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世纪大科学家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的《星际信使》，这本书是伽利略于1610年3月13日出版的，是关于他早期的天文发现。这是17世纪的一项重要科学成就，也是那个时代“科学革命”的一部分。
2、在启蒙运动的谱系里，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提供基础，而宗教改革又为下一个世纪力图突破教会限制的科学发展做准备，而这接着又为启蒙的“哲学世纪”打下基础。
3、历史学家质疑17世纪是否真的形成了“科学革命”，因为许多旧的思维方式和对基督教的信仰依然存在。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称牛顿是“最后一个魔法师”，指出牛顿的神学著述多于数学，并且对占星术和炼金术抱有带着迷信色彩的兴趣和爱好。
4、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在《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一书中指出，17世纪的伟大变革彻底改变了人们理解宇宙的方式，这种改变的程度在20世纪电脑技术出现之前是无法比拟的。
5、在这一时期，伽利略的《星际信使》是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它报告了伽利略1609年通过望远镜对月球、木星的卫星以及银河的观测结果，这些观察在当时是革命性的。除了科学描述，伽利略还展示了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及科学如何受制于权力体制，揭示了知识人在不自由环境下的困境。
6、伽利略并非望远镜的发明者，但他是首位利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的人。1608年，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利伯希偶然发现将凸透镜和凹透镜组合可以放大远处的物体。伽利略得知这一新发明后，立即想到用其观测夜空，并研制出能放大20倍的折射望远镜。1609年，伽利略使用自制的望远镜开始观测宇宙，开创了天文观测的新纪元。
7、望远镜的发明不仅使人类能够观察遥远的世界，还促使知识从神话和想象转向经验科学，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开始。这一工具的出现，象征着人类通过创造工具不断超越自身局限，推动了科学和知识的进步。
8、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对月球和恒星进行了详细观察。对于月球，他发现月球表面并非神话中的景象，而是一个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他观察到月球表面的明暗界线，推断出较暗区域为平坦低洼地，较亮区域为粗糙山脉，并估算出月球山脉的高度至少四英里，这一估计相当准确。
9、对于恒星，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比肉眼多至少10倍的恒星。例如，在观察猎户座和昴宿星团时，他发现了许多新恒星。通过望远镜，他能在金牛座看到35颗星，是肉眼观察到的6倍；在猎户座，他能看到80颗恒星，是先前观察到的9倍。这些观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10、在伽利略的《星际信使》中，他比较了使用和不使用望远镜观察恒星的结果，发现肉眼只能看到朦胧的恒星，实际上是许多小星星组成的星群。他推断星云和银河是由无数星群聚集而成的恒星集团。伽利略的著作不仅展示了科学发现，也反映了17世纪科学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
11、与牛顿相比，伽利略的科学贡献虽未必更大，但他的遭遇更明显地展示了科学受制于政治的现实，以及科学背后的人心。科学往往无法摆脱政治权力的限制，政治的限制也影响了科学家的人格，伽利略的屈从就是一个例子。
12、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徐遐生在《星际信使》中文版序言中赞扬伽利略为高等教育增添了科学的光彩。他指出，伽利略在科学上实现了实验与理论的适当平衡，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徐遐生认为，没有对实用与抽象知识的鉴赏力，现代科学不可能产生。
13、徐遐生提到，古希腊时期对理论与抽象能力的欣赏达到顶峰，而古代中国则重视实际应用带来的经济利益，但这两个文明都未能发展出物理科学，因为它们未能同时重视科学冒险所需的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
14、伽利略的《星际信使》展示了伽利略作为一位可亲近的、有公共意识的科学家，他不仅从事科学研究，还致力于传播科学发现。然而，这本书也揭示了伽利略在与天主教会权力体制的冲突中，其高尚的人格特征变得模糊，屈服和懦弱开始显现。
15、伽利略虽然受到教会迫害，但通过《星际信使》可以看出，他并非简单的“知识殉道者”，而是一个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善于讨好权力并与之妥协的“聪明人”。这种妥协是为了应对权力对知识的审查，虽然是一种自我防卫策略，但也付出了道德和人性代价。
16、伽利略因此成为“不自由的知识人”的象征，展示了在强制性权力控制下知识人和知识的普遍处境。他不仅是科学家，更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复杂、多面、矛盾的人物，展现了作为社会和政治中人的全面投入和鲜明个性，与科学教育中脸谱化的“科学家”形象截然不同。
17、《星际信使》不仅揭示了自然世界的微妙运作，也展现了科学背后的人类心灵。伽利略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制作了当时最精细的望远镜，还是一位深思熟虑的理论家，能够从观察到的现象中大胆地推导出基本原理。他是一位杰出的观测者和实验家，对新仪器和重大发现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18、伽利略还是一位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的叙述技巧不仅说服了读者，还预先回答了可能的哲学和宗教质疑。他通过地球表面的现象来模拟月球的地形，使读者能够理解月球的地貌特征，从而认识到月球与地球一样，是一个自然世界，其风貌随时间变化。
19、伽利略为了获得美第奇家族的赞助，将他的科学发现《星际信使》献给该家族，并以美第奇家族的名字命名木星的四颗卫星。这种行为反映了科学家为了名利和赞助而向权贵妥协的现象，从伽利略时代至今变化不大。
20、尽管美第奇家族是历史上较为开明的统治者，但科学和政治的分离仍是一个未实现的理想。科学技术的应用虽然能造福人类，但也必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科学家们必须在社会和政治的框架内活动，与权力和制度限制周旋。
21、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说与教会发生冲突。尽管他的观察支持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观点，这与当时教会基于《圣经》解释的宇宙观相冲突。尽管一些教会天文学家也证实了伽利略的发现，但教会权威如枢机主教罗伯特·贝拉明认为科学发现不应动摇教会权威，强调科学应“讲政治”。
22、1633年，伽利略被迫放弃日心说，接受教会的地心说观点，以避免被判处异教徒的死刑。尽管有传言称他在放弃后仍坚持“地球还是在动”，但这一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伽利略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余生，成为科学史上著名的受害者。
