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a（化名）坐在记者面前，眼眶泛红，语气中满是委屈和无奈。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悉尼辛苦工作三年，几乎将公司当成自己的事业来拼，却落得被拖欠佣金十万澳元的结局。
让她心寒的是，当她终于鼓起勇气讨要血汗钱时，公司反而以“业绩未达标”为由拒绝支付。
据澳洲华人媒体2月27日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薪之战，耗尽了她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却仍未能如愿。
一、一份看似“不错”的工作Emma在2021年4月入职了悉尼一家华人移民中介公司，担任办公室经理兼高级移民代理。入职之初，她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
老板A和她签署了正式劳动合同，除了固定年薪7.8万澳元，还规定了诱人的佣金制度：年销售额达到30万澳元即可获得佣金。
合同中对佣金的计算方法也作了规定：通过公司平台促成的业务，佣金比例为15%；通过个人渠道促成的业务，佣金比例为18%。合同未明确佣金支付的具体时间，而是将其他情况标注为“单独协商”。
“当时觉得薪水还可以，佣金制度也很吸引人。加上这是一家华人公司，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我就觉得挺靠谱的。”Emma回忆。
事情的发展却远没有她想的那么顺利。
二、疯狂加班换来的是什么？入职后，公司只有Emma一名正式员工，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压在了她身上。Emma自认非常敬业，总是尽力完成工作。
“我常常加班，有时候半夜电话来了也要接，甚至年假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得处理工作。”她说。
每年年终，Emma都会对照KPI目标自查。“我每年其实都完成了KPI，她（老板）也从来没提过我做得不好。”
但让Emma困惑的是，她觉得自己已经达标，佣金却始终没有任何下文。直到工作一年半后的2022年底，她仍然一分钱的佣金都没有拿到。
“她从没主动提过佣金的事，而我当时也没有追着要。毕竟还在那工作，我觉得她不会不给。”Emma苦笑着说，“我太天真了。”
三、血汗钱讨要不成，反遭“算计”2023年年底，Emma终于鼓足勇气向老板A讨要佣金，她起初只拿到了一共约2000澳元的佣金。Emma称，老板随后便以“忙”为由，一再拖延剩余佣金的支付。
“她嘴上总是说会给，但实际上就是不给。我每次问，她都含糊其辞。”
等到2023年7月Emma离职时，按照她的计算，公司拖欠的佣金金额已经高达十万澳元。
她无奈之下向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FWC）投诉，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讨回自己的血汗钱。
但结果却让她愈发心寒。
A通过律师发来信函，回应称Emma未达到合同中规定的销售额，因此无权获得佣金。
“她知道我是完成了KPI的，不然为什么让我一直工作？”Emma对此十分愤怒。
她无法接受的是，老板以“客户移民案件尚在办理中”为理由，否定她的销售业绩。
Emma表示，她负责的许多客户签证申请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获批，但客户签约时已经全额付款，合同中还明确规定了“不退款”的条款。因此公司早已赚取了这部分收入，案件是否批出和公司的业绩无关。
“签证审批时间完全不是我能控制的，客户交钱了，凭什么不算业绩？”
Emma的语气中满是愤慨：“她（老板）就是想找借口不付钱。”
面对公司强硬的态度，Emma的维权之路步履维艰。她在2024年尝试继续通过公平工作委员会解决，但最终却因为高昂的律师费用不得不撤诉。
“如果继续流程，律师费就得两万澳元左右，这钱我实在负担不起。”Emma说。
四、行业内人士怎么看？Emma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移民中介行业，佣金支付的规则因公司而异，很多时候都存在着模糊地带。
从事教育移民行业的业内人士Kirk Yan表示，不同公司对佣金发放的规定差别很大。
“有的公司可能在客户签约时支付一部分佣金，剩下的在签证获批后支付；但也有公司在签约时就一次性支付给员工。”
PAL律师事务所的律师Sean Dong则表示，这类纠纷的关键在于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
“佣金如何计算、何时支付完全取决于雇佣合同是否明确约定。如果雇主违约，员工可以依据合同维权。”
他补充说，这类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主要看合同细节。
回忆起最初签合同的情景，Emma满是懊悔。
“我当时太轻信她了，以为老板是个讲信用的人，就没有仔细研究合同。现在想想，真是被‘下套’了。”
她认为，合同中对KPI的计算方式应该更加详细明确。“如果当时在合同里写清楚业绩的认定标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让Emma心寒的不仅是被拖欠的佣金，还有自己对工作的付出与回报的不成正比。“我拼命加班，把公司当成自己的事业，结果到头来只拿了个底薪。”
“不要轻信老板的口头承诺，所有重要内容都要写进合同里。职场中，不管对方是华人还是其他族裔，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她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不要因为信任和轻信，忽略了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她感叹道：“这次教训真的太惨痛了，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