亦必须联系广义的东夷和西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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